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感覺田野是那么遙遠且陌生。但慶幸的是，當我真正深入田野后發現，原先的‘恐懼’都轉為熱愛。”

　　時隔一年，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政治學專業碩士研究生吳苑仍然記得初次調研中“田野”教給她的那些本領與感動。在《實踐感悟》里，她寫下：在田野里，我看到了鄉村的巨變，更看到了國家的身影。

　　“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在祖國大地上”，這是中國農村研究院（以下簡稱“中農院”）“田野思政”育人模式的真實寫照。在傳統理論教學之外，中農院將專業與思政結合，引導青年學子走進田間地頭，在田野調查中接受國情、民情和農情教育，體悟“中國之治”。

　　華中師大中農院名譽院長、資深教授徐勇介紹，“田野思政”育人模式的探索，打破了知識獲取“從書本到書本”的定式，學生們走出書齋、走出校門，切實觸摸到生活本身，真正實現學以致用、用以促學，“中農院致力于培養既能做學術、又具備強大社會服務能力、厚植家國情懷的復合型高水平拔尖人才”。

　　從書齋到田野，從問師到問民

　　從中農院的學生到成為這里的教授，走過近30年時光，劉金海老師無疑是這堂思政大課的親歷者和見證者。

　　他介紹，中農院師生通過田野調查做學問的方式，可以上溯到20世紀80年代。彼時，為了突破“對農民這個中國最大群體的研究無法在紙上進行”的困境，在“頂天立地，理論務農”理念的指導下，師生背上行囊，走進田間地頭，奔赴全國各地的村莊進行深入調查。

　　從走出書本、走出校園，到創辦調查研究基地班、開展中國農村深度調查，中農院覆蓋全國31個省份，建立起近300個長達10年以上的村莊駐村觀察點，平均每個研究生學業期間拿出近半年的時間下村。40多年來，一代代中農人將青春與汗水揮灑在了廣袤的田野，他自己“跑過的村莊也數以百計，更不用說一些老教授了”。

　　年均駐村調查時間200天、總計320萬字調研報告，見證了政治學理論專業2014級博士生李華胤的田野足跡。但回憶起自己第一次參加田野調查，李華胤坦言當時心里有些忐忑，那時讀博還未入學報到，他獨自前往湖南湘西永順縣樟木村做精準扶貧調查。

　　樟木村地處深山，條件艱苦，李華胤在村里住了12天，每晚就在河里洗澡。農戶之間居住分散，山路崎嶇難行，有一次為了找到農戶填寫調查問卷，李華胤凌晨4點起床，打著手電筒爬山，一直走到天黑又走到天亮，到達農戶家時，已是第二天清晨。類似的故事，在李華胤的調研經歷中，數不勝數。

　　翻山越嶺而來，一路初心不改，懷揣著對田野的熱愛，李華胤選擇了留校任教，成為中農院講師、碩士生導師，現擔任“鄉村振興尋訪實踐隊”指導老師。在他的引導幫助下，一批又一批學生逐漸從害怕田野、畏懼農村變為愛上農村、愛上調查，并愛上田野政治學研究。

　　作為鄉村振興尋訪實踐隊的一員，吳苑初到山西調研時，聽不懂當地方言，難以和村民交流。為了能順利開展后期調研，她拜當地會說普通話的老人黃仝銀為師學習方言。老人告訴她，“呱嗒”的意思是“壞了”，“納斯雷”的意思是“就是這樣”，“mei”的意思是“沒有”……學會了方言后，吳苑才正式開始獨自入戶調查。

　　“農民掌握著很多我們不知道的知識，有田間的、有植物的，還有他們對土地的理解。”吳苑不斷向村民學習、向村干部學習，她學著幫村委會填表格、做展板、錄信息，與農民同吃同住。一邊調研一邊學習的日子里，吳苑漸漸發現，“自己身上也添了泥土味兒”。

　　“讀本科前，每到土豆肥圓的盛夏、山茱萸通紅的深秋，周末或假期我都要回村里幫忙收獲糧食。”博士生董帥兵在讀大學前就對田野有特殊的感情。2014年寒假，他回到家鄉，在秦嶺支脈、伏牛山腹地這條4公里深的小山溝里開展了田野調查。發放問卷、入戶訪談、與村干部溝通……董帥兵逐漸補齊了經驗不足的短板，學會了如何與人打交道，他也逐漸意識到：要想做好農村調研，必須“自己用腳步丈量農村的每一條路，虛心請教遇到的每一位農民和基層工作者”。

　　從書齋到田野，從問師到問民，中農院院長鄧大才教授表示，“田野思政”以“雙課堂”聯動知行斷點，用國情、民情、農情來教導學生和感化學生，在田野課堂中厚植學子的家國情懷；同時以“雙導師”革新教學體系，引導學生以農民為師，聚焦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有效突破了“書齋式”培養難題。

　　來自田野、回歸田野、不斷成長

　　“做這些工作的價值是什么？”

　　參與調查初期，董帥兵也曾有過困惑與迷茫，繁瑣的資料搜集一度讓他覺得自己只是一個“文字的搬運工”。直到經過數年的素材積累、成果發表、報告呈送，自己的努力得到了認可，董帥兵這才逐漸明白：中農院培養的是能調查、善寫作、會交流、懂實踐的多元復合型人才。

　　“如果一直追問‘價值’是什么，我們將會錯過真正的價值——真正的價值不在于迷茫中的追問，而在于腳踏實地的前行、驀然回首的覺悟。”回首來路，董帥兵不禁感慨。

　　“像一顆種子一樣向下扎根、向上生長。”回顧一年多以來的基層工作，從田野的“客人”變成田野的“主人”，2018級研究生、山東省煙臺市蓬萊區大柳行鎮石家村黨支部書記助理張浩天也明顯感受到了自己的轉變。基層工作讓他進一步了解了農村和農民，也進一步走進了田野，“就像在母校開展的數次調研一樣，我從未離開過田野。”

　　入職之初，張浩天也曾因城鄉生活差異而感到不適應，但在校時豐富的田野調研經驗提供了幫助。協助核酸檢測、落實“三會一課”、參與護林防火、入戶走訪群眾……一年多過去了，張浩天已經可以從容地協助村兩委干部處理村里的各項工作，也可以輕松地用方言與村民拉家常，甚至已經可以“閉著眼睛走遍村里的大街小巷”了。

　　張浩天表示，以往作為學生入村調研，自己是抱著來訪者的心態對村莊進行調查、對村民進行訪談；畢業后回到基層工作，是從“田野的主人”身份出發，為了讓村莊實現更好的發展、讓村民過上更幸福更美好的生活而不斷努力。

　　學院黨委副書記馬珺在與學生談話的過程中發現，畢業生群體中，像張浩天一樣在畢業后有備考選調生、基層公務員意愿的中農院學子，幾乎占八成，“家國情懷”是他們不約而同提到的關鍵詞。“經歷學生時代從田野獲取知識、視野、指引之后，學生們大都愿意選擇回到農村、回到基層，腳踏泥土，將青春回饋給田野。”馬珺說。

　　“抱樸守拙，知行合一，你是你走過的路和讀過的書的總和！”這是2016級碩士研究生趙文杰的微信簽名，也是他的座右銘。在他看來，田野和生活、學術是相融的，在調研過程中，不僅可以發現問題，也可以體會成長。“讀書、行路、閱人”正是一個人來自田野、回歸田野、不斷成長的過程。

　　田野不僅在農村，城市間也有泥濘的足跡，這要求田野調查不僅關注農村，也要廣泛關注走進城市的農民。2014年7月底，趙文杰前往深圳，對粵西赴深圳謀生農民進行追蹤調查。在跑遍深圳幾乎所有偏僻的地方后，他才發現，原來深圳也有很多很“土”的地名，例如“某某窯”“某某坑”。正是行走在這些“窯”與“坑”中，趙文杰感覺自己逐漸萌發了一種“特別的情懷”。

　　在工地工棚里，一名農民工接受趙文杰的訪談，耽誤了工時。趙文杰提出自費補償100元，對方卻婉拒了，并語重心長地囑咐趙文杰：“希望訪談能為國家養老政策的不斷完善作出一點貢獻。”言畢，對方便轉身去工地干活了，只留下一道沉默厚實的背影。這讓趙文杰心里久久不能平靜。

　　用趙文杰的話來說，自己在長期的田野調研中培育出了一種“關注轉型中國背景下城市邊緣群體生存與渴望的大眾情懷”。他的微信通訊錄里面，存有不少在調研過程中認識的基層干部和農民叔叔、阿姨的微信。趙文杰說，這些奮斗在一線的基層工作者，真正站在政策改革的前沿，保持與他們的互動，對于保有時代意識、回應時代命題意義非凡。

　　在山鄉巨變中見證國家身影

　　讓中農院2020級研究生楊堉至今難忘的，是一碗“火爐邊的湯圓”。

　　2022年1月，為加深對基層農村社會的了解，楊堉以駐村工作隊隊員的身份，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汪營鎮進行了為期50多天的駐村實習工作，吃住在村、調研在村、學習在村。

　　正月十九，楊堉下到村小組走訪，入戶之初他還有些緊張。直到農戶的母親熱情地盛來一大碗熱騰騰的湯圓，楊堉才放下了緊張。談話中，農戶母親對駐村調研的楊堉滿是贊許，也在交流中逐漸說出了許多真實寶貴的想法與訴求。坐在火爐旁，與鄉親們邊吃湯圓邊聊，楊堉覺得雙方的心走得更近了，這讓他認識到：只有與農村群眾真心、真情交流，才能真正聽到他們的心聲和訴求。

　　兩個月的調研里，楊堉感受著中國農村社會的變化、百姓生產生活的轉變。村里過去打玉米常常遇到停電、機器停擺，如今燈火通明、家家有電，各式農機器具在山鄉成為常見物件，群眾的腰包也鼓起來了，上街可以買些好吃的、好穿的……楊堉說：“我深刻感受到，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各方力量的幫扶中，中國農村農業農民現代化進程正穩步進行。”

　　政治學專業2021級博士研究生趙益晨仍舊記得2018年寒假期間，當時身為碩士研究生的自己第一次下村做調研的情景。趙益晨來到86歲的村民李愛花家里時，老人正在吃早餐。訪談中，童年時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睡不遮腳的慘痛記憶令老人多次哽咽，也令趙益晨動容；直到新中國成立，在婦女干部的帶動下，李愛花參加識字班、家里分得更多土地、才不再“借一斗糧還三斗”地熬日頭了。

　　“土地改革真正惠及了舊中國的窮苦百姓，印證了中國共產黨的人民屬性。”改革進程中一幕幕翻天覆地的歷史細節，一段段富有強烈情感沖擊的個體表達，給趙益晨“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記憶”。籌備碩士論文時，他選擇將這些飽含真情的個體經歷沉淀在自己的論文寫作中。

　　“陳桂英老奶奶是令我印象最為深刻的。”2019級農村發展專業碩士研究生、現任湖北省黃岡市黃梅縣五祖鎮花山村黨支部書記助理的洪朗，與陳桂英第一次見面便被老人胸前的黨徽所吸引。經過兩天的交往，洪朗發現，老人每天都會端端正正地坐在沙發上看幾頁黨政讀物，盡管年事已高“眼睛不好使了”，依然堅持逐字閱讀。這讓洪朗十分動容。

　　在湖北省麻城市黃土崗鎮堰頭垸村，同學們通過網購平臺買菜并自己動手做飯，實時見證國家數字鄉村的戰略發展成果。對于村里的婦女而言，手機成了“新農具”，直播成了“新農活”，婦女們成為努力奮斗的“新農人”，堰頭垸村也從昔日的貧困山村發展成遠近聞名的網紅村。在麻城市閻家河鎮石橋垸村，參加塆組會時，看到黨小組長向農戶們講解流轉土地的好處，大家暢所欲言，同學們不禁為現實版的“融入生產生活的黨建”感慨：“原來民主協商會還可以如此生活化！”

　　在徐勇教授看來，“上接‘天’氣，下接地氣”可以很好地詮釋田野思政的理念：一方面，中農院引導學生們主動了解中央大政方針，在田野調查過程中向農民宣講最新政策，當好黨的理論宣講員；另一方面，鼓勵學生們知民情、解民憂，在田野中切實感知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農村發生的巨大變化。

　　成為田野上的流動紅旗手

　　中農院學子在田野調研過程中見證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鄉村振興成果、自覺宣傳黨的惠民政策、在資政報告中呈現青年學子的“家國情懷”。“展現出新時代、新青年的新風貌。”馬珺說，在田野中，每一位成員都是“流動的紅旗手和宣傳員”。

　　余麗娟是中農院2013級碩士研究生、2018級博士研究生。攻讀碩博的這些年里，借助中農院平臺，她開啟了自己“走南闖北”的農村觀察之路，先后到云南、廣西、貴州、湖北、福建、山東、河南、內蒙古、天津、吉林、黑龍江的近100個村莊開展實地調研，撰寫資政報告共計14篇。其中10篇被省市、中央不同部門采納或領導批示。

　　前往云南省富寧縣谷拉鄉進行調研時，由于夏季雨水充沛，途中余麗娟遇到了泥石流滑坡，進村唯一的公路被阻斷，等好不容易進村之后卻發現，村莊雖然實現了“村村通”，但村民們居住分散，因此每天調研需“爬大山”“踩泥巴”“蹚河水”才能到農戶家里。有的農戶家中，人畜混居的“柵欄式”居住方式使得禽畜糞便肆意排放、污水揮發滲透，對周邊的水源、空氣和作物造成不良影響，對當地人居環境造成威脅。

　　眼有所見，心有所思，筆有所行。這一經歷為余麗娟2015年撰寫的《農村環境治理正面臨嚴峻挑戰》和2018年撰寫的《當前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工作的進展與問題》提供了素材，并被國家有關部門批示和采納。近年來，國家加快了人居環境整治系列工作，昔日的谷拉鄉逐漸擺脫了“柵欄式”建筑，將牲畜的棚舍與房屋分離，并在恰當的位置修建廁所以及沼氣池等。

　　“咨詢報告就是‘立地’加‘頂天’。”余麗娟解釋道，“立地”指學生們走出學校、走入田野，腳踏實地做調研；“頂天”則是基于“立地”獲取調研資料、進行分析和整合，呈送給國家有關部門，為中央大政方針提供參考。

　　長期以來，中農院以深度研究服務精準脫貧、鄉村振興、城鄉融合發展等國家重大戰略，以精準調研服務“兩法一條例”的修立、中央“一號文件”等國家重大立法立規工作，以專題研究服務國家重大水利建設、服務農民工就業、服務國家農村基層建制調整、服務全國農村殯葬改革等重大問題，以精心指導服務地方改革探索，先后打造了“東平模式”、創建了“平原經驗”、挖掘了“余江改革”、總結了“天長道路”，培育了“秭歸現象”。

　　正如吳苑在中農院田野青春故事分享會上所說：“如果青春有顏色，一定是愛黨愛國的紅色、奮斗拼搏的藍色和扎根田野的綠色。這也是我們想要綻放的青春底色。”

　　唐藝卓 吳子怡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朱娟娟 雷宇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