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已從武漢西藏中學畢業12年，但邊珍依然懷念在校過年的日子。一到藏歷新年，同學們會穿著藏服，在彩色花紋木盒里放滿炒麥粒和酥油糌粑，再插上青稞穗和酥油制成的彩花，做成切瑪，還要給老師獻上哈達。

　　被學生稱為“侯爸爸”的侯伯云每年藏歷新年都很忙。籌備活動、找學生談心……26年來，每年大年三十、初一，侯伯云都在學校陪著學生一起過。

　　在民族教育崗位上工作了大半輩子，從班主任到武漢西藏中學副校長，侯伯云探索出一套西藏班的管理辦法，讓遠離家鄉、父母親人的藏族孩子慢慢適應了武漢的教學模式；他還牽頭組織農工黨愛心黨員，推動武漢市政協委員、湖北省建藏援藏協會會員與藏族學生結親結對，為上千名西藏孩子找到了“武漢媽媽”“武漢爸爸”。

　　侯伯云覺得，自己26年來就做了一件事：為一批在武漢求學的藏族孩子撐起一片藍天。

　　“他幾乎認識學校所有孩子”

　　侯伯云始終記得第一次去接西藏班孩子的情景。當時10多歲的普布曲杰背著一個蛇皮袋，侯伯云伸手想幫忙，孩子卻搖搖頭，拖著蛇皮袋走了4公里的路，后來侯伯云才知道，蛇皮袋里裝的是普布曲杰初中4年的零用錢。臨行前，他的媽媽將10元、20元湊出的440元縫進行李中。

　　1995年，侯伯云從湖北省宜昌職教中心調到沙市六中西藏班(之后搬遷至武漢，成立武漢市西藏中學)，當起了藏族學生的“孩子王”。

　　武漢西藏中學是湖北省唯一、全國首批內地藏族學校，也是全國最大的地方援建藏族學校。從西藏出發，這些10多歲的孩子以前要坐幾天幾夜的汽車、火車到武漢，接著面臨長達3年甚至更長的異鄉求學生活。有的學生家在西藏牧區、農村，家里人沒讀過書。來湖北之前，孩子們普通話說不流利，也不愛與人交流。

　　起初，侯伯云跟西藏學生接觸，找不到方法。他開始自學藏語，看到學生就用藏語打招呼，“吃了嗎”“你好”。

　　在邊珍的印象里，侯伯云的身影經常出現在學校的林蔭道上，他總是拿著藏文課本，碰到學生就拉過來做他的“藏語老師”。等到邊珍從初中升到高中，侯伯云已經會唱藏族歌曲。

　　有一次，一個孩子找到他說：“老師，您這么尊重我們，我愿意來跟你說說心里話。”

　　那時，侯伯云還是學校的體育老師。一次上課，剛做完熱身活動，普布曲杰轉頭跑回了宿舍，找來針線，一個人坐在床頭縫褲子。侯伯云一問才知道，孩子只有兩條褲子，一條破得不能穿了，另一條在上體育課時破了一個洞。侯伯云從家里找來褲子和鞋子，此后對普布曲杰給予了長達4年的資助。

　　該校教師許玉萍的班上曾有個藏族女孩旦增白吉那曲，家里有8個兄弟姐妹，她排行第六。剛來學校，聽不懂普通話，小姑娘躲在教室里哭，鬧著要回西藏。侯伯云一有時間就來看她，跟她聊天。

　　許玉萍發現，這個內向的孩子一見到侯伯云就開心地笑，也會主動打招呼。到了期末考試，旦增白吉那曲從班級倒數考到前幾名。許玉萍覺得，“侯伯云是個內心充滿陽光的人，會為學生著想，很多事情比女老師想得還要細致。”

　　侯伯云要求孩子干干凈凈的，講衛生。周一升國旗，每個班級的學生要把自己的手指亮出來，如果指甲太長，要當場剪指甲；宿舍里，床單要鋪整齊，被子要疊成方塊；有學生翻墻出去上網，他帶著學校的老師一家家網吧找。

　　在西藏中學讀書7年，邊珍最親近的除了任課老師，就是侯伯云，“他幾乎認識學校所有學生”“他幾乎承擔了所有角色，老師、爸爸、心理輔導師、朋友……”

　　“我在江城有個家”

　　2007年8月，第一次坐上從拉薩出發到武漢的火車，德吉拉姆穿著厚厚的藏服下了火車，才發現這里的氣候比西藏濕熱得多。在車站等候的西藏中學教師幫忙拿行李，帶上學生剛脫下的衣服，開著大巴車送他們到學校。

　　對于家住西藏農牧區的女孩德吉拉姆來說，這里的一切都顯得陌生。

　　2012年3月，一次假期，侯伯云組織學生外出野炊游玩，德吉拉姆認識了農工黨員賀丹心，從此有了一個“江城媽媽”。侯伯云囑咐德吉拉姆，有心里話要多跟“媽媽”交流談心。“媽媽”每到節假日就會接她去逛街、看電影。

　　從西藏中學畢業后，德吉拉姆考入西安交通大學。一次過年前，她從學校趕到武漢看望“江城媽媽”。走進家門，她看見房間里放好了睡衣、拖鞋，桌子上放著煮好的排骨藕湯和她最愛吃的丸子。

　　畢業3年，德吉拉姆也一直跟“侯爸爸”保持聯系，“如果當初沒有他，就不會有‘江城媽媽’，我或許就不會遇到這么多好心人”。2020年初，武漢暴發新冠肺炎疫情，入職不久的德吉拉姆將一個月的工資全部買了口罩捐給母校。

　　10余年來，為幫助藏族貧困學生在武漢找到歸屬感，侯伯云聯系農工黨武漢市委員會、洪山區工委會，在武漢西藏中學開展了10次大型結親結活動，有100多名黨員參與結對，捐款捐物近200萬元，讓200多名藏族孩子在江城武漢有了“新家”。

　　“對于西藏的孩子來說，來武漢讀書需要的是民族親情，需要的是大手拉小手的關愛。”侯伯云說。

　　“出來是為了回去建設西藏”

　　在學生時期，邊珍曾覺得侯伯云所做的一切都是“理所應當”的，而當她成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的博士，才發現“越長大越尊敬他”。

　　和普通中學不一樣，西藏中學的老師得24小時留校，住所就在學生宿舍的樓下。逢年過節，因西藏孩子無法回家，老師就陪他們一起吃年夜飯、跳鍋莊舞、唱藏族歌。

　　那時一到春節，侯伯云的母親就提著特產，坐火車從荊州趕到武漢，跟兒子一起過年。他的宿舍里常常擺滿了牛肉干、水果，招呼著學生們來做客。

　　到了暑假，這群老師也會跟著學生坐兩天兩夜的綠皮火車回西藏。到了拉薩，老師們忍著高原反應舉辦家長會，一家家地上門拜訪。

　　這時，侯伯云是最忙的，學生搶著請他去家里做客。聚會上，有1995年畢業的學生，也有2010年畢業的學生，大家準備好青稞酒，唱著班上孩子都會的《媽媽的羊皮襖》，回憶在西藏中學生活成長的日子。

　　民族親情在一點點傳遞。2019年從浙江警官學院畢業的旦增，假期特地回到母校，感謝“侯爸爸”從初中到大學11年的資助；有一年端午節，普布曲杰工作的山溝沒有信號，他騎了兩個多小時的摩托車，開到有信號的地方給侯伯云打祝福電話……

　　“西藏中學不僅是一個學校，也是一個家，一個托舉著我們成長生活、求學求知的地方。”邊珍覺得，離得越遠，對西藏中學老師的感情就越深。

　　從西藏貧苦的牧區走出來，邊珍是家里第一個大學生，更是第一個博士生。“我們武漢西藏中學的學生，出來是為了更好地回去建設西藏。”邊珍說，這是他們年少時從家鄉出發時就埋下的種子。如今她學到了知識、本領，未來想要回到西藏，用自己的力量改變落后的教育觀念，讓更多西藏孩子走出牧區、走出村莊。

　　在邊珍心里，真正的偶像就是“侯爸爸”，“他從事民族教育26年，一直默默無聞、初心不變。”她希望有一天，也能在教育一線做一位默默奉獻的教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