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篇1980年前后發表于《細胞》《自然》等雜志的重大發現，20年后僅1項有臨床價值。”中國科學院院士、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院長樊嘉在近日召開的中國整合生物樣本學大會上說，美國的這組統計數字顯示從實驗室到臨床的傳統轉化模式效率低、時間長。

高質量論文僅有不足百分之一臨床轉化，這樣的窘境有望通過樣本庫的有效利用破解，擁有最多的患者群體和最復雜的疾病譜的中國樣本庫被寄予厚望。如何在豐富的臨床資源中建立能產生“研究價值”的樣本庫，成為學界關注焦點。

“以前有些專家教授買幾個冰箱、存了點樣本就說自己建了一個樣本庫。”中國工程院院士、南開大學校長曹雪濤說，“用的時候卻發現是一個‘廢庫’、一個‘死庫’、一個沒有標準的庫，很難讓國際同行承認其具有充足價值。”

上海分子醫學工程技術研究中心主任郜恒駿對“死庫”也不陌生，他描述道：“整潔白凈的超低溫冰箱、配上大小顏色各異的鎖頭，這些鎖的鑰匙在醫院的各科室主任手里，使用里面的樣本必須主任首肯。”

行政割裂成為“死庫”難以活起來的主要原因。“和醫院關系好，就能在臨床研究的時候借用樣本庫中的樣本。”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人員說，他們的一項研究需要500例實驗組、800例對照組，需要多家樣本庫的支持，這就要和各家醫院分別商談。

當下，樣本庫的所有使用權掌握在各家醫院手中，而不同醫院并沒有共享樣本庫的主動性和驅動力，除非是在合作研究項目中互換。

顯而易見，“割據”難以形成大數據分析所需要的數據量，更會使樣本庫整體的發展落于人后。“樣本管理、設備更新等各方面工作均跟不上國際發展。”郜恒駿說，例如，國際上已經在使用全自動的存儲系統，全部取樣過程在深低溫下進行，而我國絕大多數樣本庫仍是人工取樣。“反復凍融對生物樣本的損傷很大，一些腦組織蛋白，在凍融后可能損失殆盡，將直接影響醫學研究結果。”

為此，統一的標準正在形成中，全國生物樣本標準化技術委員會自2015年6月成立以來，已上報生物樣本庫的國家標準約30項，立項4項，并形成了送審稿。上海、深圳等地標準已經發布，但并非強制性標準。

2016年前后，在政府部門的支持下，生物芯片上海國家工程研究中心牽頭成立了上海張江生物銀行，定位為集約化的第三方存儲中心，擁有1000萬份生物樣本的儲存能力。2017年10月該銀行正式啟動，儲存了50萬份各種類型的樣本。

“標準化、集約化、共享化”，在郜恒駿看來，生物銀行是樣本庫問題得以解決的好路徑：樣本經過嚴格檢驗進入“銀行”、存儲系統是全自動化的最先進設備、還有專門的人員維護和技術支持。“建設和維護成本僅為獨立所有的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郜恒駿說，英國等國已有成功先例。

這個解決之道，卻沒有被熱捧。截至目前，已有兩家醫院開放了自己的樣本“地盤”，進入銀行。部分醫院還在觀望。“上海張江生物銀行是一個備選，我們正在考慮。”在被記者問到是否將樣本放入張江生物銀行時，上海交通大學新華醫院的一位教授這樣回應。

甚至更多的醫院還在建設樣本庫。“因為現在申請科研項目要有臨床研究部分，需要這方面的資質，所以我們最近承接了很多醫院的建設項目。”一位企業銷售人員表示。

郜恒駿認為這樣的重復建設并不必要，發揮樣本最大價值的樣本庫架構應該是國家層面建總行，華中、華南、華北等區域以龍頭醫院為依托建分行，并在此基礎上探索合法合規的商業模式。

然而當下的機制體制中，商業化發展模式似乎步履維艱。“中美是有差別的，美國以生物制藥公司為主導，他們是商業化的，注重利用；而中國以醫院為主導，他們更多是想‘存起來再說’。”上海交通大學新華醫院王偉業一語中的。

中國特色的生物樣本庫價值化之路，仍需要更多的探索，行業協會組織中國醫藥生物技術協會組織生物樣本庫分會十年一劍，仍在推進。“中國生物樣本庫怎么做才是最好的？”郜恒駿這位有30年經驗的樣本庫組織者、活動家表示，這個問號在他心中仍未被拉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