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青年時期的劉家駒（喜饒尼瑪供圖）

　　在民國時期的西康地區，有一位特殊的人物，他叫劉家駒，又名格桑群覺。他的人生滿是令人驚嘆的傳奇色彩。作為教育家、社會活動家的他，如同一根木頭，為搭建一座堅實的民族團結與文化融合的橋梁，做出了畢生的貢獻。在當時，他與格桑澤仁、江安西并稱為“巴安（今四川省甘孜州巴塘縣）三杰”，備受贊譽。

　　1900年，劉家駒誕生于川邊巴安縣。他的父親劉觀鏞是漢族，母親則是藏族。父親曾在巴安軍糧府官話學堂任教，這份特殊的經歷，就像一顆文化的種子，在劉家駒幼小的心靈里種下了對中華傳統文化濃厚興趣的根苗。1905年，年僅5歲的他，便走進了父親任職的官話學堂讀書，開始了探索未來世界的奇妙旅程。到了1910年，他順利進入縣立高等小學堂進一步學習，小學畢業后，又一頭扎進私塾，繼續在漢藏語文的知識海洋里遨游。

　　1917年，命運給了劉家駒一次嚴峻的考驗。彼時，他在白玉縣擔任邊軍營部錄事，在一次戰斗中，不幸左腳受傷致殘。但生活的挫折并未打倒他，傷好后，他便進入巴安華西學校初中班，學習藏文、英文以及初中課程。憑借著出色的天賦和刻苦的努力，他在學習過程中脫穎而出，兼任了華西初小國文、圖畫教員。從1920年到1923年，劉家駒更是挑起了華西學校校長的重擔。1924年，他展現出卓越的社會活動能力，開辦了巴安平民益智書報社，這里不僅設有圖書館，他還親自動手自制墨、粉筆，教平民百姓寫字。不僅如此，他還創辦了平民兒童俱樂部，積極參與組織西康巴安國民協進會，并擔任副會長。1926年，他出任巴安縣代理教育科長，三年后，正式成為科長，在教育領域發光發熱。

　　劉家駒才華橫溢，精通漢藏雙語，在文學創作方面造詣頗深。他一心撲在推動教育普及和文化發展上，很快便成為當地聲名遠揚的文化名人。

　　1929年，劉家駒迎來了人生的又一重要轉折點。他與在南京擔任蒙藏委員會委員的老同學格桑澤仁取得聯系，應其熱情邀請奔赴南京，開啟了在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的工作生涯，還兼任《蒙藏周報》報社藏文部主任，負責編輯和管理藏文稿件。剛到內地不久，1929年6月1日，他有幸參加了國民政府成立后首次舉辦的規模宏大的政治儀式——在南京為孫中山先生舉行的隆重莊嚴的奉安大典。這場大典影響了他的思想，也開啟了他對孫中山民族主義思想的探索之路。

　　在此期間，劉家駒先后擔任藏事處科員、調查室調查員、第三科科長等職，積極投身于民族文化的傳播事業。在這個過程中，他對孫中山先生的思想以及“中華民族”相關概念有了全新的認識。有學者考證認為，1930年，他是首次將“中華民族”一詞翻譯為藏文的人之一。1931年，在一篇文章中，他首次在自己的文字里使用“中華民族”一詞，提出中央在西康推行黨務應因地制宜，當務之急是組織康藏黨義籌備會，以“加緊宣傳俾西南人民，得明了帝國主義之陰謀，力求民族之解放，培養自治之能力，早日完成整個之中華民族之大團結”。他長期從事翻譯工作，通過對“中華民族”相關概念的翻譯及傳播，為民族團結和邊疆事務發展立下汗馬功勞。

　　在他心中，包括藏族在內的西南人民，都是中華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參加全國性會議時，他提交了一份極具前瞻性的提案——《內地中小學校史地兩科應加邊疆史地材料以明邊情而免帝國主義者之侵略案》，引起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

　　1931年，劉家駒加入中國國民黨，成為早期藏族黨員之一。他不僅出席了中國國民黨四中全會，還參加了國民政府在洛陽召開的國難會議，并將自己的著作《康藏的過去和現在》分發給與會人士，大聲呼吁大家重視康藏工作。同年11月21日，“西康旅京同鄉國防救亡會”成立，劉家駒被選舉為會長，在9名執行理事中，有6名是藏族，分別為劉家駒（格桑群覺）、江安西（洛松鄧珠）、馬定西、佛平西、楊紹西、馮云仙（女）。《國聞周報?名人錄》第8卷20期專門對時年29歲的劉家駒進行了介紹。此時的他，已經是中央政治學校（蒙藏政治訓練班）的藏文教授，在教育領域發揮著重要作用，為培養了解藏族文化和語言的人才貢獻力量，為邊疆治理提供智力支持。

　　劉家駒的出色工作表現，贏得了班禪駐京辦事處處長羅桑堅贊的賞識，先后擔任班禪辦事處、西陲宣化使公署秘書。由于表現出色，不到兩年，他便出任九世班禪的高級隨員，負責九世班禪的對外翻譯及文電函件工作。九世班禪在南京參加各類政治會議，以及與蔣介石、戴季陶、陳誠、程潛、陳果夫、張群、張學良、閻錫山等要員會面時，都由劉家駒擔任翻譯。憑借這個工作機會，他結識了眾多朋友，在南京官場也聲名鵲起。

　　他還多次陪伴九世班禪前往內地、內蒙古、青海等地開展宗教和國事活動。他不僅僅是隨行秘書，更是九世班禪在內地文化交流與宗教事務中的得力助手。

　　1932年，劉家駒擔任班禪行轅秘書處處長、秘書長，直接參與了許多重大政治與宗教活動。

圖為在九世班禪行轅工作的劉家駒（左）攝影：莊學本（喜饒尼瑪供圖）

　　1937年，九世班禪突然在青海玉樹因病去世，行轅上下一時慌了手腳。關鍵時刻，劉家駒憑借著高超的政治素養和在涉藏事務中的出色表現，挺身而出，成為行轅事務的重要決策者。他即刻與羅桑堅贊等人奔赴漢口等地，向中央政府報告情況。此后，因其“翊贊宣化十有余年…素為邊民所信仰，同人所依賴。此次公推會同代表卓尼絳巴納等來渝述職”。這期間發生的“班轅事件”（行轅與西康軍閥劉文輝的矛盾沖突）等，他臨危受命，彰顯了其在復雜事務中的應變能力，也反映出他在維護邊疆穩定方面的關鍵作用。班禪行轅裁撤后，他被蒙藏委員會聘為顧問。

　　1938年6月13日，國民政府正式下令簡派劉家駒等人為考試院院長行轅參贊，前往甘孜致祭九世班禪。他憑借政治智慧，與中央政府緊密配合，圓滿完成了善后工作。從邊陲來到南京后，他頻繁參加各類全國性會議，像國民大會、國民參政會等，積極發聲。

圖為劉家駒參加相關會議的一張報到表（喜饒尼瑪供圖）

　　1938年4月19日的經歷尤為值得銘記。他參加“蒙藏回族聯合慰勞抗戰將士代表團”，奔赴前線慰勞將士。他們的行動，一方面表達了蒙回藏等邊疆各民族對抗戰將士的崇高敬意，另一方面，也向國際社會有力宣告：帝國主義分化離間我國各民族的陰謀，絕不可能得逞！

　　劉家駒一生擔任過諸多重要職務，如西康建省委員會委員、西康省政府顧問、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議、立法院委員（兩次）、蒙藏委員會委員等。1946年，他在中央大學邊政系擔任講師，同時翻譯高小語文教科書，繼續在教育和文化領域耕耘。

　　新中國成立后，劉家駒依舊發揮著自己的影響力。他全力協助人民解放軍和平解放巴塘，先后擔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第二、三屆委員會委員，四川省民族事務委員會參事室參事，四川民族出版社藏文室副主任等職。他還前往北京參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出版工作會議等。他的不懈努力，為促進民族團結和文化交流立下不朽功勛。

　　1977年9月4日，劉家駒走完了其非凡的一生，享年77歲。他留下的著作《班禪大師全集》《西藏政教史略》《漢藏合璧實用會話》《康藏》，翻譯出版的《西藏情歌》《康藏滇邊歌謠集》，以及1949年后為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撰寫的珍貴文章，不僅在當時影響深遠，時至今日，依然具有極高的學術與文化價值。

　　劉家駒的一生，是四川涉藏地區乃至整個邊疆文化與政治發展的生動縮影。他用實實在在的行動，生動地證明了中華各民族文化的融合與交流，能夠為社會帶來進步與和諧，也為后人樹立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楷模。（中國西藏網 特約撰稿人/喜饒尼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