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冬春之交，沒有任何人能夠預料到，第一件重大的事件，竟然會是一場席卷全球、足可載入史冊的新冠肺炎疫情。這場癘疫，其傳播速度之快、感染范圍之廣、防控難度之大、危害之烈，必定會在人類“疾病的歷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必定會成為后人長久研究的課題，以期為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找尋到更具針對性且更具有普遍意義的因應手段。

　　人類的歷史，在一定意義上，就是一部和災疫抗爭的歷史。一如瑞典病理學家弗克漢斯所言，“人類的歷史即其疾病的歷史。”疫情期間，出版于1976年的美國歷史學家威廉 麥克尼爾所著《瘟疫與人》一書，也再次引起關注。而我卻想到了1937年鄧云特(即鄧拓)撰寫、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國救荒史》。此書被稱為馬克思主義救荒史學篳路藍縷的開山之作，已為商務印書館收入中華現代學術名著200種之第44種。

　　鄧拓25歲時所寫25萬字的經典學術名著《中國救荒史》，主旨在自然災害造成的饑饉。在對歷代這一災荒史分條析理的基礎上，進而對歷代救荒思想及其救荒政策探賾索隱，且論證縝密、史料詳實。癘疫一事，雖未有專章論述，但書中也有時有論及。

　　譬如，“我國祛疫的方法，除最初流行的巫術以外，史籍中所見的，最早當是后漢光武帝時代‘遣光祿大夫將太醫循行疾病’。自東漢以后，才逐漸注意廣泛的醫治和公共防疫。但實行還是不普遍，且各朝并不常見。直到清代，祛疫的方法，才粗具規模。不過，歷代執行祛疫工作時，流弊多不可免。”書中并引用《康濟錄》所引“濟貧之民，一食尚艱，求醫問藥，于何取給”。這些文字都顯現了鄧拓同志對災荒成因比較流行的“自然條件決定論”、“技術落后決定論”以及“人口決定論”的批判，進而指出“從來災荒之發生，帶根本性的原因無不在于統治階級的剝削苛斂。”

　　由是想到我們今日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人民戰爭。正是全中國人民巨大的勇氣、磅礴的魄力、無畏的擔當，有了國家強有力的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才有了疫情的有效、及時的控制，并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還給我們的日常生活帶來了變化。疫情讓大家對個人衛生的關注度明顯提升，出門戴口罩、勤洗手、分餐制等良好的生活習慣，已漸成老百姓的習慣。

　　特別是近日看到，浙江衢州市各縣開“兩會“，疫情之下，與會人員見面不握手，改行作揖禮，多有爭議。從《中國救荒史》，我又想起鄧拓《燕山夜話》中的一篇，《握手與作揖》。

　　握手和作揖都是人們交往時的一種問候形式，都有其各自的文化起源和內涵。孰優孰劣，不好一概而論。我以為，鄧拓同志的觀點，倒多有可取之處。茲摘引若干，供大家一閱。

　　鄧拓說，“有什么可以代替握手，來表達友情的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應該按照本民族的傳統禮節，取其簡便易行者，去其繁雜無用者。

　　“握手這個禮節，在歐洲最為普遍……我們從古禮中唯一可以斟酌采用的便是‘作揖’……這種作揖的方法，去代替握手，再加上大家常見的點頭或輕微的鞠躬，那末，這在一般的場合下，應該是行得通的吧。”

　　鄧拓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忠誠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學識淵博，卻君子謙謙，虛懷若谷。行事、作文，總是廣謀從眾、同諮合謀。《握手與作揖》倡言揖讓之風，溫文儒雅。為了進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在這個特殊時期推行一下作揖禮，感受、了解一下這種傳統禮節未嘗不可。鄧拓所言極是。

　　之所以再提《中國救荒史》，實在是因為今天是鄧拓同志去世54周年。雖然于逝者而言，這不是個大日子，并且多有傷感。但讓我感喟者，則是鄧拓同志逝世于54周歲，二者相加，百又零八，這在中國文化中有著圓滿的味道，真是令人棖觸甚深。在顧行、成美兩位前輩所寫《鄧拓傳》再版后記中，曾有這樣一句話，“鄧拓的一生體現了一種精神，這種精神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世事的變化顯得更加珍貴。”

　　我很珍惜他留給我們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