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中國】

　　在這一片被某些人視為荒漠的高原之上，是埋藏著可貴的古代寶藏的。這些寶藏在科學上的重大意義，有些在我們現有的認識水平上還難以作出恰如其分的評價。

　　——童恩正（已故著名考古學家、昌都卡若遺址發掘的主持者）

阿里佛教石窟壁畫 作者拍攝

　　考古學是一門實證科學，是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交叉學科，它的學科特性超越了傳統文本書寫的偏見與片面。中國考古學不斷取得的新發現和新成果，已經成為中華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之一。在號稱“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考古學用實物組成“證據鏈”，向世界展示出前所未有的西藏人類史、文化史和文明史的新篇章，作出了獨特的科學貢獻。

　　勾勒西藏史前的輪廓樣貌

　　考古學展示了中華文明起源和發展的歷史脈絡，實證了我國“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而在這個漫長的時段中，中原文明系統有文獻記載的歷史僅有3000多年，對于約占人類發展史99%以上的歷史認識，都來源于考古學。

吐蕃墓葬中出土的金器

　　對于西藏高原而言，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更為晚近，直到公元7世紀唐代吐蕃王朝興起之前，漢文史書僅有“吐蕃本西羌屬”之類籠統的記載，而那時藏文還沒有產生。因此，西藏歷史還籠罩在一派神秘的煙云之中。人們或許通過文獻、傳說能夠知道唐文成公主嫁給吐蕃贊普松贊干布的美好故事，但對于比這更早期的西藏歷史，則只有民間傳說和神話了。在這些傳說和神話當中，西藏最早的人類被認為是“釋迦牟尼的后裔”，或者是“神猴”與“羅剎女”交配之后產生的后代。按照這種充滿了宗教色彩的神話傳說，西藏最早的歷史也不過相當于中原地區孔子生活的春秋時代。

烏蘭泉溝吐蕃壁畫墓暗格木箱內鎏金王冠和金杯。資料圖片

　　直到20世紀70年代，四川大學和西藏自治區的考古工作者在西藏東部昌都地區，經過科學的考古發掘工作，發現了昌都卡若新石器時代村落遺址。這個距今約5000年左右的遺址，第一次將西藏高原史前人類生存活動的科學證據揭露于世，讓人驚嘆：早在新石器時代，西藏高原已有定居人群。他們居住在半地穴式和石砌的房屋內，上山打獵，下河捕魚，用骨針縫紉衣物；他們學會了種植小米（粟），制作陶器；勞作之余，他們甚至還用動物骨頭、陶器殘片和遠方輸入的海貝制作精致的裝飾品，愛美之心已經滲入生活的細節之中。

阿里出土的帶有漢字的絲綢

　　經過幾代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如今，一部西藏高原的人類史、文化史和文明史的基本框架已經形成。利用考古資料，我們大體可以勾勒出西藏史前史的輪廓：從最早的舊石器時代開始，距今約十多萬年前至五萬年前，人類已經從不同的方向和路線，按照不同的生存方式和步驟，踏上西藏高原，他們以打制石器為主，從事采集和狩獵活動；在距今約5000年前后，高原東部和中部氣候相對溫暖的地區出現了定居的農業村落，人們開始制作磨制石器、燒制彩陶、種植谷物、馴養動物，進入到被考古學家們稱為“農業革命”的新石器時代；緊隨其后，西藏高原也進入到“早期金屬器時代”，人們學會使用銅器和鐵器，或許在某些地區甚至不排除已經能夠按照高原獨特的方式冶煉制作金屬器。

　　和世界各古代文明及中國其他地方史前文化發展路徑一樣，西藏高原的史前人類也經歷了從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青銅和鐵器時代（只是根據目前的考古資料，在西藏這兩個階段還不能完全分開，統稱其為“早期金屬器時代”）這幾個大的發展階段。大約在公元7世紀前后，西藏高原各部族逐漸形成統一的吐蕃王朝，并創立了文字、城堡和地方性政權，借鑒中原和周邊民族的文明成就形成各種制度文化，進入到有史可載的西藏歷史時期，揭開了西藏文明史的新篇章。

西藏吉隆貢塘王城遺址

　　科學的考古證據還提供了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從舊石器時代直到唐吐蕃時代，以至其后各個歷史時期，西藏的文化和文明都和中國內地有著千絲萬縷的緊密聯系，其發展軌跡始終朝著東向發展，其“文化底色”從一開始便打上了濃厚的東方印記。

　　　提供獨一無二的世界樣本

　　西藏高原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區，長期被認為是“人類生命禁區”。西藏考古的科學發現，用大量實物證據打破了這一神話：舊石器時代的“丹尼索瓦人”很可能是最早適應高海拔地區氣候條件的人群之一，其生命機理中已經開始具有抗高寒、缺氧等特殊基因，為人類生生不息、世世代代定居雪域高原奠定了生物學基礎。人類挑戰生命極限、生存極限的無畏精神，最終戰勝了極端條件下嚴酷的生態環境和自然條件，在高原上創造出從舊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時代、早期金屬器時代等不同階段具有高原文明特質的人類文化。

　　早期踏上并定居高原的人群在物種的選擇、培育、傳播等各個方面都發揮出極大的聰明才智，從引進少水抗旱能力極強的粟作，到更大范圍傳播和種植大麥品種之一的青稞，人們在高寒條件下最終確立了以青稞為主食，輔之以豌豆、小麥等作物的農作物體系。今天人們所熟悉的青稞酒和酥油茶、被譽為“高原之舟”的牦牛等馴化的動物，都是高原文明的特產；西藏最古老的宗教“苯教”（也稱為“黑教”），早在佛教傳入西藏高原之前便已經成為高原人們的精神信仰，對神山、圣湖、古木、奇石、日月、星辰、云彩等各種自然物體和自然現象的崇拜，是高原人群在艱難的環境條件下最為樸實的心靈向往和寄托；充滿游牧民族豪邁情懷的傳奇史詩《格薩爾》，向世界述說著高原各族人民創世紀的歷程……直到今天，人們之所以對西藏高原情有獨鐘，正是因為西藏高原為全人類提供了“高原文明”獨一無二的世界樣本。無論是從人類體質特征還是文化特征上，在中華母親乳汁的滋育下，既具有和中華各民族相同的“文化基因”，又產生出高原文明獨有的品質，以其獨特的宗教、哲學、歷史、民族、語言、文學、藝術傳統成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大家庭中的一員，強烈地引吸著世人的眼光。而考古學，恰恰可以從生物學到人類學、社會學進行溯源，將早已消逝的歷史加以重新發掘、梳理與再現，對這個“樣本”作出前所未有的生動而豐富的闡釋。

　　補充藏學研究的關鍵信息

　　西藏考古的重要性，還體現在它是一門國際性的“顯學”，也是傳統藏學研究新的生長點，為國際學術注入了新鮮血液。從學術史的角度回顧，藏學研究和敦煌學、蒙古學等學科一樣，在國際學術界多作為“內亞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悠久的學科發展史和深厚的學術基礎。

　　以“藏學家”身份進入到西藏進行“考古”“探險”活動，在1950年前可以說是西方學者的“專利”。但即使如此，和西域、新疆、內蒙古、東北（滿洲）等邊疆地區最大的不同在于，由于藏族人民對于外來勢力強烈的抵制和反對，能夠真正深入到西藏高原的西方人并不多。意大利學者圖齊（G.Tucci）是西方學者在西藏考古與藝術領域最高水平的代表。他在傳統藏學研究中加入了西藏考古，從而使藏學研究出現了新的面貌，具有開拓之功。不過，圖齊在西藏高原的考古工作也主要以地表的采集、觀察和記錄為主，地下考古發掘因為條件所限無法真正有效展開，所獲取的資料十分有限。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以后，西藏考古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在黨和國家的關懷下，西藏自治區開始建立文物考古機構，由四川大學、北京大學、西北大學等高校培養出第一批西藏考古的人才，有計劃地在西藏高原全域連續開展了三次文物普查工作，有重點地開展了對其中若干重要考古遺址的發掘工作，如著名的拉薩曲貢遺址、昌都小恩達遺址、山南昌果溝遺址、西藏皮央·東嘎遺址等，都是在這個過程當中被發現和發掘的。近年來，西藏考古被納入國家主導的“考古中國”項目當中，同時也制定了《西藏自治區文物考古“十四五”發展規劃》，西藏考古迎來了又一輪新的發展高潮。近兩年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藏北尼阿底舊石器時代遺址、阿里桑達隆果墓地，以及一批最新的考古成果，極大地豐富了西藏考古的內涵，為最終建立西藏高原考古學文化序列不斷提供資料。

　　西藏考古已經成為藏學研究新的生長點。由于傳統藏學研究主要依賴漢、藏文獻和極為少量的吐蕃金石、簡牘材料，無法解決考古學上關于人類早期文明最主要的三大關鍵性問題，即人類起源、農業起源、文明起源。對于西藏高原而言，要在這三大研究領域內取得突破性的進展，必須依賴于考古學所提供的科學研究成果。即使是進入有文獻記載的西藏歷史時期，考古學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寫著、豐富著西藏的歷史。例如，關于象雄考古、吐蕃考古、高原絲綢之路考古、西藏佛教石窟寺考古等若干重大命題的提出和具體實踐，都是前沿性的學術課題，已經引起國際藏學界的高度關注。西藏考古所提供的科學證據以及由此得出的研究成果，日益得到中外學術界的高度認同，并受到國內外同行的重視。西藏考古的話語權已經開始轉移到中國學者手中。

　　已故著名考古學家、昌都卡若遺址發掘的主持者四川大學童恩正教授曾經預測：“在這一片被某些人視為荒漠的高原之上，是埋藏著可貴的古代寶藏的。這些寶藏在科學上的重大意義，有些在我們現有的認識水平上還難以作出恰如其分的評價。”展望新時代的西藏考古，在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鼓舞之下，中國考古學者一定能夠不負眾望，給世界交出一份充滿中國智慧和中國力量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