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札記】

　　作者：郭培貴（安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特聘教授、中國明史學會副會長）

　　在近代西方借鑒中國科舉制建立文官制度之前，科舉制是世界公認的先進選才制度。科舉制不僅對中國古代歷史的影響至為廣泛和深刻，人們往往把唐以后的古代社會稱為“科舉社會”，而且也是中國古代對世界產生廣泛影響的制度之一。科舉制與古代國家治理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其中的一些經驗與啟示，至今仍值得深入總結和借鑒。

　　其一，科舉選才的客觀公正性提升了古代國家政權的公信度。科舉選才與此前的察舉制等選官制度最大的不同，就是朝廷開科考試、士子自由報考、主要按考試成績決定取舍，特別是其通過日益完備的制度建設及切實執行，淡化了血緣和裙帶關系等的影響、保證了選才客觀公正的實現。如包含考生資格與報考、各種考試規則以及出卷、閱卷、錄取程序和防范與懲治作弊等在內的制度日趨嚴密。明代還創立了鄉、會試考官和考務官在考試前夕集體盟誓的制度，誓言若不秉公從事，則“甘當天譴”。這在當時社會普遍對“天”充滿敬畏的背景下，具有很強的心理約束力。另外，出于提高閱卷的公平度等考慮，從明朝開始，又要求所有考生在首場的經義考試中，都要按照統一的“八股”（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程序答題，考官則須依據“合乎程式、醇正典雅、明白通暢、溫柔敦厚”的統一標準對每份答卷寫出評語。盡管后來八股文由于過于程式化，束縛了思想的自由發展，但在當時仍具有保障公平的意義。萬歷四十年（1612年），明廷甚至規定將“落卷”發還考生，其底氣就源于考官評語的中肯與公允。

　　與此同時，科舉功名之間的關系也從唐朝的“平行多元”發展為宋元以后的“一體多層”，至明代最終形成了包括生員、監生、舉人、三甲進士、二甲進士、庶吉士和鼎甲進士（探花、榜眼、狀元）在內的從低到高寶塔形的功名體系，不僅提高了進士的選拔質量，而且很好地適應了客觀存在的人才多層化需要。科舉功名的不同層級與其初選官職不同層級的對應關系也在不斷加強，至明代，從監生到狀元都有了與之大致對應的初授官職范圍。因這些功名都是通過考試獲得的，這就顯著提高了其初次選官的公平度，從而得到了社會各階層的廣泛認可，由此提升了政府機構的代表性和公信度。

　　其二，科舉成為朝廷凝聚社會各階層的得力工具。其主要表現有三：首先是不斷擴大科舉報考者的范圍，一方面給社會上層的出類拔萃者通過科舉保持優勢地位提供了制度保障，另一方面也給包括社會底層在內的各階層民眾通過科舉實現社會地位的上升提供了希望和制度保障，從而滿足了社會各階層的需要，也持續擴大了科舉的影響力。其次是促成了積極的社會流動。如唐代元載、牛僧孺等庶族士子就是通過考中進士而官至宰相；宋代寒士通過科舉升至高層者更為常見，故有反映這一現實的“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詩句廣泛流傳。明代進士出身于“上三代純平民家庭”者，占了統計總數的43.34%，出身于上三代沒有擔任過“實職官”家庭的進士占了統計總數的58.65%。清代由科舉引起的社會流動雖有所放緩，但普通百姓和幾乎所有士子仍把科舉視為實現社會地位上升的最好和主要通道。甚至直到近代，這一觀念仍在社會上影響很廣，如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光緒十八年（1892年）中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另一著名教育家蔣夢麟在其自傳中也說：“我幼稚的心靈里，幻想著……功名步步高升，中了秀才再中了舉人，中了舉人再中進士。”再次，不斷完善對落第士子的優撫政策。宋代開始先后給予屢試不第而又年歲偏大的5萬多士子“特奏名進士、諸科”的功名，占了兩宋錄取進士、諸科總數的45%；明代是對落第士子實施優撫政策幅度空前之大的朝代，其錄取進士雖僅為24586人，但未考中進士的“舉人”開始成為僅次于進士的終身功名，具有連續參加會試和選官的資格，總數達8萬多人；且鄉試的應試和落第者——監生和生員也成為終身功名。以上制度皆被清朝繼承。通過妥善安置生員以上的科舉落第者，有效降低了落第者可能的消極情緒和行為，使其由科舉的失意者變為相應功名的享有者，把可能的消極因素甚至對立面變為朝廷的利益共同體，并由此催生出大量的科舉家族，為社會樹立了效仿對象。此外還形成一個遍及全國城鄉的縉紳階層，他們在連接朝廷和百姓、協助地方政權處理宗族和公益事務等方面發揮著積極作用。

　　其三，科舉成為選拔邊遠落后地區人才和促進這些地區文化發展、增強向心力的重要舉措。在激烈的科舉考試競爭中，邊遠落后地區的士子顯然處于劣勢地位。故自宋代開始，歷代王朝都在科舉錄取中對相對落后地區的士子給予適當照顧，如宋哲宗以后，會試“凡是北人（齊魯河朔五路士子）皆別考，然后取人南北始均”。元代實行四等人與區域配額相結合的取士制度，規定全國17個舉行鄉試的地區各按定額錄取考生，總額300人，其中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各75人，再赴會試錄取100人，四等人各占25人。明宣宗開始實行各直省鄉試按定額錄取、會試分卷區按比例錄取制度；清代又進而實行鄉、會試皆按直省定額錄取制度。而無論鄉試解額，還是會試定額，都體現了對邊遠落后地區的照顧。清政府在治理邊遠土司地區的過程中，也推行了科舉制。由此，不僅保證了對邊遠落后地區人才的選拔、促進了這些地區文化教育的發展，而且通過不斷將上層人士和知識分子吸納進官僚隊伍，顯著提升和加強了邊遠落后地區對中央的向心力，有利于鞏固和促進統一。

　　其四，科舉成為普及和傳承以儒學為主的中華傳統文化的有效手段，為形成科舉時代的社會主流價值觀、人生觀和社會共識提供了制度保證。科舉考試內容在唐五代和北宋前期盡管具有一定的多樣性，但皆屬以儒學為主的中華傳統文化，不同于后代者，是其詩賦考試在考試內容上占了相當重要的地位。為提高考生的儒學素養，北宋熙寧四年（1071年），王安石對科舉進行改革，變詩賦取士為經義、論、策取士，盡管此后仍有一定反復，但至元代，以經義、論、策取士就完全定型了。這不僅對培養和選拔“經世致用”的綜合性人才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對促進儒家文化傳播與普及具有重要意義。科舉制以考試內容為導向，把以儒學為主的主流文化持續不斷地輸送和普及到全國各地，促進了邊疆和僻遠地區的文化進步和社會發展，增強了文化認同。

　　其五，科舉不斷為文化、習俗以及經濟發展注入新內容。一是豐富了漢語詞匯。如人們熟知的“金榜題名”“蟾宮折桂”等皆指考中科舉或進士；“大魁天下”“獨占鰲頭”指中狀元，后泛指名列第一或居于首位；另外，“小題大做”“沆瀣一氣”“破天荒”“名落孫山”“五子登科”，甚至酒令中的“五魁首”等詞也都是科舉的產物。二是為文學作品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素材，如明末馮夢龍的“三言”、凌濛初的“二拍”，清代吳敬梓的《儒林外史》等文學作品都有大量描寫科舉的內容。三是唐宋以后的社會風俗廣泛滲透著科舉的影響，如促進社會形成普遍的向學風氣以及鼓勵孝行、獎勸善行等，又如“士人登第必展歡宴，謂之‘燒尾’”，再如許多地方為振興文運而修建“文峰塔”“文昌閣”和拜文昌帝君等，為彰顯功名榮耀而修建科舉牌坊和題名碑等。四是科舉推動了如造紙、圖書、交通、旅店等行業的發展，成為當時經濟形態及其運轉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當然，科舉制畢竟是農耕時代和君主專治社會的產物，也有諸多缺陷和不足，諸如考試公平與區域公平的矛盾，又如導致片面應試、舉業至上、做官第一等，再如八股取士后來日益僵化，留下了發人深省的教訓。特別是考試內容狹窄，不利于我國科學技術的發展。科舉考試內容始終局限在人文領域，宋元以后完全以經書義、策、論取士，這必然抑制自然科學的發展，甚至屬于中國傳統醫學的中醫，發展空間也日益狹窄，天文歷法也同樣如此，更談不上形成自然科學的學科體系；16世紀后，中國的科學技術和西方的差距越拉越大，就與科舉考試內容的狹窄尤其近千年一貫制有一定關系。這提醒后人，制度建設沒有一勞永逸的，必須不斷與時俱進、創新發展，才能不斷獲得生命力。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進入近代，科舉制廢止難以避免，然而清廷遽廢科舉而無相應的替代制度，造成統治和社會失序。清末內外危機日益深重，清廷希望通過興新學而富國強兵，遂遽廢科舉。因當時的改革者完全忽視了科舉不僅是選才制度，而且具有把中央與地方、君主與社會以及官僚、士紳、民眾、政治、教育、經濟、不同地區等各方面聯結起來的功能。其雖因考試內容陳舊而致所選人才不能適應富國強兵的需要，但其作為各方“聯結點”的功能并未完全失去，其選拔人才客觀公正的特點也大體得以維持。故隨著科舉的廢除，短期其他政策又未能有效接續，一定程度上導致人心的急速流失、政局的更加混亂和政權的加速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