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蔣成峰（中國傳媒大學人文學院教師）

　　傳統(tǒng)上一般將比喻看成一種修辭手法，近年來，學界流行著這樣一種觀點：比喻（隱喻）不僅是一種語言表達的技巧，而且是一種基本的思維方式。

　　然而這種說法存在一個問題：如果說比喻是我們的思維方式，甚至連語言本身都是比喻性的，那么作為表達手段的比喻修辭，其特殊性又體現在哪里呢？如果這個問題得不到解決，傳統(tǒng)意義上的“比喻”修辭就等于從理論上被取消了。

　　實際上，對于這個問題，中國人早就有了自己的思考，這集中體現在古人的兩段文字中。一段出自漢代劉向的《說苑》：

　　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言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先生言事則直言耳，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于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諭乎？”王曰：“未諭也。”“于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為弦’，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王曰：“善。”

　　“譬”就是比喻。在梁王看來，比喻只是言語中一種可有可無的修飾，因此說話時可以“直言”而不用比喻。但惠子卻坦然地承認，要是不用比喻，自己就沒辦法說話，因為要說明一個新的事物（如“彈”），唯一的辦法就是將其與已知的事物（如“弓”）進行比較，通過“比”實現“喻”。惠子這里所說的“譬”就是比喻思維，它不是言語表達的技巧，而是認識事物的方式。其本質在于通過比較，發(fā)現不同事物之間的相似性，建立彼此之間的聯(lián)系，從而實現對新事物的理解。漢語中一多半的新詞語都是通過比喻的方式創(chuàng)造的，如“電腦”“網絡”“云計算”“宇宙飛船”等等；甚至很多基本詞語，最初也是比喻，如“山腰”“菜心”“醞釀”“基礎”等等。實際上，除了采用這種“比喻”的方式，很多時候我們甚至找不到別的辦法來理解、命名這些新事物，難怪就連惠子這樣能言善辯的人也承認自己離不開比喻。

　　比喻思維既然是人類的一種基本認知方式，就有其普遍性的一面：所有語言中，表達抽象的意義（如時間、感情）都要借助具體的事物（如空間、身體）；不同語言甚至能看到很多相同的比喻，如：“時間像金錢”，“女人像花”，“狡猾的人像狐貍”，等等。與此同時，不同民族的比喻思維又往往體現出鮮明的文化特色，例如：中國人用狗來比喻壞人，用龍來比喻強人、帝王；而英語中則用dog比喻普通人，用dragon比喻惡人，等等。

　　中國古人特別擅長比喻思維，他們借此建立了一整套關于世界的概念系統(tǒng)：一切事物都可分為“陰、陽”；所有事物的屬性都不外乎“金、木、水、火、土”五種（即“五行”）；而自然與社會的運轉都可以用“天、地、風、雷、山、澤、水、火”八種自然現象（即“八卦”）的互動來解釋，等等。孔子認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施行仁德的根本途徑是以己度人，這可以說是比喻思維在倫理學上的體現。許慎《說文解字敘》引《周易系辭》說：“古者庖犧氏……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這是講文字符號的起源，其實也是詞語的起源，即：人類從自身以及身邊熟悉的事物出發(fā)，利用比喻思維來理解和認識周圍紛繁復雜的世界。

　　古人關于比喻的另一段文字出自宋代蘇軾的《東坡志林》：

　　仆嘗問：“荔枝何所似？”或曰：“似龍眼。”坐客皆笑其陋。荔枝實無所似也。仆曰：“荔枝似江瑤柱。”應者皆憮然。仆亦不辨。昨日見畢仲游。仆問：“杜甫似何人？”仲游云：“似司馬遷。”仆喜而不答，蓋與曩言會也。

　　這段文字中，荔枝和杜甫都不是新事物，不需要借助與之相似的已知事物來理解，說話者將之與其他事物進行比較的目的并不是一般性地介紹它們，而是為了某種趣味性、哲理性的討論。從外在的特點來看，說“荔枝似龍眼”當然沒有錯，但對很多人來講，這種正確的表述顯得淺陋直白、了無趣味。蘇軾拿江瑤柱（即干貝）來和荔枝相比較，單從外形看，二者顯然沒有共性，但仔細一想，便可找到二者的相似性，如它們都味道鮮美、令人難忘，都是同類食物中的珍品，等等。如此一來，就在兩個外形不相似的事物之間發(fā)現了有趣的相似性。同樣的，杜甫和司馬遷一位是唐代詩人，一位是漢代史家，本來缺乏可比性；然而，如果考慮到兩人都是各自領域的“圣”級人物，都真實地記錄了社會歷史，都將人生的痛苦化作了著述的動力，那么這種比較就無疑是十分深刻的。這種解讀的過程就是發(fā)現相似性的比喻思維。現實中，并非每個人都具有良好的比喻思維能力，所以有時就會出現應者“憮然”（茫然）的狀況。但唯其如此，才更會使那些能理解它的人覺得韻味悠長、妙趣橫生。

　　這段文字實際上揭示了“比喻”作為一種修辭現象的實質：它不是發(fā)現相似性的比喻思維本身，而是為了造成某種特殊表達效果而有意為之的言語偏離。蘇軾的兩個例子，將一般不能比較的兩個事物進行比較，將外表不相似的說成“像”，這種比較關系的偏離就構成了所謂“明喻”。

　　而通常說的“暗喻”則可以看成對邏輯關系的偏離，如《論語》中這兩個句子：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

　　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從一般的邏輯來說，這里的判斷和敘述都是不能成立的。但在一定的環(huán)境中，接受者可以利用比喻思維發(fā)現相關事物之間的相似性，從而解讀句子表達的偏離，感受到表達的形象性，引發(fā)深刻的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君子之德是風”只有在“小人之德是草”的背景下才能得到準確的理解，反之亦然；同樣，只有在“天下無道”的背景下，孔子成為“木鐸”才有意義。如果不考慮語境，這些句子的偏離其實都是很難理解的。這顯示出比喻修辭對于語境的依賴性，而語境依賴正是修辭現象區(qū)別于一般語言現象的重要特征。

　　比喻修辭有時會表現為短語形式，如：“鋼鐵長城”“榆木腦袋”“心靈雞湯”等，本來都是言語的偏離，因為按照字面意義，這些組合一般都是不可能發(fā)生的，只能通過比喻思維來解讀它們，理解它們的特殊含義。這類比喻短語往往很容易發(fā)生熟語化，作為一個整體在語言中固定下來，也就不能再被視為修辭現象了。

　　所有的比喻修辭都是偏離，但偏離的程度是不一樣的。外在形象的相似性伸縮性較大，而邏輯關系的伸縮性就很小。例如“小孩像猴子”不一定是偏離，而“小孩是猴子”則一定是偏離。有論者認為暗喻比明喻更耐人尋味，應該就是由于暗喻的偏離程度更高一點。當然偏離與否主要還是體現為本體和喻體的選擇，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將比喻分成“比義”和“比類”兩種，前者如“金錫以喻明德，珪璋以譬秀民，螟蛉以類教誨”，用具體的事物來比喻抽象的事理，偏離程度較高；后者如“麻衣如雪”“兩驂如舞”等，本體和喻體是同類的事物，偏離程度較低。從效果來說，前者更多地體現了表達的含蓄性，而后者則更側重于突顯描述對象（本體）在某一方面的形象特點，往往和普通的比較句區(qū)別不大。

　　總之，作為術語的“比喻”一詞有兩個不同的含義：一個是比喻思維，另一個是比喻修辭，二者不能混為一談。比喻修辭固然是以比喻思維為基礎的，但它本質上是一種以特定語境為背景的言語偏離現象，不應該僅以“相似性”作為定義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