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 勁（武漢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在中國文論領域，一些重要的概念（如“文”）、術語（如“避犯”）、范疇（如“興”）、命題（如“發(fā)憤著書”），已成為公認的關鍵詞。但也有一些關鍵詞隱而不彰，其“關鍵性”仍需闡揚和認定。“兼”便是典型一例。具備兼并、兼通、兼融、兼懷諸義的“兼”，彰顯了中國文化注重兼和與會通的特質(zhì)。有鑒于此，中國哲學史研究不僅矚目“兼愛”“兼體”“兼化”“兼綜”等概念，還提出“今應以兼易中，以兼和易中庸”（張岱年《天人五論》）的新命題。不過，“兼”在中國文論研究界，卻因缺少重視而相對陌生。言其陌生，一個重要的標志便是，兼具知識匯纂與教育普及功能的文論辭典基本上都未收錄“兼”字。例如，《中國古代文學理論辭典》收錄了418條名詞術語，其中僅有“后賢兼舊制”一條指涉詩歌創(chuàng)作時的兼收并蓄。《中國詩話辭典》的詩話理論淵源和術語命題部分，《文學理論批評術語匯釋》的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術語部分，均不見含有“兼”的詞條。其實，“兼”之于中國文論又是再熟悉不過的字。歷代文論典籍里富含“情兼雅怨”（《詩品》）與“兼解以俱通”（《文心雕龍·定勢》）式的諸多重要命題，有待研究者的系統(tǒng)整理與闡發(fā)。

　　“兼”在先秦元典中內(nèi)蘊了多重闡釋空間。《墨子·經(jīng)上》謂：“體，分于兼也。”對此，孫詒讓《墨子間詁》以“并”釋“兼”：“蓋并眾體則為兼，分之則為體。”大致說來，兼猶并也，其狀態(tài)是兼收并蓄，而不是秉持一端；其效果是兼愛融通，而不是稟性難移。墨家論“兼”，對后世影響更大的是“兼愛”與“兼以易別”之說。這兩個命題皆出自《墨子·兼愛下》，其主旨是以“兼愛”取代有差別的“仁愛”，也就是用“兼”替代“別”；其思路是，原眾生利害之所由，先證“別非”，再論“兼是”。上述經(jīng)典闡釋與字義訓詁，內(nèi)含不同向度的引申空間，可分別從文備眾體之典范（“體分于兼”）、非單一化視野（“兼者并也”）、折衷式方法（“兼以易別”）等不同側(cè)面，彰顯中國文化及文論的若干特征。

　　“兼”在漢末魏晉之際由人物品評進入文學批評。漢末動蕩，軍政才能之有無與兼偏一度成為重要的話題。例如，劉劭《人物志·九征》指出人有平淡與聰明之別，唯圣人“能兼二美”，進而歸納出“偏至之材，以材自名；兼材之人，以德為目；兼德之人，更為美號”三種類型。與軍政才能相較，藝文素質(zhì)在漢末三國之際，往往被視作“小道”（曹植《與楊德祖書》），或僅為“國史之任”（劉劭《人物志·流業(yè)》）。但也有不同意見，如《中論·藝紀》即持“德”與“藝”兩者“不偏行，不獨立”的觀點。為論證其說，徐幹先用“木無枝葉則不能豐其根干”類比“人無藝則不能成其德”，感慨“若欲為夫君子，必兼之乎”；后又援引《論語·述而》“志于道，據(jù)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解釋原因：“先王之賤藝者，蓋賤有司也；君子兼之，則貴也。”

　　徐幹論說“兼之”時用到的引譬連類與征圣宗經(jīng)兩種方法，在從人物品評到詩文品評的歷史進程中，亦為裴松之、鐘嶸、劉勰等后代文人所沿襲。引譬連類者，如裴松之《上三國志注表》稱：“竊惟繪事以眾色成文，蜜蜂以兼采為味，故能使絢素有章，甘逾本質(zhì)。”又如，鐘嶸《詩品》在評說曹植的“情兼雅怨”風格時，既用龍鳳、琴笙、黼黻來類比，又內(nèi)含對周孔圣人境界的推崇。鐘嶸的類比連帶著征圣，劉勰的征圣又與宗經(jīng)相輔相成。《文心雕龍·辨騷》云：“《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劉勰援引劉安“舉以方經(jīng)”的批評話語，認可《離騷》兼有《國風》和《小雅》的風格。自劉安始，“兼”經(jīng)過文論家的頻繁使用而逐漸術語化，如“至于五言流靡，則劉楨、張華；四言側(cè)密，則張衡、王粲；若夫陳思王，可謂兼之矣”（顏延之《庭誥》），“二班懷文，裁成帝墳。比良遷、董，兼麗卿、云”（范曄《后漢書·班固傳》），“歷代詞人，詩筆雙美者鮮矣。今陶生實謂兼之。既多興象，復備風骨”（殷璠《河岳英靈集》），“建安陶阮以前詩，專以言志；潘陸以后詩，專以詠物。兼而有之者，李杜也”（張戒《歲寒堂詩話》），“偏精獨詣，名家也；具范兼镕，大家也”（胡應麟《詩藪》），等。

　　在標舉價值與樹立典范之際，歷代文論家還將有關“兼”的思想與言說凝聚成一系列命題。這里擇要列舉富有張力的三組命題以為證。

　　第一組，“文人談士，罕或兼工”之自覺與“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之自省。對于文學創(chuàng)作與批評中的罕見兼通之人與兼美之作，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歸結為所識未備與所習有偏：“非唯識有不周，道實相妨。談家所習，理勝其辭，就此求文，終然翳奪。故兼之者鮮矣。”劉善經(jīng)則歸因于才思不足和體制未該：“近代作者，好尚互舛，茍見一涂，守而不易，至令摛章綴翰，罕有兼善。豈才思之不足，抑由體制之未該也。”（《文鏡秘府論》）不過，“兼工”未必就意味著更好。固然有通過兼綜而揚長避短者，如王世貞《藝苑卮言》所謂“宋玉深至不如屈，宏麗不如司馬，而兼撮二家之勝”，但同樣有兼顧不及者。沈約即是一例，《梁書·沈約傳》指出：“謝玄暉善為詩，任彥昇工于文章，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也。”諸如此類的自覺與自省合起來說明，“罕或兼工”的遺憾需要直面，需要彌補，但如何實現(xiàn)質(zhì)量而非數(shù)量層面的“兼而有之”亦需警惕，更需探索。

　　第二組，“情兼雅怨，體被文質(zhì)”之目標與“兼之無跡，方為得耳”之境界。在“文體宜兼，以成其美”（謝靈運《山居賦序》），“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野，遠而不放，麗而不淫，約而不儉，獨擅眾美，斯文在斯”（劉孝綽《昭明太子集序》），“體兼眾制，文備多方”（蕭子顯《自序》）等一時代共識的基礎上，鐘嶸《詩品》高揚“情兼雅怨，體被文質(zhì)”的境界。雖然這一理想目標很難實現(xiàn)，但畢竟有跡可循。不過，有跡可循又會帶來因循守舊或剽竊模擬的問題。王世貞《藝苑卮言》就列舉了每況愈下的四種因襲，從“師心獨造，偶合古語”“古語口吻間，若不自覺”到“全取古文，小加裁剪”乃至“割綴古語，用文已陋，痕跡宛然”，進而提出“兼之無際，方為得耳”的詩學主張。

　　第三組，“兼解俱通，隨時適用”之標準與“強欲兼之，違才易務”之限度。前者出自《文心雕龍·定勢》，主張因時制宜、量力而行的“兼解俱通”，或可作為“兼而有之，然不能過”的一種解決方案，但這并不意味著“兼”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可行的。“兼”的有限性，在《抱樸子外篇·辭義》中被表述為：“夫才有清濁，思有修短，雖并屬文，參差萬品。或浩瀁而不淵潭，或得事情而辭鈍，違物理而文工。蓋偏長之一致，非兼通之才也。暗于自料，強欲兼之，違才易務，故不免嗤也。”這是因為，文人之體性，文章之題材、體裁、體貌，避免不了“不可得兼”的情況。諸如“用昆體功夫，必不能造老杜之渾全，而至老杜之地者，亦無事乎昆體功夫，蓋二者不能相兼耳”（王若虛《滹南詩話》），“作古體不可兼律，非兩倍其工，則氣格不純”（謝榛《四溟詩話》），皆就此立論。錢鍾書在《中國文學小史序論》里也指出“兼”的限度：“文各有體，不能相雜，分之雙美，合之兩傷；茍欲行兼并之實，則童牛角馬。非此非彼，所兼并者之品類雖尊，亦終為偽體而已。”

　　“兼”作為中國文論關鍵詞的“關鍵性”，在以上三組命題中可窺一斑。各組內(nèi)部的自覺與自省、目標與境界、標準與限度，或互補或遞進而彼此關聯(lián)。各組之間借由文學史、文學批評、文學理論三個維度的立體觀照與才性兼偏、化境無形、過猶不及三個主題的深入探討，既聚焦“兼”的必要性及其限度，又兼顧“不可得兼”的異質(zhì)性及其原因。當然，“兼”作為中國文論的關鍵詞，其思想空間絕非一篇文章就能囊括。諸如鐘嶸、金圣嘆、王夫之等歷代文論家與《詩品》《藝苑卮言》《隨園詩話》等詩文評專書論“兼”的個案分析，“兼”與中國文論思維特征、批評策略、話語體系的整體描述，仍有待深入且細致的研究。

　　《光明日報》（2023年09月25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