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經濟的發展，年輕人的成長期變得越來越長，他們普遍晚熟，也更依賴父母

　　“新型啃老”正流行 板子該打誰身上

　　嫌兒媳婦太懶多說了幾句，沒想到人家抱著孩子、拉著老公一摔門，走了！最近幾天，仝大爺兩口子跟丟了魂兒似的，坐立不安。

　　“孩子從小就是我給看大的，幾天看不見，我連覺都睡不著。”仝大媽跟老鄰居說起5歲的大孫子，直抹眼淚。這幾年家里添了孫子以后，兒子干脆帶著媳婦孩子一起住了過來，老兩口每天照看孫子、做飯、收拾屋子忙得沒空歇腳，仝大媽的腰疼也越發嚴重；但好不容易清靜下來，卻失眠得了心病。思來想去，老兩口做了一大桌子菜，想方設法讓兒子勸媳婦把孩子接回來。

　　老鄰居笑她是“受累的命”，仝大媽卻說：“兒子不光是讓我們帶孫子，也是怕我們寂寞，我們受點累，也高興。”

　　如今年輕人“啃老”已經成為見怪不怪的現象。大城市房價高，大多數年輕人靠工資不可能買得起房；工作壓力大，雙職工小夫妻很難兼顧工作和照顧孩子，于是本該壓在年輕人身上的責任順理成章地往上一代傳遞，“啃老”也被冠以各種堂而皇之的理由。

　　不同于人們印象中那些已成年且有謀生能力，卻賴在家里不工作，只靠父母供養的“啃老族”，如今更普遍的“新型啃老”方式往往更“不易察覺”。這些年輕人有工作，甚至有的還收入頗豐，有的以盡孝的名義，小兩口長期帶著孩子一起到父母家蹭吃蹭喝；還有的以工作忙為由，當起“甩手掌柜”，把孩子全扔給老人養。

　　“新型啃老”在社交媒體上引起不少網友的熱議。有人認為這是“看似盡孝，實則坑爹，是新型不孝”；也有人認為，“‘被啃’的一方才是問題出現的根源，總是大包大攬，養出了‘巨嬰’，自己受罪還不自知。”

　　“啃”與“被啃” 一個愿打一個愿挨

　　仝大爺和愛人忙活一輩子，給兒子攢下一套婚房，以為退休后終于可以享清福了。可兒子大學畢業后，在家一待就是3年，總說找不到稱心的工作。

　　好說歹說，仝大爺托關系給兒子找了個工作，剛入職前幾年，月收入只有3000多元。兒子總喊錢不夠花，仝大媽沒事就悄悄給他口袋里塞上千把塊錢。2年前，兒子終于成家了，也很快生了寶寶，仝大爺兩口子卻更擔心了，“兒子還像個沒長大的孩子，怎么照顧好孫子？”

　　果然，兒子帶著老婆孩子干脆一起住進了父母家。兒媳婦說，自己白天要上班，晚上陪孩子睡不好，于是小孫子從小就跟著爺爺奶奶睡。老兩口每天買菜給大人做飯，還要給小孫子單獨做一份兒童餐；要陪小孫子玩，還要打掃衛生，當然也順便把兒子那屋一起收拾了。

　　遇上能干的爺爺奶奶，小兩口更心安理得地做起“甩手掌柜”。下班回家，一桌子飯菜已經熟了，倆人吃完飯連碗都不洗就躺在沙發上玩手機。趕上假期，兩人還要“二人世界”去旅游幾天。前陣子，仝大媽腰疼得厲害，想去醫院看看，便問兒子和兒媳婦能不能請假看一天孫子。沒想到，兒媳婦臉色立刻不好看了，說“請假一天要扣很多錢”，又說“您這老毛病，看了也好不了。”仝大媽有些生氣，多說了幾句，結果上演了兒媳婦帶孩子“離家出走”事件。

　　事后仝大媽也“想通了”，“都說常回家看看，我每天都能看見兒子和孫子，累也值了。”

　　讓老人幫忙帶孩子的年輕家庭很多。明明有能力卻依然全依賴老人供養自己的小家庭，便成了所謂的新型“啃老”。對老人而言，看似是兒女天天在身邊共享天倫之樂，實際上他們也有苦難言，不僅失去了晚年的自由時光，透支了自己的身體，還得不斷給孩子甚至孫子搭錢。

　　天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思修教研室主任李偉認為，“啃老族”日益擴軍的背后，與中國的傳統文化以及養老模式有一定關系。我國自古以來是以家庭為單位，父母養育下一代，而子女長大后再贍養父母的模式，因此中國的父母與子女的關系，很難像西方國家那樣分得特別清楚，“特別是父母對子女的關愛和幫助，并不會因為子女成家立業而停止”。

　　近幾十年來，特別是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后，中國家庭的規模在縮小，“421”的家庭結構里，獨一無二的那個孩子從小就享受了更多特權，也使得“啃”與“被啃”的雙方，都覺得似乎理所當然。

　　中國一直有居家養老的傳統，也確實存在一些子女難以兼顧對老人的照顧，使得一些老人反而希望繼續“被啃”，在他們看來那是被子女需要，他們也愿意與子女共同承擔生活壓力。

　　“板子不能光打到年輕人身上”

　　劉琳琳和丈夫的工作越來越忙。幾年前，他倆一個從天津調動到了北京總部，另一個也調往離家60公里遠的新廠區工作。劉琳琳的父母自告奮勇接下重任，“你們倆忙工作，我們看孩子”。

　　外孫女上小學后，老兩口起早貪黑地接送。學校是市中心城區一所熱門小學，當初外孫女能進這所學校，可是經過了百里挑一的激烈競爭。但學校離劉琳琳的父母家很遠，大約有10公里車程。早高峰的時候，要走完這10公里路，對老兩口而言非常艱難。他們每天5點多就起床，給孩子做早餐，然后3個人一起，趕在6點半之前出門，風雨無阻。

　　一路上，要通過兩座橋，穿過市區最繁華的主干道，然后開進堵得水泄不通的老租界區。那所學校就在里面最中心的位置，周圍全是單向車道。

　　70歲的劉大爺要在擁擠的車流中，蹭大約1個小時，才能開到距離學校最近的停車點，然后讓老伴下車帶著孩子走到學校門口，老兩口再一起回家。下午放學時，兩人再來接。晚上還要戴著老花鏡，給外孫女輔導功課。

　　劉琳琳告訴父親，孩子從小什么都要學一點，于是老劉又給外孫女報了鋼琴、舞蹈班，上3年級后，晚上又加了英語和數學補習班。老兩口發現，兩人每月退休金加起來，只夠給外孫女交一門課外班的錢。即使這樣，他們也咬牙沒跟女兒提，“女兒和女婿每月要還幾千元房貸，現在年輕人壓力大，我們老人能多幫一點就多幫一點吧”。

　　李偉認為，“新型啃老”現象增多，與社會經濟發展隨之帶來的各種問題有密切關系，“也不能光把板子打到年輕一代身上”。

　　比如大學畢業生逐年增多，經濟形勢卻面臨國內外下行趨勢，人才供給和需求出現結構性矛盾，自然會有許多大學生畢了業但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對于這些人來說，只能暫時先在家“啃”父母，再逐步尋找和確定自己的發展方向。

　　對已工作又成家了的年輕人而言，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快速攀升，加上通勤時間長、工作壓力越來越大，導致他們要想在大城市立足、安心打拼，就不得不繼續向父母求助，比如需要老人湊錢買房或交首付，比如請老人代替自己來撫養孩子。

　　這也使得一些老人在給子女提供幫助的同時，也逐漸習慣了過度參與子女的生活，大事小事全攬在自己的身上，明知“被啃”卻還是不能放手。

　　年輕人晚熟 亟須培養責任意識

　　如今的年輕一代趕上了中國改革開放40年經濟高速發展的時代，物質條件得到極大改善。李偉分析，“421”的家庭結構使得年輕一代不再必須肩負起“反哺”家庭的重擔，與此同時，整個社會對于就業、婚姻等方面的觀念也更加多元和包容，“這些都是社會進步的體現，但也容易讓人們忽視了年輕人對家庭應有的責任。”

　　南開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從事人口學研究30余年，他認為隨著經濟的發展，年輕人的成長期變得越來越長，表現為他們普遍晚熟，也更依賴父母。

　　對80后、90后的這代人而言，很少人有饑餓的記憶，特別是90后的成長環境更為優越。但他們的父母一輩卻對貧困有著深刻的印象，從物質匱乏的時代走到今天，很多父母心中有一種執念，就是“不能苦了孩子”。這也使他們主動愿意犧牲自己的晚年生活，貼錢貼精力，愿意讓孩子甚至孫子來“啃老”。

　　每年迎新生入學，李偉都會見到形形色色的家長和孩子。有爺爺奶奶、爸爸媽媽帶著孩子，三代人一起來學校的；也有學生自己背著行囊來報到的，“好像誰也沒覺得誰更稀奇”。李偉明顯感覺到，全社會對人們不同選擇的包容度都變得更大，這也讓年輕人有了更多選擇的機會。但同時，他們也存在抗挫折能力較差，責任意識不強等問題。

　　“各種形式的啃老流行，其實都是多種社會因素共同作用導致的現象，因此要緩解這個問題，也需要政府、社會等各方協作形成合力。”李偉認為很重要的一點是，要幫助年輕一代樹立更多的奮斗精神和責任意識，“無論是進入職場，還是建立家庭，這些敢于面對困難和挑戰的品質，對人一生的成長都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