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評介】

　　整體研究法：故宮學的史學方法論意義

　　——以《紫禁城——一部十五世紀以來的中國史》為例

　　作者：毛佩琦（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鄭欣淼的《紫禁城——一部十五世紀以來的中國史》（以下簡稱《紫禁城》）出版了。在該書的學術座談會上，與會者再次論及了故宮學的意義。故宮學是故宮博物院原院長鄭欣淼在2003年提出的一個學術概念。概念一經提出，便顯示出了它的效力，隨之產生了一大批研究故宮的成果。在鄭欣淼自己關于故宮的十余部著作中，就有七部是在故宮學的學術框架下完成的。

　　當故宮學概念最早提出時，并沒有得到學術界的一致認同。認同故宮學的學者，大多也僅把它視同于敦煌學、紅學那樣一個新興的學科分支。然而在研究實踐中，故宮學日益顯示出它的特殊的性質，尤其是在研究方法上。《紅樓夢》是一部小說，對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小說文本上；敦煌屬于文物遺存，對它的研究除了壁畫、雕塑外，主要是敦煌文書；而故宮則是一個包羅萬象的存在。涉及故宮的“史料”，既有文物，包括不可移動的、可移動的，又有文獻，包括書面的和地下發掘的。涉及故宮的歷史既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民族外交，也包括禮儀社會民俗。可以說，故宮見證和承載著一部全方位的歷史。這就決定了，任何關于故宮的研究，都不可能是單一的，都會涉及故宮的不同方面。因此，針對故宮這一研究對象，需要在研究方法上做出調整，而“故宮學”的提出促進了研究者在研究方法上的自覺創新。

　　中國傳統史學一向以文獻為主。雖然史學前輩們也重視行萬里路，踏尋遺址、訪問故老，但史學研究之要在于追究、考訂文獻。二十世紀初，隨著我國現代考古學的誕生，史學研究出現一大變化。王國維提出了二重證據法：“吾輩生于今日，幸于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現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二重證據法得到了學術界的廣泛認同，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學術特別是歷史學、考古學等的發展。進入21世紀，以貴州安順屯堡研究為契機，一些學者提出了三重證據法。三重證據法的提出是由于在當代屯堡人的社會生活中，保存了不少明朝初年遷徙駐防于此地帶來的明代的語言風俗，包括建筑、地戲、服飾乃至世代傳說等。因此，“田野考察”就成為研究屯堡的必須。田野考察作為屯堡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翼，合紙上之材料、地下之材料而為“三重”證據。

　　事實上，對故宮的研究也是多維的、立體的，或者說，故宮學要求對故宮做整體研究。那么，故宮學的概念就不僅僅是一個以故宮為中心的學科，其中自然包含了新的史學研究方法范式，筆者稱之為“整體研究法”。《紫禁城》是故宮學實踐的一個典型，也是整體研究法的一個典型。該書堪稱體大思精、剪裁得當、文采斐然，以故宮為中心展開了宏大歷史敘事，確如其副標題所說，是“一部十五世紀以來的中國史”。作者認為，這部書從四個方面著眼，即紫禁城作為皇宮的建設史、紫禁城作為朝廷的政治史、紫禁城作為宮廷的生活史、紫禁城作為故宮的博物院史，以此呈現紫禁城的生動的整體史。

　　歷史自身本是整體，后世之研究大都聲稱追求恢復歷史原貌，而實際上，由于學科的劃分、著眼點的不同、研究方法的差異，眾多歷史研究一定程度上不自覺地分割了歷史。可以說，《紫禁城》一書的整體研究方法，不僅適用于故宮研究，對于史學研究也具有普遍意義。在筆者看來，“整體研究法”與二重證據法、三重證據法是可以并列的重要研究方法，是以往各種研究法的發展和推進，將會對史學研究產生重要影響。

　　那么，故宮以外的歷史為什么也可以使用整體研究法呢？這是因為，當代學術的發展，使得大量的文獻史料被發掘整理；考古事業的發展使得越來越多的地下遺存重見天日；攝影、印刷業、互聯網的發展，使得研究者很容易見到各種文物的真容；博物館事業的發展，使得研究者得以親近各種文物；交通的發達，使研究者能夠去考察各地的文物遺址，這些都使得史學研究者可以不再囿于紙上，不再拘于斗室，而能夠對歷史進行整體研究。《紫禁城》一書的出版，不僅使我們讀到了一部整體的、生動的十五世紀以來的中國史，而且使我們深刻體會到了整體研究法之于史學研究的深遠意義。

　　《光明日報》（2023年10月09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