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考古是種什么體驗？

　　這個夏天，湖南女孩鐘芳蓉火了，在她考出676分的高考成績，并在北大眾多專業之中報考冷門的考古專業以后。

　　有的人豎起大拇指為小姑娘點贊，欽佩她堅持自我、堅持夢想的初心，也有的人擔憂鐘芳蓉今后的前途，認為冷門專業不好找工作，干考古收入不高，勸她不如換個專業。

　　8月2日，鐘芳蓉通過微博發聲，稱自己從小就喜歡歷史和文物，受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先生的影響，選擇報考考古專業。內容不長，但足以表明她的堅定。

　　鐘芳蓉的舉動，讓“冷清”慣了的考古界集體“出圈兒”，從樊錦詩先生，到國家文物局、北京大學、各地博物館，無一不對鐘芳蓉的選擇送上祝福和鼓勵。

　　學考古、干考古，究竟是什么體驗？外行看熱鬧，而對于內行來說，其中的酸甜苦辣，恐怕一言難盡。

　　“考古是挖古墓的嗎？”

　　趙志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從1977年考上北京大學考古專業算起，今年是他與考古結緣的第43年。

　　看到鐘芳蓉的新聞后，他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寫道：考古確實辛苦甚至艱苦，但我們大考古充滿了樂趣甚至驚喜。人生短暫，全部用來掙錢謀生太不值得，還是應該有點夢想和追求。感謝小鐘同學，讓我們大考古突然由充滿神秘感的冷門學科變成了萬眾矚目的熱門學科。

　　說考古冷門，是因為大多數人對它不了解，對考古的認識多半來源于影視劇、紀錄片、小說，再加上點合理想象。

　　趙志軍說，在進入大學學習之前，他對于什么是考古也是“一臉懵”。當年高考填報志愿，由于喜歡歷史，他選擇了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史專業，卻未能如愿。在學校給出的調劑法律和考古專業之間，他選擇了和歷史有關的考古。“拿到錄取通知書，我就在琢磨，考古是挖古墓的嗎？我趕緊找了本書，查查考古是什么。”

　　有的人從學術的角度，闡釋考古學，說它的任務是根據古代人類通過各種活動遺留下來的實物，研究人類古代社會的歷史。還有的人從感性出發，把考古描述為包含詩和遠方的學問，能回答“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將到哪里去”……

　　考古離我們其實并不遠，最近這些年，從江西南昌西漢海昏侯劉賀墓的發掘、良渚古城遺址申遺，到“南海1號”古代沉船的保護發掘……一項項重磅考古成果呈現在世人眼前，不僅讓歷史迷驚呼過癮，也讓普通人感受到了考古的魅力和文明的力量。

　　人們眼中的冷門專業，某種程度上是和熱門相對應的，熱門專業往往就業前景看好，收入可期。趙志軍說，正因為冷門，愿意學考古的學生少，人才更是稀缺，因此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樣缺少工作機會。“考古的確不是一個賺大錢的行業，但不用為柴米油鹽發愁，也不用替將來退休生活擔憂，這種安定感和滿足感不是所有職業都能夠獲得的。”

　　“苦的另一面是樂”

　　盡管40多年過去了，趙志軍對自己第一次參加田野發掘工作的經歷依然念念不忘。

　　針對在校學生的田野考古實習，是北大堅持至今的一項傳統。1979年，趙志軍和全班同學一起來到山西曲沃縣的曲村遺址，開始為期半年的實習。他的工作之一是清理一座西周時期的墓葬，墓主人頸部有一條石頭和骨頭制成的項鏈，“我每天趴在幾米深、陰冷潮濕的墓底，和墓主人的頭骨大眼瞪小眼，拿竹簽一點點把項鏈上的珠子清理干凈”。

　　考古學中的實物資料包括各種遺跡和遺物，它們多埋在地下，必須經過科學的調查發掘，才能被系統、完整地揭示和收集，考古學研究的基礎就在于田野調查發掘工作。搞田野發掘，揮鐵鍬、拿鏟子，每天一身土一身泥都是再正常不過的事。

　　在曲村遺址的實習讓趙志軍第一次飽嘗了考古之苦，除了意料中的工作之苦，還有意料之外的生活之苦。“實習的學生雖然單獨開伙，但伙食還是比較差；住在老鄉家里的土炕上，每天晚上我們都躺在被窩里捏虱子。”回憶過去，趙志軍臉上只看得到云淡風輕，但他說，那段經歷確實讓同學們叫苦連連，當時有的人甚至發誓不干考古了。

　　田野考古實習就像一道分水嶺，一側是對考古神秘、未知的沖動，而另一側則是對考古之苦現實的認知，翻過這道嶺，有的人選擇轉行，而有的人初嘗考古的魅力，選擇繼續跋涉。

　　趙志軍是后者。上世紀90年代，趙志軍到美國繼續學業。有一次參加考古調查，需要穿過一片茂密森林，毫無經驗的他，第一天下來褲腿就被灌木叢剮成布條，腿上布滿血道子。這讓他感慨，考古之苦不分國界。

　　考古之所以冷門，很多人不愿學、不愛干，就是因為這份辛苦甚至艱苦。隨著我國經濟發展，物質生活整體改善，現在考古隊的生活條件早已不同往昔，但因為考古工作的特殊性，發掘現場多在艱苦的偏僻之壤，新一代考古隊員和從事其他工作的同齡人相比，生活條件仍然有差距。

　　趙志軍對記者說：“我總是呼吁，在政策條件允許的范圍內，相關部門或院校應當盡量為考古隊員改善生活條件，例如提高伙食標準，改善住宿條件，解決洗澡和洗衣等困難，他們為了自己的職業理想已經放棄了很多，不應該讓可以解決的生活之苦澆滅他們的熱情，畢竟人才難得。”

　　“考古工作確實苦，但就像一枚硬幣有兩面，苦的另一面是樂，考古是一個‘有樂子’的專業。”趙志軍說，因為發掘現場遠離喧囂，正好可以讓人靜下心感受自然之美。“有一次，在新疆的一處考古工地，我有生以來頭一次看到萬點繁星的浩瀚銀河，你知道多么震撼心靈嗎？”

　　“干考古，每天打交道的都是珍貴文物，普通人只能去博物館隔著櫥窗看看，而我們可以用手觸摸到。”他說，天天徜徉在歷史的長河、藝術的海洋中，雖然賺不了大錢，但精神上絕對富足。

　　“不斷發掘，就永遠有驚喜”

　　考古更大的樂趣在于探索未知，“每次發掘都不知道會發現什么，不斷發掘，就永遠有驚喜”。趙志軍說。

　　趙志軍迄今遇到的最大驚喜在江西萬年仙人洞遺址。“經過年代測定和其它技術鑒定，專家們認為仙人洞遺址里的文化堆積大概在10000年以前，這是從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最關鍵的一環，而新石器時代的一個標準是農業的出現。”趙志軍通過植物考古的植硅體分析方法，找到了距今1萬至1.2萬年之間的栽培稻谷遺存，同時還找到了1.2萬年之前的野生稻遺存，這個成果將中國稻谷的種植時間提前到1萬年前。趙志軍就此在英國的《古物》(Antiquty)學術刊物上發表了題為《中國長江中游地區是栽培稻起源地之一》的論文，在國內外學術界引起了轟動。

　　近些年，綜合運用植物考古的方法，探索農業發展與中華文明起源的關系，耗費了趙志軍和他的團隊的大量時間和心血。他們在與中華文明形成相關的六大區域內，通過浮選法找到了大量植物遺存，通過系統研究發現，這六大區域的農業生產特點和發展模式大體可分為4種方式：以種植粟和黍這兩種小米為特點的古代北方旱作農業；以種植水稻為特點的稻作農業；稻旱混作農業生產；以多品種農作物種植為特點的農業生產。

　　“我們的植物考古研究揭示，在中華文明的形成時期，只有黃河中游地區的農業生產是以多品種農作物種植為特點的，而黃河中游地區是夏商周文明的核心區域，所以農業的發展應該與文明的起源存在著某種相應關系。所謂‘五谷豐登’多品種農作物種植，對中華文明起源而言，不是贊美之詞，而是必要條件。”趙志軍說。

　　對于趙志軍和千千萬萬的普通考古人來說，苦樂交織的日子，驚喜永遠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