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梅　生

　　張律導演、編劇的電影新作《白塔之光》近期公映。雖然票房較為慘淡，但品質極佳。該片屬于典型的張律式漫游電影，只不過漫游的地理空間，由他以往作品中的中國、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的諸多城市，縮小至首都北京與北戴河兩地。

　　但他以前電影中“三人行”的情感糾葛，由主人公的出身、成長、家庭、性情決定的故鄉(xiāng)和他鄉(xiāng)、身份和認同、現(xiàn)實和夢幻、歷史和記憶等議題，以及由歷史、遺跡、建筑、詩歌、舞蹈、音樂等聯(lián)合營造的獨特韻味，在新作里均有保留。

　　同時，由于《白塔之光》與張律去年公映的《漫長的告白》，在人物設置或細節(jié)層面，有不少重合之處：譬如都由辛柏青飾演北京中年男性，都有誕生于“學堂樂歌”時期、疑為李叔同填詞的《秋柳》的吟唱，都讓白塔寺附近的北京大學人民醫(yī)院入畫等。兩部影片構成的互文關系更為強烈，并折射出張律作為“作者導演”，已然進入全新的創(chuàng)作階段。

　　不為觀眾熟知的“作者導演”

　　1962年出生的張律的電影創(chuàng)作，由他青少年時期的成長經驗，以及其后的讀書、工作和生活經歷共同造就。

　　他在吉林延邊某個緊挨中朝邊境的村莊出生，是一名中國朝鮮族人。從延邊大學中國文學系畢業(yè)之后，他心懷“文學青年”的夢想來到北京從事寫作工作。但在北京待了一二十年，并沒寫出什么名堂。在韓國電影大師兼作家李滄東等友人的鼓勵之下（他與李滄東的友情在《白塔之光》中可以窺見，酒館的小黑板上，赫然寫著“今日放映/李滄東/《燃燒》”），他效仿李滄東“棄文從影”，踏上電影之路。后來他又應韓國延世大學的邀請，來到首爾講授電影創(chuàng)作。在韓國的十年間，他在教書之余，拍出了多部代表作。

　　這些可遇不可求的豐富經歷，讓張律的電影與一些亞洲名導的影片相比，呈現(xiàn)出別致的氣質。阿巴斯、李滄東、賈樟柯等導演主要在各自的祖國使用母語拍片，張律的電影在語言層面，則是漢語、韓語、日語、英語等的交織。同時，他的作品里又有世界各地尤其東亞國家的歌謠、繪畫、詩歌、小說等為代表的文化藝術的融合。這些特質，決定了張律的電影缺乏在地屬性，漫游色彩濃烈。

　　漫游特色讓張律本人及其作品，獲得過戛納電影節(jié)、柏林國際電影節(jié)、洛迦諾國際電影節(jié)、釜山國際電影節(jié)、亞洲電影大獎、韓國百想藝術大賞等的獎項或提名的肯定。可是他的電影由于情節(jié)散淡、節(jié)奏緩慢，追求戲劇化故事、刺激性視聽的觀眾，很難從中得到享受。

　　大概正因如此，張律從韓國回到中國拍攝電影之時，幾乎不為中國影人與觀眾所知。但他在國內以“電影新人”的身份交出的答卷《漫長的告白》，驚艷了諸多文藝片受眾，并在去年獲得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編劇的提名。新作《白塔之光》，今年除得到柏林國際電影節(jié)金熊獎、北京國際電影節(jié)最佳影片獎的提名肯定之外，還斬獲北影節(jié)最佳編劇獎。而演完立春又演谷文通的辛柏青，憑借在這兩部電影中的精彩表現(xiàn)，分別摘得金雞獎最佳男配角、北影節(jié)天壇獎最佳男主角獎項。

　　區(qū)別明顯的三個創(chuàng)作階段

　　劃分張律的電影創(chuàng)作，有三個區(qū)別明顯的階段。

　　他早期的短片處女作《11歲》、長片《豆?jié)M江》《芒種》等作品，勾畫出導演本人的童年孤獨。張律小時候在延邊村落生活時，由于自己的外婆來自韓國，而村里的絕大多數(shù)朝鮮族小伙伴，屬于朝鮮移民的后代，因此，經常被他們排擠欺負。地理及心理方面的兩重邊緣，令他從小就對自己的身份非常敏感；亦導致他人到中年拍攝電影時，首先把童年感受投射到鏡頭里的角色身上。

　　《11歲》以一個在邊陲之地來回滾動的足球為道具，道出一群男孩將一個男孩孤立的過程；《豆?jié)M江》中的朝鮮少年鄭真，在位于邊境附近的中國村莊，雖然與在這里生活的昌浩成了朋友，但并不被昌浩此前的伙伴善待——這名伙伴向邊境警察的告發(fā)行為，切斷了鄭真在此重啟人生的可能性；《芒種》中的朝鮮族小男孩，跟隨母親從故鄉(xiāng)來到北方一座破舊小城定居之后，雖然偶爾會與當?shù)氐暮⒆右坏劳嫠＃y以和他們打成一片，多數(shù)時候形單影只。

　　張律后來在韓國拍攝的《詠鵝》《福岡》《春夢》等電影，主角由此前的青少年，換成了中青年，并將他們借助曖昧情愫展開的漫游，從具體的地理空間，擴展至抽象的歷史記憶。在地理空間中漫步是正在進行時，常常由身在異地的人物，在公共或私人場所的行動帶出；在歷史記憶中游走則是過去完成時，屢屢用在人物的腦海里揮之不去的集體或個體記憶，勾連精神原鄉(xiāng)。

　　《慶州》里的韓國人崔賢，由于在北京大學從事東亞歷史和局勢的研究工作，能講一口流利的中文，并對豐子愷的詩畫頗有研究。他回到首爾參加完好友的葬禮，又來到曾與好友一同游玩的慶州，試圖尋回頭腦中的私人記憶。他與慶州當?shù)匾患也桊^的老板娘不期而遇之后，因為與她互生好感，被動卷入了老板娘與男友的生活。而結束韓國旅行之前，他給中國妻子打去電話。

　　《詠鵝》里亦是韓國人的允英，盡管沒有去過中國，但鑒于曾在漢語培訓機構學習兩年，能夠使用中文與中國人對話，也像中國人般，可以背出駱賓王的短詩《詠鵝》。在暗戀許久的頌賢離婚之后，他陪她來到群山散心，并與一家民宿的男主人及其患有自閉癥的女兒，展開一段同一屋檐下的生活，四人發(fā)展出復雜的情感關系。在此過程中，被韓國人視為“國民詩人”的尹東柱，作為歷史與文化的符號被不斷提及。這位詩人和張律一樣，是在中國延邊出生的朝鮮族人，二戰(zhàn)時期死在了日本福岡的監(jiān)獄。

　　張律回到中國后迎來的第三個創(chuàng)作階段，故事依然圍繞兩性之間的多角戀情展開。不過男主角的年齡進一步老去，狀態(tài)被歲月影響的痕跡也很明顯，女主角或者正值青春，或者容顏不隨年齡更改。穿插在愛情故事中的記憶，則變得更加私人化。

　　《漫長的告白》講述性情不同又很少聯(lián)絡的親兄弟立春和立冬，人到中年之際，結伴從北京來到環(huán)境清幽的日本水城柳川，與兩人少年時代共同喜愛的美好女子柳川重聚。兩男一女多年前的情感牽扯、現(xiàn)在欲說還休的關系逐漸顯現(xiàn)。

　　《白塔之光》則借與“無影塔”白塔有關的空間，娓娓道來在空間內外生出的情感。以前是詩人、現(xiàn)在寫美食公號的谷文通，與合作的年輕攝影師歐陽文慧的交往，既像搭檔、朋友，又似父女、戀人。兩人在渾圓聳立的白色高大建筑周邊的胡同，胡同深處鹵煮店、咖啡館，以及與白塔的距離或近或遠的五四大街、跳海酒吧、魯迅紀念館、電影資料館、北戴河游走或駐足，借助彼此尋找情感的影子，以期得到精神慰藉，將往事釋懷，與生活達成和解。

　　趨于溫和的導演心態(tài)

　　《白塔之光》呈現(xiàn)的情感故事不乏感傷但并無沉重，或許是因張律處理與國家歷史、種族身份等有關的元素的視角，發(fā)生了變化。這些元素在《豆?jié)M江》《芒種》《詠鵝》等中，像枷鎖般將邊緣人物套住。但在這部新作里，其只是過往存在的證明，是人物懷舊的載體。

　　身為蒙古族人的咖啡館女主理人南吉，講述她的祖先曾參與白塔的建造時，口吻輕描淡寫；白塔、城墻、胡同等舊而不破，與望京、酒吧、影院等一道支撐北京當下的生活；由田壯壯飾演的父親谷運來，多年前因為“犯下”已無從考證的猥褻罪被母親掃地出門，獨自來到北戴河生活，他將自己年輕時迷戀的偶像上官云珠的靚照貼在陋室的墻上，并會經常重溫她主演的電影，指向他想讓過去的美好長存心間。

　　張律看待人生的目光，在《白塔之光》中也變得溫和。他過去常用突發(fā)性的死亡，比如《豆?jié)M江》中的兒童自殺、《詠鵝》中民宿主人講述的妻子死于車禍，道出生命無常的同時，折射出社會環(huán)境的不良。而《白塔之光》開場谷文通與姐姐、姐夫、女兒平靜給母親掃墓的畫面，說出死亡只是生活的常態(tài)。谷運來也許犯下了錯誤，導致妻子與兒女像越飛越高的風箏般離他越來越遠，但他作為丈夫與父親，始終沒有扯斷手中的線，每年都會騎著自行車從北戴河來到北京，遠遠地看家人幾眼。

　　創(chuàng)作者創(chuàng)作心態(tài)的改變，自然影響著所創(chuàng)造的人物的步調。谷文通雖然沒能像北島、顧城、食指等詩人一樣，留下供后來人傳誦的詩作，但作為一名身上帶有知識分子色彩的北京中年男性，一直踩著“從前慢”的節(jié)奏過日子，他客客氣氣地與人相處，對于轉型做美食寫手這件事，雖說心有不甘，但也沒有怨天尤人，并保持著讀書的習慣。

　　父親“犯罪”、妻子出軌等事，或許導致了谷文通活得有些隨意，但他并沒有逃避生活的責任，他把被前妻丟下的女兒交給姐姐、姐夫來養(yǎng)，讓她心理上有個完整的家，并會經常去看女兒，對她非常疼愛。同時，他沒有失去善良，除了緩收租他房子的北漂男孩暫時交不上的房租，還給男孩送來食用油，為這個年輕人打氣。面對5歲被人從北戴河帶到廣東收養(yǎng)、始終有著“孤兒”心理的歐陽文慧（谷文通5歲那年，父親去了北戴河），他也沒有想過要“老牛吃嫩草”，而是嘗試用自己的閱歷與溫情，給她一些安慰。

　　生活的底色或許如《秋柳》所唱，“堤邊柳，到秋天，葉亂飄，葉落盡，只剩得，細枝條……想當日，綠茵茵，春光好，今日里，冷清清，秋色老……風凄凄，雨凄凄，君不見，眼前景，已全非……一思量，一回首，不勝悲”，但獨品中年況味的谷文通，通過去北戴河看父親放風箏、與父親跳交際舞、去醫(yī)院探望病重的前妻、同歐陽文慧喝酒談心、和女兒一起讀詩、接受北漂男孩的擁抱、欣賞廢墟中的小花等方式，打開了郁積在心中多年的癥結，邁向未來的腳步亦多了些力道。（梅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