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天一院士在實驗室工作。青海省高原醫學科學研究院供圖

　　 “祖國的需要，就是我的選擇！”

　　 1958年，21歲的吳天一響應黨中央“支援大西北”的號召，帶著一句誓言來到青海。此前，這位中國醫科大學畢業的志愿軍戰士，剛剛隨部隊醫院撤離朝鮮。

　　 “青海好，青海好，青海風吹石頭跑……”那時的青海，正如歌謠中所唱，遍地荒漠，滿目蒼涼。

　　 面對艱苦的自然環境，面對肆虐的高原疾病，吳天一義無反顧走上新的“戰場”。從此，他像胡楊樹一樣，把根深深扎在青藏高原，以碧血丹心守護高原人民的生命健康。一年又一年過去，他創造了不勝枚舉的醫學奇跡，填補了國際醫學領域多項空白，成為我國高原醫學的開拓者，被藏族群眾譽為“馬背上的好曼巴（醫生）”……

　　 每當談起自己的經歷，這位塔吉克族院士總是說：“中國的高原醫學搞得好，不是我吳天一有多了不起，而是高原人民了不起，青藏高原了不起。這里，是我科研事業的‘江河源’！”

　　“高原醫學只能誕生在青藏高原，我不能離開這里！”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大批建設者來到青南地區開墾。沉寂已久的高原，一時熱鬧起來。

　　 一天，有位患者被緊急送到吳天一所在的醫院。

　　 吳天一清晰記得，這位患者是一名退伍軍人，20多歲，四川口音。他呼吸困難，臉色發紫，大口大口白沫從口鼻中噴涌而出……醫生們兩天兩夜沒合眼，也沒能挽回他的生命。

　　 “在朝鮮，美帝國主義的飛機大炮沒把我打倒，在高原上得了這種怪病，看樣子是挺不過去了！”患者離世前的這句話，刺痛了吳天一的心。

　　 此后，這種要命的“怪病”接連出現。吳天一意識到，這不是尋常的肺炎、肺充血癥，而是高原低氧環境中的特發性疾病。當時，國內關于高原醫學的研究還是一片空白。吳天一暗下決心，要闖一闖這片“無人區”！

　　 然而，環境流行病學研究談何容易。經驗表明，只有對自然人群的普查率達到90％以上，才能準確掌握疾病的人群分布和患病因素。而在高原上，牧民的氈房動輒相隔幾公里，調查之難可想而知。

　　 “群體調查，一家也不能落！問題，可能就在這一家。”蹬上皮靴，戴上氈帽，躍上駿馬，吳天一冒著冰雪風沙，向最高最遠的地方奔去。

　　 吳天一邊治病、邊調查，初到青海時學會的藏語派上了用場。走家串戶間，他與藏族兄弟打成一片——餓了，吃點牧民們的青稞糌粑；渴了，借點燒不開的水喝；夜深人靜時，他蜷縮在借宿的帳篷里，整理白天收集的資料。

　　 這項調查持續多年，覆蓋人群達10萬。在系統摸底基礎上，吳天一首先提出了“高原心臟病”“高原紅細胞增多癥”等理論，鉆研出符合我國實際的高原病防治措施。

　　 工作間隙，吳天一寫了一篇介紹高原藏族人群的科普文章，發表在《光明日報》上。沒承想，這篇短文給他帶來了意外收獲。

　　 “吳天一，你在美國的父母來電話找你了！”1981年的一天，吳天一剛從昆侖山西大灘考察歸來，同事興奮地告訴他。

　　 原來，早在1948年，吳天一11歲時，就同遠在美國的所有親人失去了聯系。30多年來，他獨自生活、求學、參軍、從醫。

　　 機緣巧合。大洋彼岸，時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員的吳若蘭，有一天翻看《光明日報》，“吳天一”的名字令她怦然心動：“這不是失散已久的哥哥嗎？”

　　 一番輾轉聯絡，電話兩端，無盡唏噓。父母和妹妹向吳天一傾訴相思之苦，呼喚他來美國定居。

　　 科羅拉多州立大學聞訊后，也向他伸出橄欖枝：“來美國吧，這里有你的家，有更好的科研條件！”

　　 吳天一渴望團聚，但他放不下摯愛的事業，更放不下青藏高原和這里的人民。

　　 “高原醫學只能誕生在青藏高原，我不能離開這里！等攻克‘高原人類適應和高原病防治’的課題后，我再去看望你們！”在給父母的信中，吳天一寫道。

　　 這又是一次無悔的選擇。次年，吳天一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

　　“從事高原醫學研究，就得準備好為科學獻身！”

　　 “山就在那里，在風的背后，可以感覺到，只是還未看見。”作家阿來在《果洛的山與河》中，如是描述神秘的阿尼瑪卿雪山。

　　 這座位于黃河源頭、昆侖山東端的大山，科考價值非同尋常。

　　 1985年，在青海省高原醫學科學研究所工作的吳天一，與日本信州大學高山醫學專家酒井秋男，一起接受了國際高山醫學協會的重大課題——組隊聯袂攀登阿尼瑪卿雪山，對生活在海平面的民族和生活在青藏高原的民族進行人體高原適應性的對照綜合研究。

　　 就在準備工作加緊進行之際，意外發生了。

　　 一次赴海西州調研，途徑橡皮山，坡陡彎急，吉普車不慎翻下山崖。幸虧附近做工的老鄉及時趕到，才把滿身是血的吳天一從扭曲的車里拖了出來。

　　 經歷這場事故，吳天一四根肋骨斷了，肩胛骨斷了，腓骨、脛骨也斷了，髕骨粉碎性骨折。

　　 “從事高原醫學研究，就得準備好為科學獻身！”吳天一坦然視之。106天后，他又奇跡般騎馬出現在雪山腳下。

　　 5年一晃而過。1990年，阿尼瑪卿雪山醫學考察進入“決戰時刻”。

　　 攀登從海拔2261米起步。吳天一率隊前行，牦牛馱著X光線機、心電圖機、腦電圖機等沉重設備尾隨其后。

　　 海拔每升50米，隊員們就要把儀器卸下來、安裝好，測量心跳、脈率、呼吸、內分泌、細胞對氧氣利用率等指標。

　　 行至海拔5000米，牦牛“撂挑子”了，科研設備也頻頻出現“高原反應”。不久，日方有3人因嚴重缺氧被抬下山，6人呼吸困難。無奈之下，酒井秋男宣布，日方不再攀登。但吳天一沒想過放棄。“人在高原，缺氧氣，但不能缺志氣！”他讓大家戴上脈率儀，心率超過180就停步，降到160再進發。

　　 歷時45天，中方隊員終于攀爬至5620米的特高海拔。用肩挑背扛上來的科研儀器，裝配起一座高山實驗室。

　　 翌年，第四屆世界高原病醫學大會在日本舉行，阿尼瑪卿雪山醫學考察成果在會上大放異彩。吳天一也被國際高山醫學協會授予“高原醫學特殊貢獻獎”。

　　“我們的目標，就是不讓一個人因為高原反應倒下！”

　　 20世紀末，振奮人心的消息傳到青海：“火車要開上青藏高原了！”

　　 青藏鐵路建設，是一項世界性難題：鐵路將途經海拔5072米的唐古拉山口，要在海拔5010米的風火山上開鑿長達1338米的隧道……高寒缺氧，筑路工人的健康保障成為“難中之難”。

　　 剛剛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的吳天一，被任命為鐵道部青藏鐵路一期建設高原醫學顧問和二期建設高原生理研究組組長。“我們的目標，就是不讓一個人因為高原反應倒下！”他許下諾言。

　　 開工前，吳天一帶著精心編寫的《高原性疾病預防常識》和《青藏高原衛生健康保護手冊》走遍每個工地，指導高原病的自我判斷方法；施工中，他力主建起23個供氧站、25個高壓艙站，提出“三高三低”急救措施，把抗缺氧藥物裝進每個工人的口袋。

　　 鐵路沿線的點點滴滴，吳天一都看在眼里、放在心上。

　　 “晚上睡得熱乎乎的，跑出去上廁所，外面氣溫低，一旦感冒就很容易發生高原肺水腫。”在他的建議下，帶暖氣的衛生車在夜間與住宿車對接，既解決了工人起夜問題，也防止了環境污染。

　　 2001年至2006年，青藏鐵路施工期間，全線搶救高原肺水腫千余例，成功率達100％，14萬勞動大軍無一例因高原病死亡。國際高原醫學權威韋斯特教授認為，這是“高原醫學史上的奇跡”。

　　 常年穿行于高山、草地、冰川，吳天一數不清遭遇過多少回事故。也許是命運的眷顧，如今84歲的他，雖全身曾14處骨折，卻步履穩健；雖經歷兩次耳膜穿孔、多次白內障手術，卻耳聰目明。每年，他都堅持帶隊到“黃果樹”（黃南、果洛、玉樹）等地義診。

　　 今年6月底，吳天一由西寧啟程前往北京，參加“七一勛章”頒授儀式。透過飛機舷窗，他深情凝望著這片扎根63年的土地——

　　 昔日的荒山，早已變了模樣；戈壁灘上，胡楊林蓬勃生長；一條條江河，在高原流淌，百折不回，奔向遠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