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確判斷黨風廉政和反腐敗斗爭的態勢，是有效制訂反腐方略的前提。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當前，反腐敗斗爭形勢依然嚴峻復雜，鞏固壓倒性勝利、奪取壓倒性勝利的決心必須堅如磐石。”之所以得出這一論斷，是有重要的現實依據。

首先，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需要時間，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轉換為管理國家、有效治理腐敗的效能需要一個過程。無論是全面從嚴治黨的要求，還是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群眾的要求，亦或是國家實現長治久安的客觀需要，都需要進一步將腐敗存量和增量一并清零，我國遏制腐敗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體系也需要進一步實現科學化、規范化、程序化。治理腐敗的制度體系與治理腐敗的能力密切相連但又相互區別，不是治理腐敗的制度體系完備了，治理腐敗的能力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增強了。讓長期生活在人情社會里的人們，形成良好的落實反腐法規的習慣，養成嚴格執紀執法的習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其次，在反腐斗爭的制度建設方面尚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國內有大量的針對黨員干部反腐防腐的法規條款，但制約行賄者的法律規章相對缺乏，行賄者拉攏腐蝕領導干部的行為得不到及時有效的治理。在“重受賄輕行賄”的立法理念沒有徹底轉變為“行賄與受賄并重懲罰”之前，一些行賄者依然故我，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法律體系尚未完善之際，不惜以身犯險，以低成本拉攏腐蝕體制內的黨員干部，獲取高額回報，滋生體制內發生嚴重腐敗現象的社會土壤。

第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社會矛盾的這一表述，從一個側面證明我國社會利益結構調整中的公平或公正問題尚未得到圓滿解決，存在發生腐敗的社會現實性條件。分配不均衡，貧富差距過大，收入相對較低的機關干部，容易產生在正當收入之外的補償心理。收入分配均衡和公平性問題，不是短時間里輕易能夠解決的，黨員干部將長期面臨此種考驗。

第四，對外全面開放的政策，干部頻繁的對外交往，資本主義國家金錢至上的價值觀和紙醉金迷的生活方式，必然對我國干部隊伍形成思想上和價值觀念上的沖擊，增加了我國反腐敗斗爭的嚴峻性和復雜性。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心，越來越接近中華民族復興的目標，西方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勢力將會比以往更加瘋狂地實施分化、西化我國的圖謀。身在曹營心在漢的“裸官”現象與大量貪官將外逃作為后路的選擇，說明黨員干部面臨嚴峻的外部環境的考驗，反腐追逃追贓工作任重道遠。

第五，腐敗不斷變換手法，更新形態，始終與反腐力量頑強較量著。十八大以來的腐敗案件，既有以往沒有消化掉的存量，也有新發生的增量。過去發生的腐敗問題，有的比較好地解決了，有的尚未很好地解決，還出現新特點和新樣式。腐敗分子從事腐敗活動的目的，已從對消費資料的侵占，發展到對生產資料、生產要素的侵占，從對財物的積累發展到對資本的積聚，從對資本的侵占發展到對權力資源的爭奪。有些腐敗活動花樣翻新，轉移到地下，披上合法的外衣，隱蔽性更強。

人類與腐敗現象斗爭是長期的歷史性難題，中國共產黨與腐敗現象的斗爭也具有持久性曲折性復雜性。反腐敗與人類對抗疾病的斗爭一樣，永遠在路上。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將反腐敗定義為決定黨的生死存亡的嚴峻的政治斗爭，花大力氣抓反腐倡廉建設，但腐敗現象依然屢禁不止，根本原因是腐敗的病原體具有抗打擊性，一時難以根除，需要長久地遏制。如果在反腐倡廉建設取得階段性勝利時，改變既定的強力反腐的節奏和步點，一些已經初步遏制的腐敗現象很可能死灰復燃，那樣的話，將透支人民群眾對黨中央傾力反腐的信任，嚴重損害黨的形象和威信。因此，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反腐敗斗爭，需要不斷鞏固階段性成果，需要警鐘長鳴，常抓不懈。

（作者：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