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艾紅紅（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學院教授）

　　重視新聞宣傳的“筆桿子”工作是我們黨的寶貴經驗與優良傳統。毛澤東同志早在古田會議時就強調，“紅軍的宣傳工作是紅軍第一個重大的工作。若忽視了這個工作就是放棄了紅軍的主要任務”（《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六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743頁）。長征開始后，紅軍發揚這一傳統，用報刊宣傳凝聚黨心軍心，用板壁標語進行“擴紅”動員和抗敵斗爭宣傳，用海外辦報和刊文的方式向世界講述紅軍長征故事，駁斥國民黨媒體的造謠宣傳。這些新聞宣傳活動對鼓舞紅軍戰士士氣與斗志，贏得廣大群眾支持，取得長征勝利以及樹立中國共產黨的光輝形象，擴大國內外影響等發揮了重要作用。

　　　報刊宣傳為長征中的紅軍鼓舞士氣

　　《紅星》報是長征中堅持出版的唯一一份中央級報紙。自1934年10月20日起，《紅星》由鉛印改為手刻蠟版油印，并重新從“第一期”開始編號，在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中，共出長征專號28期（現存25期，其中號外1期）。1935年1月15日，《紅星》報恢復長征前的連續編號，出版“第68號”一期。同年8月，長征紅軍進入川陜甘地區，《紅星》結束使命正式停刊。

　　由于人手和物資的短缺，《紅星》的辦報條件十分艱苦，編輯部只有四五個人，報紙一度由鉛印改成手刻蠟版油印，報名也不像現在這樣嚴謹規范，而是有時用《紅星》，有時又名《紅星報》。捷報、擴大紅軍號召、英雄模范事跡宣傳及衛生常識是《紅星》長征專號的主要內容。《紅星》報通過簡短的消息和通訊，及時傳播了紅軍長征路上一個又一個喜訊；持續關注白區及國際社會的新聞，積極利用無線電臺抄收的新聞信息，將“蔣敵軍隊減員浩大”“日美沖突加劇”“共產國際第七次世界大會開幕”等國內外重要新聞傳遞到各支部隊，為當時與外界處于隔絕狀態的黨中央進行戰略決策提供了重要參考，自然也成了紅軍官兵的“一架大無線電臺”。

　　思想政治工作、作戰經驗介紹、群眾紀律及少數民族政策宣傳是《紅星》的常設欄目和內容。毛澤東同志等中央領導非常重視《紅星》對軍隊內部的思想引領工作。長征中油印的《紅星》報每期頭版都堅持刊發社論，這些傳遞黨的重要方針政策的社論，大部分由中央領導同志撰寫，其中周恩來同志寫得最多,陳云、朱德、彭德懷、聶榮臻、王稼祥、張聞天等同志也多次撰稿（《長征號角〈紅星報〉》，《新聞三昧》1996年第9期）。上述中央領導撰寫的社論與各項政策宣傳，如同“一個政治工作指導員”，在凝聚紅軍思想意志、指引前進方向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長征途中，紅軍總政治部的《前進報》、紅一軍團政治部的《戰士》報、紅二方面軍的《戰斗報》、紅四方面軍的《不勝不休》報以及中央軍委總衛生部的《健康》報等也曾想法設法編印出版。此外，紅軍戰士們還充分發揮聰明才智，長征途中使用過手抄在大樹葉上的“葉報”，傳遞戰斗捷報和黨委改組等重要信息；使用浸過桐油的木板，放進江水中順流而下的“水電報”，宣傳抗戰勝利的消息。

　　　標語口號向工農群眾播撒革命火種

　　利用通俗易懂的宣傳口號更易贏得民眾的信任與支持。早在考察湖南農民運動時，毛澤東同志就認識到，“很簡單的一些標語、圖畫和演講，使得農民如同每個都進過一下子政治學校一樣，收效非常之廣而速”（《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4冊，第129頁）。土地革命時期，紅軍已嫻熟使用各種標語宣傳進行民眾動員。長征開始前，1934年10月9日，紅軍總政治部下發的《關于準備長途行軍與戰斗的政治指令》中，專門提出“散發和張貼宣傳品和在墻報上多寫標語口號（居民的和告白軍士兵的）”指示要求。

　　在黨組織大力倡導下，長征中的紅軍迅速成立了“粉筆隊”“鏨刻隊”等宣傳隊伍，通過石刻、木刻、粉刷、手寫等多種手段，制作和書寫標語口號，朱德、董必武、陸定一、潘漢年等領導干部也親自動手書寫。紅軍標語形式多樣、題材豐富、簡明易懂、生動幽默，不僅見證了那段風雷激蕩的革命斗爭歷史，更蘊藏著中國共產黨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的深邃智慧。除了“打土豪，分田地”“斧頭劈開新世紀，鐮刀割斷舊乾坤”“拿下遵義”“突破烏江”等宣傳中國共產黨方針理念和行動目標的標語外，紅軍指戰員還創造了“彝民們團結起來，不還租，不交債！”“反對國民黨壓迫與屠殺苗瑤小民族!”等宣揚民族團結的口號，號召群眾團結抗戰。

　　長征路上，國民黨反動派四處散布紅軍是“共匪”，是“流寇”，甚至動用飛機散發傳單，稱紅軍打砸搶燒無惡不作。針對這一情況，我們黨的宣傳工作通過刷在墻上、刻在木板和石頭上的宣傳標語，并通過身體力行將黨的方針政策同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有機結合，這既是紅軍與村民交流最簡單而直觀的形式，也是黨和紅軍拉近軍民關系、傳播先進觀念的重要途徑，在扭轉不利局面、凝聚人心方面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國外辦刊向世界講好紅軍長征故事

　　國民黨不僅在國內制造恐慌，還充分利用新聞媒介在國際大造“赤匪流竄”，所到之處“劫掠裹挾甚眾”等輿論，歪曲長征意圖，抹黑紅軍形象。對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來說，對外宣傳長征真相也成為刻不容緩的任務。

　　長征時期，共產國際是中國共產黨在海外宣傳的重要陣地。但中央紅軍離開贛南時，原設在上海的秘密電臺被國民黨反動勢力破壞，中共與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系暫時中斷。戰略轉移中的中國工農紅軍很希望自己的情況能夠通過共產國際傳遞到世界，也急盼得到國際社會的支持。瀘定會議后，受黨中央委派，陳云同志到上海恢復被國民黨破壞的黨組織及與共產國際的聯系，幾經周折，于1935年9月抵達莫斯科。10月，他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會議上作報告，詳細匯報了中央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情況。幾個月后，他在這一報告的基礎上又增添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內容，以《英勇的西征》為題發表在共產國際的內部刊物上。1935年秋，陳云在莫斯科完成《隨軍西行見聞錄》，1936年3月在法國巴黎《全民月刊》上連載，并在莫斯科出版單行本。

　　《隨軍西行見聞錄》共4.5萬字，以被紅軍俘虜的國民黨軍醫“廉臣”的口吻寫就，描述了中央紅軍自江西出發直至勝利渡過瀘定橋為止，歷時8個月、途經6省、行程6000公里的傳奇經歷，是最早向世人介紹紅軍長征和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和紅軍領袖的紀實作品。該書借“廉臣”之口，描繪了其由剛被俘時對紅軍的不信任到長征路上對工農紅軍心生欽佩的心路歷程，并總結了紅軍能夠獲勝的原因：軍心團結、民眾支持以及中共領袖的杰出才能。《隨軍西行見聞錄》為世界打開了一扇走近中國共產黨、中國工農紅軍的窗口，給國民黨的新聞封鎖政策一記重創，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借力打力的精妙外宣策略。

　　“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我們黨一直非常重視宣傳思想工作，紅軍長征既是敵我雙方戰略、軍心軍力與武器的比拼，也是雙方對時局與民心把握能力的大考。長征時紅軍的“筆桿子”經受住了時間洗禮，取得了新聞宣傳工作的勝利，也對當下宣傳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和啟示。

　　首先，新聞宣傳工作要始終堅持黨的領導。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堅持黨性原則，最根本的是堅持黨對新聞輿論工作的領導”。長征過程中，在黨中央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直接領導下，《紅星》報始終堅持正確政治方向，站穩政治立場，堅定宣傳黨的路線政策和黨中央關于局勢的重要分析，在將黨中央意志轉換為全黨、全軍意志，凝聚廣大群眾意志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思想導向作用。堅持黨對新聞工作的領導，是長征中各類媒體導向正確的根本保證，也是黨的新聞事業服務于國家與民族復興大業的制度保障。

　　其次，新聞宣傳工作要站穩人民立場，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長征勝利須臾離不開工農群眾的支持。長征過程中，紅軍用旗幟鮮明的報刊文字與標語口號宣傳黨的主張，擴大了黨和紅軍的影響，鞏固了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使黨牢牢扎根在人民之中。長征的勝利，充分展示了中國共產黨性質和宗旨的力量，說明中國共產黨必須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緊緊依靠人民來克服困難，贏得勝利。在新時代，新聞工作者要繼續做好黨的輿論工作，營造良好的輿論環境，更應始終堅持以人民關切為關切，將其作為做好新聞宣傳工作的根本遵循。

　　最后，新聞宣傳工作既要堅守國內輿論陣地，又要在國際傳播中實現新作為。中國工農紅軍的偉大長征及其有效宣傳，打破了敵對勢力的國際封鎖。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長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擔當，新時代的對外宣傳工作也有新的職責使命，需要更大的擔當和作為。面對復雜的國際傳播形勢，中國媒體既要主動出擊，在國際舞臺上積極主動地闡釋中國道路，講好中國故事，又要敢于亮劍，堅定不移地同歪曲中國政策、抹黑中國形象的不實報道作斗爭，宣示我國政策和立場，發出響亮的中國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