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馮新平

　　一天早晨，格里高爾·薩姆從不安的睡夢中醒來，發現自己躺在床上變成了一只巨大的甲殼蟲。

　　這是卡夫卡《變形記》中的第一句話。某種意義上說，這句話劃分了一個時代，它象征著人類的一種自我狀況：不再是美妙的萬物靈長，而是成了丑陋的甲殼蟲。人類創造著一切，卻也失落了自己。非人化的事實是可怕的，非人化的狂熱更為可怕，但最為可怕的是人們常常意識不到自己的非人化。變形的格里高爾無疑是痛苦的，但他至少有幸發現了變形，而嫌棄他的親人們未必想過自己是否也和他一樣變形。如此狀況猶如尤內斯庫《犀牛》中的情形：在非人化的狂熱之下，鎮上的人們接二連三地變成了犀牛。這部戲劇幾乎就是《變形記》的舞臺版，區別在于變形不是孤獨的個人行為，而是群眾共同制造的恐怖。

　　最后，除了主人公貝朗熱，其他人全都變形為犀牛。在這個堅持不變形的人看來，那些犀牛當然是非人化了，但在犀牛們眼中情況剛好相反，它們會把這個沒有變形的人看作異端，而絕不會意識到自己已經變形的事實。毋庸置疑，變成甲殼蟲是不正常的，但在一個異化世界里，唯有發現自己變形的人才是正常的。然而，生活的荒誕性恰恰在于，不是讓異化的人們變得正常，而是使非異化的格里高爾死了。變形雖然可以被發現，卻無法將其擺脫。

　　如果說《變形記》啟示人們覺醒，那么《犀牛》則呼喚人們反抗。這部具有濃郁社會性和政治性的戲劇，呈現了個人如何被語言、文化、墨守成規和哲學理想化的陳詞濫調和謊言所誘騙，而消除這些罪惡的唯一方法就是負責任地選擇過一種真實的生活。格里高爾將變形當做自己被消滅的理由，而尤內斯庫則將發現異化看成抗拒異化的開端。《犀牛》直指人的異化、存在的焦慮、生存的痛苦以及對死亡的恐懼，直指人在毫無意義的宇宙中對意義的不斷渴望，并最終在深淵中找到自我。它戲劇性地表現了主人公貝朗熱的彷徨無措，他是一個被夾在兩個虛假世界——小資產階級的世界和犀牛輕率而躁動的世界——之間的普通人。

　　《犀牛》是對納粹國家的壓迫和恐怖的抨擊，是關于“墨守成規”的“普遍寓言”。尤內斯庫認為自己有責任揭露這種使個人淪為奴隸的可怕制度的瘋狂之處。他熟悉這樣的情況：朋友們突然變成了骯臟的野獸，沒有頭腦，被口號控制。當此時期，人的價值在下降，動物本能占據了主導地位。因此，“犀牛”被用來描述“集體異化的過程”。誠如尤內斯庫所言：“人們允許自己突然受到一種新宗教、一種教義、一種狂熱的控制……在這樣的時刻，我們目睹了一種真正的精神突變。我不知道你是否站在他們身邊，你會有一種面對怪物的感覺，比如犀牛。他們既坦率，又兇殘，他們會憑良心殺了你。”

　　貝朗熱是孤獨和孤立的象征，承擔著人類的全部責任。他不像朋友們那樣聰明、有才華、彬彬有禮，但他能感覺到存在的荒謬。他意識到完全的絕望是對屈服的一種痛苦抗議。他不想像其他人一樣隨波逐流。他堅持到最后的姿態，表現出他的道德感、個性和人性，而鎮上的其他居民卻逐漸變成了犀牛。個性是全劇最重要的主題，它衍生了反犀牛的中心隱喻。尤內斯庫描述了資產階級的思想是如何依賴理性和“邏輯必然性”來為任何可能出現的現象提供理由的。

　　第一幕中邏輯學家和老先生圍繞邏輯展開了對話，前者提出了一種偽知識的方法來解決每一個問題，這是現代社會的弊病之一，因為它往往會忽視現實和情感表達的自發性。當邏輯學家證明蘇格拉底是一只貓時，他說明了理性的斷裂與荒謬。“所有的貓都會死。蘇格拉底死了。因此蘇格拉底是一只貓。”隨著犀牛的出現，鎮上的人們起初感到震驚，但很快就卷入了關于犀牛是長著一只角還是兩只角的無關緊要的辯論中。人們沒有對混亂、無序和暴力采取負責任的行動，而是利用邏輯和理性來掩蓋現實的非邏輯本質。《犀牛》的另一個主題是人被自己的智慧背叛。每當他試圖利用這種幻覺為不合理的事情辯護時，他就會被邏輯錯覺背叛。完全依賴權威的現代人失去了個性意識和個人思維，從而放棄自身的責任，將社會秩序的力量視為唯一的希望，認為其將代替他接受負擔，并作為對自由的回報，給予正義、秩序和寧靜。

　　貝朗熱是劇中唯一一個因為積極接受非理性而愿意探索自由可能性的角色，并因此從掌控其他人的命運中獲救。事實上，真正的危險不在于機器的自動化，而在于激情、欲望和邪惡本能的自動化，這在納粹主義的意識形態中有著淋漓盡致的反映。最后一幕中，貝朗熱和杜達爾關于邪惡和正義的對話表明，后者是下一個放棄人性和個性的人。杜達爾宣稱，他加入犀牛群只是為了了解它們的大腦是如何工作的：“我將保持頭腦清醒。”通過這種方式，他為自己與動物合二為一的決定找到了理由，而他的離開使貝朗熱及其女友戴琪成為犀牛群中僅存的人類。墨守成規的大眾對異化的恐懼是次要的。除貝朗熱外，參與變形的人物都有自己的原因和傾向。這樣的瘋狂和無法理喻在于，你分不清是人把自己變成了犀牛，還是犀牛經由變形，謀殺了人類。

　　通過展示“成為犀牛”的吸引力來證明人類盲從的傾向，尤內斯庫闡釋了荒謬和危險的程度，而通過貝朗熱和戴琪的關系，尤內斯庫呈現出的則是現代社會中愛情關系的失敗。起初，他們想要通過彼此相愛來分擔孤獨，但很快戴琪就變得虛弱，缺乏耐力和自信，從而導致了她的不抵抗態度。

　　尤內斯庫以塑造貝朗熱的方式提出了鮮明的存在主義主題，即人通過抵制墨守成規的誘惑，通過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可以在這個孤立而無意義的世界中賦予自己存在的意義：“那就拉倒吧！我要面對整個世界自我防衛！我的卡賓槍，我的卡賓槍！面對全世界，我要自我防衛，面對全世界，我要自我防衛！我是最后的一個人，我要做人做到底！我不投降！”

　　貝朗熱決心把人類的全部責任扛在肩上。他的勇氣給人類的生存帶來了一線希望。尤內斯庫的荒謬辯證法歸結為兩個命題：他對人類的責任與他對自己本性的責任是一樣的。因為背叛自己在某種程度上就是背叛他人，而背叛他人在某種程度上就是背叛自己。只有通過尋求獨立思考和個性化的自由表達，甚至是與絕望和死亡的斗爭，社會才能有望消除荒謬生活的受害者。就此而言，尤內斯庫與加繆很接近。（作者為文藝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