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羅振亞（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

　　今年是穆旦誕辰105周年。在新詩的版圖上，他曾經是寂寞的，而后又熱度超常。他詩歌的命運轉折，也暗合了文學史的運動規律。歷史是公平的，它對優秀詩人可能遮蔽一時，卻不會永久埋沒。穆旦詩歌個性化品位高，而且對當下詩壇充滿著啟迪。

　　　提倡有難度的寫作

　　20世紀的詩歌語言大致走了兩條路徑。一是注意發掘語言潛能，突破用詞、語法和修辭規范，擴大語言張力，使熟悉的語言給人以陌生的感覺。穆旦就是在這條路線上創造了一種有難度的詩歌。他的詩充滿暗喻、象征的語言，一般讀者接受起來有些障礙，或者說它在知識分子讀者那里遠比在一般讀者那里影響更大。二是返璞歸真，詩人們努力克服修飾性，還語言以純凈的本色，平樸、干脆，單純、雋永，但這是復雜到簡單的單純，濃艷至極的平淡。

　　應該說，兩條路徑各有千秋。但在如今詩壇，寫詩猶如說話、口水四溢，特別是網絡介入后，“口語加上回車鍵”助長隨意和散漫。在這個時候，第二條路徑的缺陷異常明顯。日常化、世俗化的題材，使當下的詩歌不時會蹈向平庸、膚淺的自動書寫；敘述性的強化，偶爾會滑入蕪雜、啰唆的泥淖，損害詩的純凈；語言過度直白，難免會遭受一些非詩因子的侵襲。在這種口語化背景下，我覺得應該提倡穆旦式有難度的寫作。

　　穆旦在詩中不消弭自我，不逃避個性，盡量凸顯抒情主體，讓“我”以第一人稱方式出現。他的那種哈姆雷特式的自我審問意識，那種自我搏斗和否定的殘酷，在新詩史上極其少見。穆旦詩中的“我”并不穩定、統一，敘述主體一會是“我”，一會是“他”，一會是“你”，或者“我們”“他們”，變化不定，可究其實都是“我”的變體。“我”以不同的形態和方式出現。這種人稱的不斷轉移，在代指自我情感的同時，也增加了文本不易把握的可能性。

　　穆旦的詩歌表明詩之美介于直白與晦澀、可解與不可解之間，有時候越難解讀越顯得迷人。古代詩歌需要元稹、白居易，也需要溫庭筠、李商隱。當下詩壇就需要穆旦這樣的詩人。如果每個詩人在自然、親切說話的同時，能做到姿態硬朗，注重寫作難度，那當下的詩歌就有希望了。

　　強化智性的寫作

　　如今很多詩人秉持詩乃情緒的感性顯現的觀念，把詩作為抒情器物，較少受到理性對詩歌規律性認識的控制，只能產生情思的隨意漫游、情思放縱、意蘊淺白。這在抒情維度發達的中國詩壇并不奇怪，但越是這樣越需要穆旦的創作經驗來警醒。不錯，詩乃主情的藝術，尚情是中國詩的一大特色。只是隨著人類知覺能力的強化，世界上有太多的抽象精神命題需要回答。詩為情感抒發、生活反映、感覺狀寫的這種認識必然受到挑戰，因為詩的提高應該是情緒與思想的共同豐富、智慧與具象的相應延伸。

　　穆旦詩中有情緒的舞蹈、事物的寫真，但總體上很少，而且多把情緒、事物沉淀為背景，揭示某種思想和經驗，傳達對世界與人生的看法，包含著特有的理性與“思”之內涵。他的詩歌本體已經不單純是情緒，也不單純是生活，而轉換成一種提純與升華了的經驗，一種心靈與外物對話的感性哲學。如《詩八首》是以現代意識審視愛情本質的思考，是經過無數次感情、感覺、思想的豐富體驗而提煉出的經驗。對愛的瞬間體驗和生死的終極思考，生發出一種形而上的辯證意識。再如《春》在詩人的生命體驗中展開季節思考，有青春熾熱的生命欲望表現，更讓人領悟春天到了，生命“等待著新的組合”的理性啟悟。

　　穆旦豐富的人生閱歷與知識分子的思考底色相互交融，加上超然物外、有“距離”的審美觀照，使“思”這樣的詩歌異質性因素大面積介入，看似自然，實則幽深，雖然可能個別“尚情”的讀者不一定習慣和適應，其“思”的趣味、高度與深度也并不是那么好把握，但它在提高新詩審美思維層次、增強詩歌情感鈣質的同時，讓詩歌有“骨頭”，也對詩歌僅僅是情感抒發或生活表現的傳統詩歌本體觀念內涵構成某種必要的補充。

　　重視詩性環節的轉換

　　穆旦有對歷史、人生、生死等永恒命題的抽象思考，但更關注現實的“及物”寫作，有“深刻的當代性”。當下的不少詩人，注意在日常生活的海洋中打撈詩的“珠貝”，從細微事物中發掘生命情思，但過于強調自我，崇尚個人情感的咀嚼，沒有接通自我和社會、時代的聯系，沉溺于飲食男女、吃喝拉撒、鍋碗瓢盆、風花雪月等雞零狗碎的世俗吟唱，將個人化降格為私人化，詩魂被淹沒在日常生活的海洋，“日常”有了，審美卻喪失了。

　　而穆旦的日常性進入了成功之境，他執著于“此岸”關懷，置身于特定的文化語境中，其視線與體驗無法從現實領域移開，但總能使自我探索上升為群體意識的詩意閃爍。秘訣是以內視點“我”切入，把握外部世界，對題材施行貼近而又超越的處理，注意控制感情與生活因子直接入詩。他把生活與情思只作為詩的因子，使它們深深潛入并消融于內心，同時跳出內心，甚至連同生活一起把情思作為客體進行觀照，加入主體的思考，最后使之升華為一種藝術處理后的經驗而呈現出來。如此感知視角使他能溝通現實與心靈，傳遞現實在心靈中的投影與回聲，或由現實觸發的感受和體驗。瑣屑凡庸的“此岸”日常生活的撫摸，并未被世俗的塵埃蒙蔽，而是憑借出色的直覺，在俗的題材中發掘出雅的境界，在小的題材中發掘出大的思想。在這方面，穆旦對詩性轉換環節的重視值得當代詩人借鑒。

　　另外，穆旦超功利的人生與創作態度也值得參悟。典型的中國文人是講節操和人格建設的，即普遍尋求人格的超越建構。當下有些詩人或太功利，或太實際，根本坐不住冷板凳。這是無法和穆旦相比的。他是一位存在型的真詩人，將詩歌視為生命與生活的棲居方式，擺脫了功利的糾纏，純粹而超拔。從穆旦身上，當下詩人們可否獲得一些啟示呢？首先是人要“活”起來，然后詩才能活起來。

　　《光明日報》（2023年10月25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