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國會公然發表涉臺錯誤言論，宣稱“臺灣有事”可能構成日本可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存亡危機事態”，暗示可能武力介入臺海問題，粗暴干涉中國內政。高市早苗錯誤言論的背后，隱藏著復雜的戰略意圖，暴露了其長期以來的政治野心，勢必會給周邊安全與穩定帶來不可預測的影響。

資料圖：高市早苗。

　　暗藏三大意圖，謀強軍擴武 固政治私利 

　　高市錯誤言論背后，暗藏怎樣的政治主張？

　　一是以“臺灣有事”為邏輯起點，為日本成為“可戰國”松綁。從2015年安倍晉三內閣強行通過《新安保法》以來，日本“專守防衛”政策的性質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集體自衛權被大幅度解禁。而高市此次所提及的“存亡危機事態”，也是該法案中的一個模糊法律概念。新安保法案的強行出臺，旨在賦予日本自衛隊更多行使武力的空間；而所謂的“存亡危機事態”論，則為日本真正突破軍事限制、合法合理行使集體自衛權提供絕佳的政治借口。

　　高市早苗上臺以來，在推進修憲議程、強化軍事與安保等方面的步伐，明顯加快。例如，近期，高市早苗在國會上，公開強調加快修憲的必要性。此外，高市還在積極探討于2026年修訂三份與安全相關的文件，包括計劃刪除“無核三原則”(“不擁有、不制造、不引進”核武器)中的“不引進”原則，允許美軍將核武器帶入日本，以及大幅提高防衛費等內容。

　　多重跡象顯示，在高市內閣的主導下，日本正進一步加快軍事力量的擴張與重組進程。將“臺灣有事”與日本的“存亡危機事態”相聯動，被視為高市內閣推動“強軍擴武”政策的重要戰略支點。一旦這一敘事獲得國內政治共識，其將在法律、預算與戰略框架層面，為日本突破傳統安全政策邊界提供關鍵的制度化契機。

　　二是在臺海問題上由“被動卷入”轉為“主動布局”，形成對華結構性壓力。近年來，日本相關官方文件多次渲染“中國威脅論”，稱中國為“前所未有的最大戰略挑戰”，渲染臺海危機，粗暴干涉中國內政。而日本相關智庫也輪番模擬“臺海沖突情境”，直言“臺海情勢惡化將直接威脅日本安全”等謬論。

　　為落實這一立場，高市政府積極推進《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等核心文件的修訂，強調擁有“反擊能力”，并大幅增加國防預算，旨在獲取能夠覆蓋中國大陸腹地的遠程打擊能力。而在軍事部署上，近年來，日本自衛隊在西南諸島的部署加速，強化了陸上自衛隊的導彈部隊及電子戰部隊，使其具備在臺海沖突中執行“反介入/區域阻絕”(簡稱，A2/AD)任務的能力。

　　高市早苗的相關表態已實質性突破日本長期以來對臺海事務保持“戰略模糊”的政策慣例，被普遍視作日本意在公開強化其在臺海安全事務中角色的明確信號。這一變化不僅體現在軍力投射與協同能力的提升，更意味著日本正嘗試將臺海議題常態化、體系化地嵌入其國家防衛架構。此舉將使日本在制度設計、作戰規劃和對美協同等方面，形成對華更具韌性和持續性的結構性壓力。

　　三是試圖在日本國內層面爭取保守派支持，穩固自身政治地位。在國內政治層面，高市早苗提出“臺灣有事即日本有事”的論述，既非單純出于外交安全考量，也深刻反映了其鮮明的意識形態訴求。借由突出對臺議題的緊迫性，她主動與自民黨內部的穩健派力量劃出界線，將自身塑造成堅定主張強化防衛的“安全派”代表，從而為其政治人格與領導形象賦予強烈的“安全色彩”，以穩固其政治地位。

　　通過在公開場合強調“臺灣有事”的可能性，她刻意營造一種“必須保持強硬路線”的政治氛圍，使強硬對華、強化武力準備成為政治正確，從而壓縮黨內溫和派的操作空間。這使臺灣問題不再僅僅是外交議題，而是成為高市實施權力斗爭的重要敘事工具。

　　暴露危險傾向：煽動危機 加劇地區緊張 

　　高市錯誤言論造成何種影響？

　　首先，高市早苗的錯誤言論嚴重破壞了中日關系的政治基礎，沖擊中日關系穩定大局。該言論是粗暴干涉中國內政的表現，嚴重違背了一個中國原則和中日間的四個政治文件精神。同時，這種明確且露骨的挑釁言論，大大壓縮了未來日本政府在對華政策上保持靈活和“戰略模糊”的空間，給未來臺海局勢的變化帶來諸多不可預測的風險。

　　其次，高市早苗的言論實際上是在煽動和助長危機，加劇了臺海和東亞地區的緊張局勢。高市的錯誤言行并非偶然，而是日本國內歷史修正主義抬頭和系統性右傾化的體現，反映了日本突破戰后軍事束縛、推動再軍事化的危險傾向。中方對此的強烈回應，也是針對這種系統性右傾化的預警。高市此番錯誤言論使亞洲鄰國和國際社會對日本是否真心堅持和平發展承諾、是否已與軍國主義劃清界限，產生強烈質疑和擔憂。

　　此外，202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高市早苗卻在這一高度敏感的歷史節點再次鼓吹“臺灣有事”論，其危險言論不僅無視歷史教訓，也暴露出日本國內右翼勢力不斷擴張的戰略訴求，值得國際社會高度警惕。

　　自21世紀初以來，尤其是在美國特朗普政府推動盟友“負擔分攤”以及要求日本承擔更多自身防務責任之后，日本的國防能力不僅在數量上擴張，更呈現出質的躍遷。從名義上的“響應美國要求”，逐漸演變為具有明顯自主意圖的防務強化路徑。

　　針對日美關系，著名的“瓶蓋論”長期以來指出，如果美國對日制衡能力削弱，日本可能借機突破同盟的結構約束，朝向更具獨立性的戰略自主路徑邁進。當前日本防衛戰略的深化，以及制度層面不斷松動的再武裝傾向，某種程度上正印證了這一理論擔憂的現實化趨勢。

　　此外，日本部分右翼力量的核心訴求并非單純的對外強硬，而是一種極端民族主義驅動下的戰略自主化傾向。他們在意識形態上既排斥中國，也深刻警惕美國對日本的長期約束。高市早苗等人的危險言論反映的是右翼骨子里的“擺脫外部束縛、追求戰略獨立”的深層沖動。這種以意識形態驅動的戰略自主化，不僅缺乏現實基礎，也可能進一步將日本推向危險的政策誤區。

　　從宏觀歷史演變和戰后國際秩序穩定這一視角來看，高市早苗錯誤言論的危險性不僅在于挑動臺海局勢，更在于為日本戰略自主化、正當化提供政治動員，使日本更接近突破戰后安全框架的臨界點。這種變化不僅可能重塑亞太力量格局，也會對全球盟友體系、地區軍備競賽及戰略穩定產生外溢影響。未來，若日本在強軍擴武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其對臺海局勢的介入方式與力度可能發生質變，進而給地區安全的整體穩定性帶來不可預測的影響。

　　(作者高梓菁系山東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