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暉（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在當代紀實文學創作中，有關中國航天事業的書寫是其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已經成為當代中國紀實文學敘事的一個傳統。崔吉俊的《天路飛舟》（浙江教育出版社2023年11月出版，列入中國作協重點作品扶持項目）為這樣一個傳統增添了新的亮色。

　　這部50萬言的作品，全景敘寫的是中國載人航天“神舟一號”至“神舟十號”發射的全過程，從一個特殊角度展現了中國載人航天工程20余年的高速發展歷程，為“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斗、特別能攻關、特別能奉獻”的載人航天精神提供鮮活的形象詮釋。

　　在我有限的視域當中，一般航天題材報告文學的創作者基本為專業作家。這部作品的作者崔吉俊則完全是個例外。他的職業并非作家，而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航天人，擔任過酒泉衛星發射中心主任、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發射場系統總指揮、“夸父一號”先進天基太陽天文臺衛星工程總設計師，參與組織、指揮“神舟一號”至“神舟十號”發射任務的全過程。這部作品是其親身所見所聞所感所記，是名副其實的“中國載人航天發射親歷記”。

　　《天路飛舟》對于載人航天飛船發射過程的敘述簡潔生動，細節場面描述真實。作品較為詳實地敘寫了黨和國家領導人對航天事業及飛船發射系統工程的關心支持，重點塑造參與載人航天發射工程的科技人員，特別是楊利偉、聶海勝、費俊龍、景海鵬、翟志剛、劉洋和王亞平等諸多令人耳熟能詳的航天員形象。這是當代中國航天科技事業的英雄譜系。作品對幾個標志中國航天科技水平的關鍵性飛船發射予以重點描繪，譬如載人首飛的“神舟五號”、雙人多天的“神舟六號”、出艙漫步的“神舟七號”、天宮對接的“神舟八號”、太空授課的“神舟十號”等，使人真切感受到中國航天事業發展的上升態勢和堅實步伐。而這一切的背后，是中國航天人“承受著常人難以承受的巨大壓力和挑戰”的責任感和使命擔當。正如作者寫道：“如果說從‘神舟一號’到‘神舟四號’的發射是向喜馬拉雅山艱難攀登，那么，‘神舟五號’發射就是向極頂的最后沖刺。”作品秉承非虛構書寫的基本原則，既抒寫由“神舟一號”到“神舟十號”發射的卓越成就，也不避諱再現每一次發射過程中所遭遇到的種種困難和意外。譬如，第二章“‘神舟二號’：歷經坎坷，天路警鐘”寫到因一個操作差錯差一點使飛船發射任務毀于一旦的故事，第三章描述“神舟三號”發射過程的“大退大進”等。這么寫并不是為嘩眾取寵或博人眼球，而是力圖表現包括發射場域在內所有航天人肩負使命、攻堅克難的精神境界，表現“不見風雨，難見彩虹”的必勝信念，表現愛國敬業、無私奉獻的情懷與擔當。

　　在《天路飛舟》中，作者的身份決定著作品的親歷性和深度感。一方面，這種親歷性并非一般意義上的外在任務式采訪和田野調查，而是20余年融入其中的日常生活和生命體驗。因此，作品的真實性、現實性、情感性和現場感或許將超越同類題材的非虛構創作，這也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說：“書中故事都是我親身經歷的事件，應該是百分之百真實；即使是書中人物的對話也都盡量保留原汁原味，未加修飾，是從我的筆記本中摘錄出來的，讀者不必費心思揣摩其中的真偽。”作者深諳非虛構創作規范，既體現出作者寫作理念的純正，也在最大程度賦予作品作為載人航天發射“信史”的文獻性價值。而這一價值的凸顯，給予《天路飛舟》更為鮮明的個性與文本魅力。另一方面，與親歷性相關聯的是作品的深度感。這源于作者對載人航天發射全過程的熟悉與熟知，以及由此生發的文化反思與思辨。譬如，作者認為“發射任務結果圓滿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產品質量，而過程圓滿則更多靠的是發射場的組織和實施。”這實際上告訴我們，發射是否“圓滿”，取決于諸多條件，并非為單一要素所決定。在總結神舟飛船“十全十美”時，作者特別提出鑄就載人航天精神、打造航天文化的命題，將此歸結為“創新并逐漸完善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最新載人航天發射技術”“創新并豐富了載人航天發射質量文化”“創新并升華了團結協作文化”等多個富于深度的新思考。這既是從特定視角對中國載人航天事業的歷史回眸和現實聚焦，更是對其未來發展的前瞻性預測。深度感使作品并沒有僅僅止步于人物和事件的過程性描述，而是能夠穿透歷史時空的風云際會，發掘出深潛其中的現代民族國家發展的基本規律，以及文明交流互鑒、文化互動交融等深刻內涵。

　　聚焦神舟飛船的發射過程，是《天路飛舟》的特別之處。但作品并未囿于“發射”過程的描述，對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的導彈、“東方紅一號”衛星的研制和發射，20世紀90年代初制訂的“三步走”載人航天工程國家戰略計劃等也有再現，其意在于以飛船“發射”為敘述重心，展現中國載人航天事業更為寬廣的背景和恢宏的語境，以及來路、現狀與未來。為演繹這一縱橫捭闔、波瀾壯闊的航天偉業，《天路飛舟》以質樸的專業話語與靈動的文學話語緊密結合的敘述方式，描述眾多的人物和事件，定位準確而敘寫生動、激情洋溢又冷峻理性，呈現出別樣的風采。譬如，在描述“神舟五號”準時點火起飛時，作品寫道：“大漠上響起山呼海嘯般的轟鳴，火箭迎著滿天霞光，載著首飛航天員楊利偉，扶搖直上九霄。抬頭仰望，留在湛藍天空中的飛行軌跡恰似一個草書漢字‘龍’。‘中國龍’直沖云天。”這是嚴謹的寫實，也是浪漫的寫意。類似這樣的描述在作品里還有很多，既是對作品非虛構性的定格，更是以文學之美構筑文本的審美價值，使之意味深長。

　　《光明日報》（2024年03月13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