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十世班禪和班禪堪布會議廳拒絕國民政府勸其南撤臺灣，作出留下來的決定，除了毛主席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深謀遠慮外，我們不能也不應忽視的是，年輕的十世班禪過人的膽識、敏銳的政治嗅覺和判斷力在整個事件中的作用。

　　8月26日，蘭州解放之日，也是班禪坐床后的第16天。青海省主席、代理西北軍政長官馬步芳的主力軍曾在這次戰役中據險抵抗，結果被人民解放軍打得死傷過半，潰不成軍，除了逃回老窩西寧外，別無它法。9月5日，西寧也被西北野戰軍第一軍解放，馬步芳乘專機逃往臺灣。這時，已率班禪堪布會議廳全部人員移居距西寧一百多公里的香日德莊園的十世班禪，也面臨著一個何去何從的重大歷史選擇。

　　1941年被選為九世班禪轉世靈童的官保慈丹（1938-1989），青海循化縣人，即后來坐床的十世班禪額爾德尼o確吉堅贊。（圖片翻拍自《金鑰匙o十七條協議》 陳宗烈提供）

　　據十世班禪的經師嘉雅活佛回憶，在班禪坐床典禮期間，前來主持坐床典禮的國民政府專使關吉玉曾幾次同班禪堪布廳的主要官員羅桑堅贊、詹東o計晉美、拉敏o益西楚臣、堯西o古公才旦等商討典禮后班禪及其官員的去向問題。關吉玉說，看來西北戰場上國軍節節失利，蘭州和西寧很難保全久守，為了班禪的安全，國民政府可派專機送班禪和班禪堪廳的主要官員去臺灣暫住一個時期，俟時局平定后再回來。但是必須輕裝簡從，不可能帶許多人和財物，希望他們預作準備，盡快做出決定。他們初步商定后認為走這條路有許多困難。因為自從九世班禪來到祖國內地后的26年間，班禪堪廳已成為一個整體，幾百口人以班禪為中心，相依為命。班禪離不開大家，大家也離不開班禪。現在要班禪拋棄大多數人員，只顧自己和少數人的安全而去臺灣，有損班禪的形象，不符合教義，也違背班禪世系的傳統，何況到臺灣后結果如何也難以預測。他們商定先移居香日德，看局勢如何變化再做最后決定。

　　嘉雅活佛說，當他把這個決定告訴班禪時，班禪不大在意地點點頭，沒有表示可否，只說了一句：“等他們(指堪廳成員)向我正式報告再說。”嘉雅活佛說，坐床后的班禪已成為堪廳的最大主人，最高領導，凡遇政教方面的重大問題，要由堪廳主要官員討論提出意見，請示班禪做出最后決定。這是長期在“政教合一”制度下形成的傳統，是決定問題的一般程序，必須履行這一手續，并不指望年僅11歲的班禪能夠做出什么重要指示。當堪廳的主要官員包括嘉雅活佛本人向班禪報告上述情況和他們商定移居香日德的意見，請示可否時，班禪似乎也是不大在意地說，“可以，到了香日德看情況再說。”大家認為這是正常的，沒有在意，更沒有想到班禪已經另有主意。

　　嘉雅活佛說，“使我感到吃驚的是，當其他官員退出后，大師要我留下來，他有話對我說。我問有什么事？他說，你在塔爾寺找一兩個絕對可靠的阿卡(安多藏語中的僧徒)，如果共產黨的軍隊占了西寧，要他們仔細觀察動靜，看這個軍隊講些什么，做些什么，對我們藏民和我們的宗教是什么態度，了解得詳詳細細，實實在在，然后盡快到香日德來向你報告。這件事關系重大，只有我和你知道，對任何人絕對不能講，我問這有什么用處，他說到時候你就會明白。我答應了，并向他起了誓，然后照辦了。”

　　到了香日德后，班禪堪廳的成員們持續多日秘密開會，討論去向問題。當時有三個方案，一是請國民政府派飛機接班禪和部分官員去臺灣，一是堪廳全體人員護送班禪去西藏，自動向噶廈投降，一是沿柴達木盆地移居新疆，看形勢變化再說。

　　嘉雅活佛說，“對這三個方案反復討論，爭論不休，無法做出決定，也拿不出向班禪大師報告請示的定見。班禪大師雖然沒有參加討論，但是我每天都把討論情況告訴他，他只是邊聽邊沉思，不置可否。我既納悶又著急，他卻似乎很能沉住氣。只是有時問我，你安排了解情況的阿卡為什么還不見來。有一天我安排的兩個阿卡終于風塵仆仆地來到香日德，他們對外只講是從西寧逃出來的，要求見我請求接受摸頂祝福。我立即會見了他們，并以朝拜的名義，引領他們見了班禪大師。他們詳細報告了所了解的情況，著重報告了共產黨的民族、宗教政策，還帶來了人民解放軍‘約法八章’布告的藏文和青海省軍事管制委員會印發的藏文的政策宣傳材料。班禪大師聽了報告，我把各種藏文材料的內容講給他聽后，他十分高興地說，這下子好了，事情好辦了。我當時還不大清楚他是什么意思。他要我安排好兩個阿卡的食宿，很好地招待他們，把大師自己食用的好酥油、糌粑和肉食拿給他們吃。

　　“這時已是9月10日左右了。當天晚上，我們又在討論去向問題時，大師突然推門闖了進來，怒氣沖沖地吼道：‘關系到我的大事，你們為什么背著我討論，不讓我知道，你們打算怎么辦。’大師的父親趕快說，你不要發火，我們有了一致的意見會向你報告的。詹東o計晉美囁囁嚅嚅地說，有三個方案，一下子定不下來，不便向您報告，接著講了三個方案的簡單內容。大師怒氣未消又有點不容分辯地說，‘為什么不提第四個方案，投靠共產黨、解放軍的方案，我看這才是有出路的方案。如果你們不同意，就由我來打卦決定。’大家都齊聲說，請猊下您親自打卦吧。大師立即說，‘現在就請經師按宗教儀式做好準備，幫助我打卦。’于是我遵照大師的意圖迅速做了安排，請他打卦，卦示結果當然是‘返回西寧’。也就是大師提出的投靠共產黨、解放軍的方案。第二天，班禪大師決定派計晉美迅速趕去西寧同青海省軍事管制委員會聯系。計晉美從西寧返回香日德時，同來的還有青海省軍管會派來迎請班禪大師回塔爾寺的代表。班禪大師熱情地會見了代表，并表示他從此將跟著共產黨走。”

　　嘉雅活佛談到他及整個堪廳對這個事件的看法時，由衷地說，“從1941年羅桑堅贊等尋訪第九世班禪大師的轉世靈童時，認為官保慈丹是轉世靈童正身，但還沒有正式認定以前，就把他作為正身主要候選幼童，接到我的尕日瓦(塔爾寺活佛的住宅的通稱)居住，由我負責照料他的生活，教他學藏文，也教些宗教禮俗和淺顯易懂的佛經知識。那時他只有三歲，我發現他個性很強，他不愿干的事，不管怎么勸說他總是不干，為此經常和我鬧別扭。我很喜歡他的這種性格。相處久了，我簡直離不開他。可是從來沒想到他這樣有主見。到他打卦決定要跟共產黨走時，我不僅明白了他要我安排兩個阿卡了解解放軍的所作所為的用意所在，而且也看到他在決定自己前途的問題上已經有了自己的主張。這就使我更加愛他，敬重他。由于他的決定使得班禪堪布會議廳的所有人員走上了一條光明大道，所以大家一致認為他在許多方面很像第九世班禪大師，確有意想不到的‘神氣’，從內心信仰他，尊重他，也有點怕他，更感激他。大家在私下交談時，都認為在中國歷史轉折的分界點上，是我們的活佛做出了抉擇，救了大家。”

　　對此，十世班禪大師自己是這樣評價的：

　　1989年1月24日，十世班禪大師在同一個朋友交談時，說他“從政四十年”的一條主要經驗是自己認準了的事，就堅定不移地去辦，做到無失無悔。那時他正是51歲。當朋友問到“從政四十年”從何時算起時，他講了嘉雅活佛談到的這件事的全過程，然后說：“我十一歲就決定了這么大的政治去向問題，難道不是從十一歲開始從政嗎？而且這次的決定不僅關系到我個人的前途，還關系到堪廳幾百人的前途和命運，是一次歷史性的重大抉擇，也是我個人人生道路的一個轉折點。”他還說，“我之所以敢于做出這個決定，并不是我有什么先見之明，也說不上有什么高明的認識和覺悟，實際上還是得益于經師嘉雅活佛和計晉美等的幫助。經師嘉雅活佛是一個忠厚老實的宗教徒，非常注重實際。他經常教誨我遇事要有主見，不能隨聲附和，人云亦云。我們在香日德時，他每天同堪廳官員討論我們的去向未來，總要給我談討論情況，然后哀聲嘆氣地說，‘故土難離啊’。我問什么意思，他解釋說，我們的故鄉在青海，將來要住在扎什倫布寺。現在離開故鄉去到人生地不熟的臺灣，會遇到想不到的困難。只要留在故鄉總會有辦法度過難關的。我意識到他是不愿去臺灣的，這對我影響很大。計晉美多年來同國民黨打交道，政治上精明能干，他通過堪廳在重慶辦事處任職的孫格巴頓，對共產黨的政策有所了解。他曾多次給我說，聽說共產黨主張民族平等，保護少數民族的宗教信仰，也許不會迫害我們。這些話對我也有影響，對我做出決定大有幫助。……”①

　　1949年8月，國民政府派專使關吉玉到青海塔爾寺為十世班禪額爾德尼o確吉堅贊（中）主持坐床典禮。（圖片翻拍自《金鑰匙o十七條協議》 陳宗烈提供）

　　透過十世班禪大師如此謙遜的表述，我們仍能體悟到如此重大的一個決定，對于一個11歲的少年活佛來說，如果沒有過人的膽識和高度的智慧的話，是無論如何無法想象的。

　　可以說，正是雙方的努力，才有了圓滿的結果，也使得班禪世系自九世班禪內逃后被剝奪的傳統的、合法的權益通過此后達成的“十七條協議”得以恢復。十世班禪此時相當前瞻的一個決定，為他今后回到其歷世駐錫地日喀則扎什倫布寺種下了福田。（節選自周愛明 袁莎《金鑰匙o十七條協議》，鷺江出版社2004年版，P216-224）

①江平等《班禪額爾德尼評傳》，110-11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