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6日，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幕。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堅持中國化方向，就意味著歷史上我國各宗教已經在沿著中國化方向前進，意味著我國宗教的歷史發展過程是中國化方向的發展過程。的確如此，雖然我國五大宗教起源不同，傳播發展歷史有別，與中華文化相互吸收、相互影響的時間、方式、程度也各異，但都經歷了長期的、主動的中國化方向的發展過程。中國化是我國宗教的優良傳統和根本方向。藏傳佛教中國化進程從佛教被引入的時刻就已經開始了，經歷了較長的歷史發展。

圖為西藏佛學院“三個意識”黑板報展示欄

　　一、藏傳佛教中國化的第一階段：唐代佛教在吐蕃的傳播

　　唐代時期，佛教傳入吐蕃，揭開了藏傳佛教中國化的序幕。這一時期，佛教在吐蕃的傳播內容，可以概括為三點：一是佛教的傳入。唐代佛教分別從中原地區和南亞兩個方向傳入吐蕃。一方面，文成公主入藏使漢傳佛教傳入西藏地方，為佛教在西藏初傳奠定了重要基礎。摩訶衍則將漢傳佛教禪宗思想帶入吐蕃，使禪宗的頓悟思想在吐蕃廣泛流傳。另一方面，尼泊爾赤尊公主的入藏，對佛教從南亞傳入吐蕃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二是譯經活動。佛教通過翻譯，逐步融入中華文化。這個時期完成了大量的佛經翻譯。翻譯的佛典主要來自印度，其次是漢地和于闐。翻譯成果主要有吐蕃王朝前期完成的《百拜懺悔經》《金光明經》；中期《法集要頌經》《中觀根本頌》《中觀般若燈論》以及后期完成的《入楞伽經》《善惡因果經》《賢愚因緣經》《解深密經疏》等經典。三是佛苯斗爭。佛教為了適應吐蕃社會，經歷了長期復雜的斗爭。通過佛苯斗爭，佛教吸收了苯教的大量神祇和宗教儀軌，逐步消除了其“外來”色彩并開始本土化。總之，有唐一代，佛教通過發揮其契理契機作用，逐步融入吐蕃社會。到了9世紀中葉，因發生“達瑪滅佛”事件，佛教在吐蕃的發展一度中止。

　　二、藏傳佛教中國化的第二階段：宋朝時期佛教進一步本土化

　　這一時期，佛教進一步本土化，主要表現在：一是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區域特點的藏傳佛教。佛教復興勢力通過“下路弘法”和“上路弘法”，分別從今青海、西藏阿里地區進入衛藏地區，相繼形成寧瑪派、噶當派、噶舉派、薩迦派和希解派等教派，藏傳佛教應運而生。而且開始盛行祖師崇拜、重視師徒傳承，這是佛教進一步本土化的表現。二是藏傳佛教在西夏的傳播。這一時期藏傳佛教通過河西走廊直至西夏核心區。藏傳佛教在西夏的傳播，主要以密宗傳播為主，四大密續《事部》《行部》《瑜伽部》和《無上瑜伽部》均于此時傳入西夏。藏傳佛教和漢傳佛教在此得以和諧共生、圓融一體。可以說，宋代佛教的不斷本土化發展模式，既保留了佛教的內核，又適應了當時社會的運轉模式。

圖為西藏佛學院院內石碑（反面）

　　三、藏傳佛教中國化第三階段：元朝時期藏傳佛教與中華文化間進行了較為全面的融合

　　藏傳佛教中國化過程就是不斷融入中華文化的過程。這個時期，藏傳佛教通過向西北、南方和大都的傳播流布，進一步融入中華文化，不斷推進中國化進程。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第一，多地出現了受藏傳佛教文化浸潤的名勝古跡和典籍。像至今還可獲見的江蘇鎮江的過街塔、杭州的飛來峰、寶石山以及福建泉州的清源山、彌陀巖造像，還有湖北武漢的勝像塔和上海的《磧砂藏》等藏傳佛教名勝古跡和著名典籍，都是這時期藏傳佛教不斷融入中華文化的表現。第二，多座藏傳佛教寺廟在大都建成。元代，藏傳佛教在大都（今北京）得以傳播，使得北京地區相繼建成多座藏傳佛教寺廟，諸如白塔寺、大都寺、西鎮國寺、大圣壽萬安寺、大興教寺、大承華普慶寺、萬靈寺、大崇恩福元寺、大能仁寺、大天源延圣寺、西湖寺和寶集寺以及大慈恩寺，等等。這些都是藏傳佛教在北京弘傳的標志。總之，有元一代，藏傳佛教通過多方傳播，提高了與中華文化的融合水平，從宗教意義上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融合和凝聚。

　　四、藏傳佛教中國化第四階段：明清時期藏傳佛教中國化不斷深入

　　主要表現在：一是宗喀巴宗教改革。該時期藏傳佛教界出現了僧人腐化、戒律松弛、學風日下的局面，宗喀巴通過整頓律儀、嚴肅僧紀，調適了藏傳佛教中與當時中華文化相齟齬的不利因子，為藏傳佛教進一步融入中華文化拓展了空間。二是藏傳佛教的破圈發展。這一時期藏傳佛教在京城、甘青晉滇和蒙古諸部等地廣為流布，實現了破圈發展。比如這一時期藏傳佛教在北京不僅新建了二十余座藏傳佛教寺廟，還出現了大批來內地留京的藏傳佛教僧人。這些留京僧人在藏傳佛教傳播、文化交流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藏傳佛教進一步融入中華文化。

圖為西藏佛學院院內石碑（正面）

　　清代藏傳佛教實現了與中國多元文化的融合共處。主要體現在：第一，這個時期光在北京修建和改建過的藏傳佛教寺廟就有32座；北京版《藏文大藏經》《蒙古文大藏經》《滿文大藏經》均于此時得以刊印。第二，這一時期藏傳佛教在納西族、普米族、裕固族等多民族聚居地區得以縱深傳播。第三，該時期其他民族文化傳入西藏，產生影響。如關公信仰和關帝廟隨著內地入藏人員傳入西藏，并出現了不少相關寺宇；另外，穆斯林也于這個時期分別從克什米爾和祖國內地流入西藏，西藏地方開始出現了清真寺。

　　五、藏傳佛教中國化第五階段：民國時期藏傳佛教深深植根于中華文化，藏漢文明互動共進、相輔相成

　　主要表現在：一是該時期內地掀起了學習藏密的熱潮，藏傳佛教密宗得以廣泛傳播。九世班禪是這一時期推動內地藏密復興和漢藏佛教交流的領軍人物。他曾在山西、北京、內蒙古、上海、杭州、南京、沈陽、陜西、甘肅、青海等地講經說法，有力推動了藏傳佛教在中華文化沃土上的持續發展。二是這個時期還大興入藏學法風。著名高僧、佛學家法尊法師即是這一時期漢地僧侶赴西藏學法較有成就的一位，他翻譯了《菩提道次第廣論》《菩薩戒品釋》等多部佛教典籍，是溝通漢藏文化的主要人物之一。三是出現了大量的諸如漢藏教理院這樣的以溝通漢藏文化為主的學校、學會及團體組織。這類機構的籌辦發展，離不開藏傳佛教高僧的支持。比如當時受民國政府邀請，來內地講學的藏傳佛教高僧喜饒嘉措在溝通漢藏文化和聯絡漢藏民族感情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總之，民國時期藏傳佛教汲取時代積極因素，進一步融入于中國社會。

　　六、藏傳佛教中國化第六階段：新中國成立以后，藏傳佛教在中華歷史上翻開了新篇章

　　新中國成立以來，藏傳佛教的信仰觀念和宗教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主要表現在：一是新中國成立初期，愛國主義成了藏傳佛教的發展主流。藏傳佛教界愛國人士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制度，成為愛國統一戰線的重要組成部分。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即為典型代表人物。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立即致電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表示竭誠擁護中央人民政府，為完成祖國統一大業貢獻力量。二是經過民主改革，藏傳佛教回到了純潔清凈的本來面貌。政教合一制度的廢除，使宗教與世俗政治分離，正本清源，為藏傳佛教融入中華文化注入了全新的內容。三是改革開放以來，藏傳佛教進入了歷史發展的大好時期。藏傳佛教在中華歷史發展中，通過充分發揮其“上求佛道、下化眾生、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的優良傳統，不斷推進自身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藏傳佛教與中華文化愈加交相融合。

圖為西藏佛學院操場

　　進入新時代，藏傳佛教賡續其優良傳統，通過一系列努力，為藏傳佛教中國化注入新時代內涵。主要表現在：一是積極對教義教規作出符合時代進步要求的闡釋。藏傳佛教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傳承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藏傳佛教文化，是堅持藏傳佛教中國化方向的重要內容。自2016年以來，中國佛教協會西藏分會每年都舉辦藏傳佛教講經闡釋交流會。二是“利益人群、服務社會”。于藏傳佛教而言，發展公益慈善事業，是推動藏傳佛教中國化的重要途徑之一。自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藏傳佛教界深入社會，積極履行社會責任，積極參與慈善活動，在扶貧濟困、慰藉心靈等方面做了許多有意義的工作。比如拉薩大昭寺、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楚布寺和小昭寺等藏傳佛教寺廟弘揚“莊嚴國土、利樂有情”之傳統，為疫區祈福、捐款，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貢獻了宗教力量。

　　總之，中國化進程是歷史上藏傳佛教的發展主線，藏傳佛教是佛教中國化的產物。藏傳佛教在中華民族漫長的歷史長河中譜寫了恢弘壯麗的精神樂章。藏傳佛教早已成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西藏網 文/索朗卓瑪 作者系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參考資料：

　　鄭堆、索朗卓瑪：《試論藏傳佛教中國化歷史進程》，《中國藏學》2022年第01期，第8-18+211-212頁。

　　主要參考書目：《西藏通史》（八卷本），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