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段忠橋（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

在當代英美政治哲學中，影響最大且最為重要的理論無疑是濫觴于美國學者約翰·羅爾斯《正義論》的關涉分配正義的平等主義。這不僅因為關于它的研究構成了當代英美政治哲學的主要內容之一，而且還因為圍繞它而展開的諸多爭論引發了不少令學界必須認真對待的新見解。

羅爾斯是在《正義論》中解釋正義的第二個原則（它由兩個次級原則，即公平的機會平等原則和差別原則構成）時，表明他的平等主義主張的。他論證說，對這一原則的“自然的自由體系”的解釋容忍財富和收入的分配受自然和社會偶然因素，例如自然稟賦、家庭出身、所受教育等的強烈影響，而這些影響從道德觀點看是非常任性專橫的，因而是不恰當的。對這一原則的“自由主義的解釋”雖然排除了社會偶然因素的影響，但仍允許財富和收入的分配受能力和天賦的自然分布的影響。在羅爾斯看來，對這一原則應做這樣一種解釋，即“它平等地把每一個人看作一個道德人來對待，決不根據人民的社會幸運或自然拈鬮中的運氣來衡量他們在社會合作中利益和負擔的份額?！庇纱顺霭l，他把平等確立為唯一自明的分配正義的基礎，用他后來在《政治自由主義》中的話來講就是，“自由而平等的道德個人根據什么原則來接受下述事實——即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受到社會運氣、天賦機緣和歷史偶然性的深刻影響呢？由于各派都把他們自己看作是這樣的個人，所以，對他們來說，一個明顯的出發點就是，假設所有社會的首要善（包括收入和財富）都應當平等，每一個人都應擁有相等的份額?！北M管羅爾斯在進而對“差別原則”的解釋中沒能將他的平等主義主張貫徹到底，但包含在其中的平等主義因素還是明顯存在的。

羅爾斯的平等主義主張提出后雖然得到很多學者的贊許，但也引發了一系列引人關注的爭論，特別是圍繞以下兩個問題展開的爭論。

一是平等主義要求的應被平等分配的東西是什么，即關于平等物問題的爭論。 這一問題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在1979年寫成的一篇題為“什么的平等”的論文中提出的，因此，它常常也被說成“什么的平等”問題。在羅爾斯的平等主義主張中，應被平等分配的東西是由自由和權利、機會、收入、財富等構成的“基本善品”，因為它們是每個理性的人都想要的東西。對此，美國學者羅納德·德沃金提出了不同意見。在他看來，羅爾斯對平等物的界定范圍過窄，因為一個人要真正實現其向往的生活，就必須既具備“非人身資源”（如收入、財富、機會等），又具備“人身資源”（如身體、心智及個性特征等），因而，平等物應是包括這二者在內的“資源”。與羅爾斯和德沃金二人的平等物主張不同，美國學者理查德·阿內遜指出，從直覺上看，幸福是人們追求的終極目標，是人們所有行動的共同指向，因此，要在個人之間實現一種基于正義的平等，就必須密切關注人的幸福。就此而言，羅爾斯和德沃金的平等物主張都忽視了人的主觀幸福感，因而是不恰當的。故此，他認為應把平等物理解為人們獲取幸福的機會。在平等物問題上，阿馬蒂亞·森的主張與上述三人都不同。他強調指出，由于人們在成長環境、身體狀況、性別等方面普遍存在差異，同等份額的資源或幸福轉化為個人實際生活的能力就不盡相同，而這種能力差異卻是需要平等主義者認真對待的。正是基于這種考慮，森提出應把平等物界定為一種處于資源和幸福之間的“可行能力”，即個人能夠做某些事情的能力。在平等物問題上還有一種頗具影響的主張，這就是G.A.科恩提出的“優勢獲取平等”。他所講的“優勢”，是指一種包含了所有欲求狀態的異質群集，它既不能化約為個人擁有的資源，也不能化約為他的幸福水平；他所講的“獲取”則僅指個人所擁有的一種狀態而無關乎其是否發揮了主體性。換言之，無論個人通過自身能力的發揮、參與某種活動而獲得的生活狀態，還是直接獲得由他人提供的某種欲求狀態，都是其所獲取的優勢。在科恩看來，他“優勢獲取平等”的“優勢”，突破了羅爾斯的“基本益品”、德沃金的“資源”、阿內遜的“幸福機會”和森的“可行能力”局限性，擴大了平等物的范圍；他的“優勢獲取平等”中的“獲取”，突破了傳統平等主義理論所倡導“機會”的局限，推進了由形式平等到實質平等的轉變。

二是分配正義中的個人責任問題，說得再具體一點就是平等與運氣的關系問題。 最早提出這個問題的是德沃金。在德沃金看來，由于羅爾斯的平等主義主張排除偶然因素對分配的影響，因而從一定程度上講，羅爾斯也認為人們應為其行為承擔責任。但羅爾斯的主張是不徹底的，因為他的“基本益品平等”的主張不考慮個人在抱負、嗜好、職業或消費上的差別，更不用說生理條件或殘疾上的差別，而是直接假定基本益品的簡單平等就是真正的平等，因而，它不僅忽視個人選擇對資源分配的影響，而且還將造成向努力奮斗的人們征稅以補貼好吃懶做者的不公平情況。為此，德沃金明確提出了“原生運氣”和“選項運氣”概念，將個人不能選擇的偶然因素歸結為“原生運氣”，將個人可以選擇的因素稱為“選項運氣”，并進而提出個人因原生運氣所導致的不平等應該得到補償，但要為其因選項運氣所導致的不平等承擔責任。將這個問題進一步引向深入的是阿內遜。阿內遜不贊同德沃金僅僅根據個人對其偏好的認同就輕率地判定個人應對其負責的看法，因為個人偏好的形成會受其所處的社會環境、家庭條件、早期社會教育等多重因素的影響，其中有些偏好的形成是由其自身無法控制的原生運氣所導致的，有些則是由自身能夠控制的選項運氣所導致的。由于人們只能對處于他們控制之下的東西負責，因此，個人對其偏好的認同不足以構成判定其應對自身偏好負責的充分理由。進而言之，凡由其自身無法控制的偏好引發的不平等都非但不能要求個人為其承擔責任，而且社會還應對此予以補償。與此相應，個人對由其自身能夠控制的偏好引發的不平等應承擔責任，而且社會對此不應予以補償。在這個問題上走得更遠的是科恩。在他看來，平等主義的目的是要消除所有“非自愿的劣勢”，即受害者自身不能自主選擇或控制的劣勢，因為這些劣勢是由原生運氣造成的，沒有恰當地反映受害者已做出的，或正在做出的或將要做出的選擇。他還進而指出，無論劣勢空間的維度會有多少，平等主義者都可以劃分開它的每一維度，并斷定一些劣勢是個人不應負責任的，另一些劣勢則是個人應負責任的，而他們做出判斷的依據就是劣勢者是否存在非自愿的資源缺失、幸福缺失等情況。如果劣勢者的情況是因自己的選擇造成的，那就需要承擔責任，否則，就無需承擔責任。不難看出，上述學者都力求在個人由超出其控制范圍的運氣所導致的行為和個人可以自主控制的行為這二者之間做出區分，認為個人對前者造成的不利處境非但不應承擔責任，反而應當獲得補償，他們的這種主張通常被人們稱為“運氣平等主義”。

從對上述兩個問題的爭論我們可以看出，當代英美政治哲學家對平等主義的研究在不斷深化，尤其體現在他們對平等物范圍的理解在趨于擴大，對個人應負責任的理解在趨于縮小，這無疑為使平等主義成為占主導地位的分配正義理論提供了強有力支撐。當然，他們的見解都還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都還面臨各種各樣的質疑和挑戰，因而，對這兩個問題的爭論現在仍還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