在中國錢幣博物館的辦公室，中國錢幣協會副秘書長王永生向記者展示了一張元朝錢幣的照片。錢幣正面書有四字楷書“至元通寶”，背面卻同時印有八思巴蒙文、畏兀兒文、西夏文三種民族文字。“元朝處于一個民族大融合，文化大交流的時期。錢幣既要照顧不同民族文字的‘多元’，也要遵守圓形方孔的‘一體’。”王永生說。

　　在王永生眼中，這樣一枚小小的圓形方孔錢，很可能隱藏著一段民族交融的歷史。漢代五銖錢鑄于中原，卻在張騫出使西域后遠走邊疆，在維吾爾族世代居住的新疆和田大量出土；契丹人、黨項人最初的貿易形式都是以物易物，不使用錢幣，但都在北宋的影響下改用錢幣交易……

　　遼西夏金元清，這些原本不使用錢幣的少數民族政權，為什么都要在入主中原后開始鑄造圓形方孔錢？“努爾哈赤建立后金政權后，特意選擇‘天命’為年號，鑄造印有滿漢兩種文字的‘天命通寶’，以此說明其政權的合法性，表示他認同華夏文明，”王永生說，“自秦創立‘圓形方孔’的錢幣形制后，錢幣就成為了一種中華正統身份的象征，見證了‘多元一體’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構筑軌跡。”

　　王永生在“錢眼”里的這一連串發現，呈現出中華民族交融過程的一隅。此外，他基于對錢幣與歷史的“跨界”研究，先后編寫了《錢幣上的中國史》《三千年來誰鑄幣》《中國貨幣史話》《錢幣與西域歷史研究》《新疆歷史貨幣》等學術專著。然而，長期以來，錢幣研究與民族史還是兩個涇渭分明的研究領域。“研究錢幣的人，往往側重辨別真偽，或是將錢幣的發展和政治經濟結合起來。研究民族史的人也很多，但錢幣很少出現在他們的視線內。”王永生說。

　　談及將錢幣與民族聯系起來的契機，王永生將視線微微抬起，看向了他生活與成長的地方——新疆的方向。“我父輩支邊到新疆，我是在伊犁長大的漢族人。村里三百多戶人家，漢族連十戶都不到。我當時就想，周圍這些維吾爾族人的生活習慣，他們的長相和服飾，為什么跟漢族不一樣？”王永生說。

　　成長于多民族社區的經歷，讓王永生產生了對維吾爾族的濃厚興趣。他早早地開始翻閱書籍，了解新疆民族歷史，并在大學期間系統學習了維吾爾語。王永生大學畢業后，憑借自己對新疆歷史和維吾爾語的了解，參與編寫《新疆錢幣》一書。從公元一世紀的“漢佉二體錢”，到1951年發行的背印維吾爾文的人民幣，該書囊括了兩千多年間新疆地區歷史上鑄造或流通的貨幣，也讓王永生打開了通往貨幣世界的大門。

　　1989年，費孝通先生提出“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王永生意識到，自己正研究的貨幣，剛好能清晰地體現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特點。農耕文化所產生的布幣，漁獵文化所產生的刀幣，楚地文化產生的蟻鼻錢，本來如滿天星斗般遍布中華各地。秦統一后，確定“圓形方孔”為錢幣標準，被后世王朝沿襲使用了兩千多年。“古代錢幣作為國家主權的象征，最直接地體現出了統治者的意志，是各少數民族認同華夏文化、自視為正統的一個重要象征。”王永生說。

　　不僅如此，不同于書法繪畫、桌椅碗碟等文物，錢幣的流通范圍覆蓋了歷代王朝的疆域，見證了更廣泛的歷史。上到王侯將相，下到普通百姓，只要是參與到社會經濟活動當中，就離不開使用錢幣。“有錢的人用瓷器、沒錢的人只能用陶器，貴族穿絲綢，老百姓只能穿麻布。但錢幣不一樣，它真真切切地參與到了所有人的社會生活中。”王永生說。

　　時至今日，見證過民族融合的“圓形方孔”錢成為了歷史遺物，但早期的人民幣設計中仍然包含著民族團結的主題。第一套人民幣加印了少數民族文字版；第二套5元券正面選用了“各族人民大團結”的情景；第三套10元券在左上角印有蒙古族、藏族、維吾爾族、壯族等四種少數民族文字。“新中國成立后倡導各民族‘平等、團結、互助’，這種關系就體現在了人民幣上。”王永生說。(完)

　　(《中國新聞》報記者李騰飛 作者任德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