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希平（中國傳媒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中國古代官府出錢購買人力服務，稱為“和雇”，其中有“雙方自愿形成雇傭與被雇傭關系”的意思，這是經濟發展繁榮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和雇”興起于唐代，與“和買”“和市”并行，都強調買賣雙方的自愿性，不過“和買”“和市”側重用于一般的貨物，“和雇”更強調人力服務的購買。從軍糧運輸、城墻修筑等官府徭役征調，到私人仆役的選擇，“和雇”都發揮著重要作用。到了宋代，“和雇”愈加成為社會經濟不可忽視的影響因素。其活力甚至影響到國家機構的存廢，宋代最大的音樂專業機構教坊便是在“和雇”力量的沖擊下最終取消。

　　教坊是興起于唐代武德間的音樂機構，它負責為朝廷歲時宴饗提供音樂歌舞。在宋代，教坊發展成為最大的音樂機構，舉凡春秋祭祀、國事大典、帝王車駕、獎酬重臣等所需禮樂，教坊是重要的提供者。宋代音樂歌舞繁榮，無論是國家禮樂建設、還是民眾娛樂，教坊也是重要的參與者。

　　教坊在北宋百余年的發展中走向極盛，而后經過戰亂、國家財政吃緊，教坊不可避免走向衰落。最終取代教坊職能、使教坊最終裁撤消亡的，則是貌似與其不相干的、由經濟領域進入娛樂領域并發揮作用的“和雇”。“和雇”這一經濟活動方式在宋代民間音樂繁盛之際進入娛樂領域，使得宮廷、官府不再依賴教坊這類音樂機構，隨時可以用貨幣從民間購買娛樂歌舞服務，這極大沖擊了音樂機構的存在基礎。樂舞實現“和雇”，使維持龐大教坊運作的開銷變得不必要，教坊的裁撤也順理成章。

　　“和雇”在歌舞娛樂領域的流行，消解了宋代教坊百余年形成的地位，是經濟活動方式影響音樂機構命運的一個有趣案例。“和雇”消解教坊的過程，也成了我們考察傳統音樂活動的一個窗口。當然，“和雇”不是影響教坊命運的唯一因素，它推動教坊走向裁撤也不是一個太短的過程。

　　宋教坊是以宋初平定諸國所獲各地樂人精華為基礎，歷經幾代帝王建設而成。教坊在宋朝地位獨特，宋初禮樂并不齊備，教坊甚至在大朝會中代行太常寺的某些職責，比如提供大朝樂；最初管轄教坊的是宣徽院，而宣徽院向來由重臣執掌，神宗元豐年間改制，教坊才歸太常寺。教坊是北宋音樂精華所在，其影響不僅限于歌舞表演，它也代行教習其他機構人員的職責，如軍樂團鈞容直、東西班樂，宮廷樂團云韶部，其人員都有在教坊接受培訓的經歷；宗室貴族也可以聘請教坊人員教習家伎；徽宗趙佶改革雅樂，專設大晟府，在人員和音樂上同樣受到教坊影響。北宋晚期，宋教坊走向極盛。

　　“靖康之變”是宋教坊衰落的開始。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面對金兵的威脅，宋徽宗裁撤了大晟府、教樂所等音樂機構，并削減了教坊超編人員，其《己未罪己詔》說：“六尚局并依祖宗法，罷大晟府，罷教樂所，罷教坊額外人，罷行幸局，罷采石所，罷待詔額外人。”金兵入汴，教坊的大量人、物作為戰利品被擄，大傷元氣，金教坊卻因此而奠定了崛起的基礎。

　　南宋初建，宮廷、官府對教坊禮樂屬性的需求，如祭祀、慶典、表彰功臣等的用樂，并沒有多少削弱，對教坊娛樂屬性的需求暫時不那么強烈。更主要的是，民間音樂的繁榮，使得公私歌舞需求逐漸可以通過“和雇”獲得滿足。不斷出現的政治、軍事突發事件，客觀上也成為“和雇”介入教坊樂署功能的契機，教坊的編制、規模逐漸被削弱。教坊管理逐漸松懈，受重視程度也大不如既往。

　　高宗趙構建炎二年（1128）二月的《減罷內侍官兼鈐轄教坊詔》，規定不再任命內侍兼管教坊，“所有內侍鈐轄教坊，名闕可減罷，更不差置”，這是教坊地位削弱的一個標志，頗有任其自生自滅的意味。后來時局一度平穩，高宗在紹興十四年（1144）正月，重建教坊，任命內侍管理，試圖恢復其在北宋的舊觀：“辛卯，復置教坊，凡樂工四百十有六人，以內侍充鈐轄。”《皇宋中興兩朝圣政》卷30）然而僅僅在十七年之后的紹興三十一年（1161），金海陵王完顏亮南侵，趙構驚慌之下，于六月匆匆取消教坊，竟將其歸并到刑部：“癸丑，罷教坊，并敕令所歸刑部。”（《宋史·高宗九》）教坊人員則任其自謀生路：“癸丑，詔罷教坊，其樂工許自便。”（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90）停罷后的教坊，其中人員精華為宮廷、官府留用，一部分歸后來的太上皇趙構所居的德壽宮，一部分歸臨安府衙前樂：“紹興末，臺臣王十朋上章，省罷之后，有名伶達伎，皆留充德壽宮使臣，自余多隸臨安府衙前樂。”

　　此時教坊人員遣散，運作停止，但是機構應該還保留并隸屬修內司教樂所，不過其職能已為臨安府衙前樂和“和雇”人員所承擔，稍后的宋人趙升提及：“今雖有教坊之名，隸屬修內司教樂所，然遇大宴等，每差衙前樂權充之。不足，則又和雇市人。”（趙升《朝野類要》卷1）教坊名存實亡，其職能為“和雇”活動所取代。

　　如此，大規模節慶禮儀活動，臨時雇傭市井藝人表演的“和雇”活動，取代了教坊這一音樂機構的功能，如《宋史·樂十七》所說：“紹興中，始蠲省教坊樂，凡燕禮，屏坐伎。乾道繼志述事，間用雜攢以充教坊之號，取具臨時，而廷紳祝頌，務在嚴恭，亦明以更不用女樂，頒旨子孫守之，以為家法。于是中興燕樂，比前代猶簡，而有關乎君德者良多。”于朝廷而言，在保證禮樂活動完成的前提下，節省了之前經年維持教坊機構運作以及人員支出的費用，又收獲了節儉的美名，可謂兩全其美。

　　隆興二年（1164）皇帝生日的天申節，孝宗趙昚大約產生了重啟教坊、用樂慶壽的念頭，又擔心性價比不高，矛盾之余有了這段君臣對話：

　　上曰：“一歲之間，只兩宮誕日外，余無所用，不知作何名色。”大臣皆言：“臨時點集，不必置教坊。”上曰：“善。”（脫脫等《宋史》卷142）

　　臨時點集，即宮廷、官府樂工與“和雇”樂人遇事圍繞特定主題進行短暫的集訓、表演，而不必形成長期固定的機構。罷教坊之后，“和雇”顯然成為帝、后生辰慶賀活動中承擔教坊職能的重要方式。

　　循此先例，第二年朝廷接待金國來慶賀孝宗生辰的使臣，大宴活動需要表演人員幾百人，朝廷于是“下臨安府募市人為之，不置教坊，”借助臨安府、御前忠佐司人員以及“和雇”樂人實現了教坊的職能，其中臨安府提供“樂人三百人，百戲軍百人，百禽鳴二人，小兒隊七十一人，女童隊百三十七人，筑球軍三十二人，起立球門行人三十二人，旗鼓四十人”，御前忠佐司提供“相撲等子二十一人”，孝宗臨時取消了小兒及女童隊。需要增加的環節，是和雇人員需要提前兩旬（20天）在修內司練習彩排。（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4）

　　大約在孝宗乾道、咸淳年間，教坊作為名義上的機構也從修內司教樂所裁撤了。“和雇”沖擊之下教坊徹底消失在歌舞場。服務于臨安府衙前樂的“教坊舊人”，后來也同樣被“和雇”樂人取代，時人描述這一情形，不無感傷地說：“近年衙前樂已無教坊舊人，多是市井歧路之輩。”（趙升《朝野類要》卷1）

　　作為音樂機構的教坊徹底裁撤之后，“和雇”樂人也以其實力證明了可與樂署樂人媲美的實力。周密《武林舊事》收有孝宗乾道、咸淳這一時段，負責承擔舊教坊職能的“乾淳教坊樂部”人員名單。這份名單中，樂工來源有五：太上皇趙構的德壽宮、前教坊、前鈞容直、臨安衙前樂、和雇，在需要人員較多的流行部色中，“和雇”部分占了相當大的比例，如“雜劇色”：德壽宮10人，衙前22人，前教坊2人，前鈞容直2人，和雇30人；又如觱篥色：德壽宮5人，衙前24人，前教坊3人，前鈞容直2人，和雇37人。

　　可以看出，與宮廷和樂署人員相比，“和雇”人員在規模上占有絕對的優勢，不遜于任何一家音樂機構。“和雇”藝人來源充足、實力雄厚，是朝廷最終裁撤教坊的最大底氣所在。

　　概而言之，新舊更替是社會所有領域內部共有的規律，“和雇”作為一種經濟活動進入音樂文化領域，最終成為最大音樂機構——教坊裁撤的主要推動力，以其強大活力取代了教坊大部分職能，又說明新舊更替是可以跨界存在并實現的。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樂署與宋詞演唱研究》〔18BZW053〕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