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中江（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歷經(jīng)一個多世紀的北京大學哲學門，創(chuàng)造的景象豐富多彩，引人入勝。其中“中國哲學”的景象也異彩紛呈，美不勝收，審視它需要古今貫通的眼光。這里說的“中國哲學”有兩個所指：一是指過去發(fā)生在中國的經(jīng)歷了誕生、突破和不斷演變的源遠流長的歷時中的一種哲學（相對于西方哲學、印度哲學等），它也被稱為“中國哲學史”；一是指以主題化（如根源、宇宙、認知、秩序、人生、倫理和審美等各種論域）呈現(xiàn)出來的共時性的中國智慧的義理結(jié)構(gòu)和體系。北大哲學系里的中國哲學就是這兩種意義上的復合體。

　　　建制：哲學和中國哲學

　　幾乎是清末戊戌革新唯一遺產(chǎn)的京師大學堂（1898年），1912年正式改名為北京大學。隨之而來的一個變化是之前的“經(jīng)學科”改為“哲學門”，下屬所設的“中國哲學”是哲學門類之一。歷史上中國沒有“哲學”之名，但很早就有“明哲”的概念；沒有“哲學家”之名，但很早就有“哲人”一詞。漢代典籍分類中的“諸子略”和后來四庫分類中的“子部”典籍都屬于哲學著作；南朝的分科之學“儒玄”（并行于“文史”），明代的“通幾”（并行于“質(zhì)測”“宰理”），清代的“義理”（并行于“辭章”“考據(jù)”）等概念，都是中國歷史上大約能對應于哲學的學問。

　　張之洞對哲學有偏見，故清末學制只設“經(jīng)學科”而沒有哲學科。經(jīng)學課中有子學課目。1901年，張鶴齡受聘大學堂副總教習，所著《倫理學講義》，是舊學儒家倫理與新學西方倫理融合的產(chǎn)物，所說倫理學屬于哲學。王國維對哲學有高明的眼光和視界，認定哲學是中國歷代學術(shù)和學問中的固有之學。他批評張之洞設的經(jīng)學科沒有哲學，而將經(jīng)學、理學同哲學統(tǒng)一起來，將大學經(jīng)學科變?yōu)榇髮W文學科中的一科，并行設理學科，與經(jīng)學科大同小異，兩者的科目都有哲學概論、中國哲學史、西洋哲學史、心理學、倫理學、名學、美學、社會學、教育學和外國文等（見《奏定經(jīng)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后》）。王國維心目中的經(jīng)學和理學就是哲學。1912年的《大學令》，取消經(jīng)學科，設立文學科，其中就有哲學。1912年正式建制的北大哲學門，從誕生開始到新中國成立前經(jīng)歷了一系列的發(fā)展。1952年學科大調(diào)整，再到改革開放40多年來，北大中國哲學的先賢們，智慧的傳薪者們，在中國哲學不同意義和維度上不懈追求和探索，成就非凡。

　　學科發(fā)展：史料學和方法論下的中國哲學

　　對中國哲學史史料的整理、甄別和認定，是中國哲學史史料學的任務，也是研究和闡釋中國哲學的基礎。北大的中國哲學研究一開始就注重史料，注重史論的統(tǒng)一，注重言之有據(jù)，注重論之有證。

　　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導言》（卷上）中以萬余言討論中國哲學史的史料問題，說哲學史的明變、求因和評判等三個目的，都需要準確地敘述哲人們的學說及沿革等，這必須建立在準確可靠的哲學史史料的基礎上。這些史料距離今人近的，一般不發(fā)生問題。距離遠的，則需要加以審定，需要從史事、文字、文體、思想和旁證等方面進行求證，需要進行校勘、訓詁和貫通加以辨認和確認，只有如此哲學史才能建立在準確和可靠史料的基礎之上。

　　北大的中國哲學方向開設史料學課程，前后編寫有三部史料學教材，對哲學史料的重視可見一斑。20世紀50年代，朱謙之在北大哲學系任教時，為進修教師及北大和中國科學院的研究生開設了“中國哲學史史料學”課程，講稿后經(jīng)整理出版。全書共有十講，有的討論比較詳細，今天仍有參考價值。60年代，馮友蘭編寫了《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初稿》，更系統(tǒng)地考察中國哲學史的史料；80年代，張岱年為研究生開設中國哲學史史料學課程，在課程講義的基礎上修改補充，整理成書出版，進一步完善了中國哲學史史料學體系。在《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發(fā)凡》中，張岱年也有專章考察中國哲學的史料問題。同時，北大的中國哲學教學也十分重視哲學史史料，中國哲學教研室編選出版有《中國哲學史資料選編》（上下）。特別是湯一介主持編纂的儒家大型類書《儒藏》，集學界之力，精選精校，精編精刊，規(guī)模浩大，令人嘆為觀止。樓宇烈的《王弼集校釋》及他參與編輯和統(tǒng)稿的《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十冊），許抗生的《帛書老子注譯與研究》等，皆為學界所稱道。

　　　哲學通史和斷代史：歷時下的中國哲學

　　北大哲學門創(chuàng)立之初就開設有“中國哲學史”課程，陳黻宸、陳漢章是最初講授這一課程的兩位老師。按照當時的課程要求，他們都準備有講義，但沒有編成教材。對中國哲學史的書寫，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1919年）具有開拓之功。蔡元培評價胡適的這部著作有四個特長：“證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和“系統(tǒng)的研究”。1952年，馮友蘭到北大后，主要工作是不斷重寫《中國哲學史新編》。改革開放后的“新編”，成了他一生最后的著述。它的特點之一是跨度大，他一直寫到了現(xiàn)代，也寫到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年（1989年）。當時筆者去燕園拜訪馮友蘭先生，看到了最后一卷的定稿。此書可以說是時間跨度最大的一部中國哲學史。20世紀30年代，張岱年在抗戰(zhàn)時期完成了以概念史為線索的《中國哲學大綱》，開創(chuàng)了中國哲學問題史范式。1989年，一方面是壓縮，一方面是補充，張岱年出版了《中國古典哲學概念范疇要論》，成為學習和研究中國哲學概念范疇的必讀書。北大中國哲學教研室集體編寫的《中國哲學史》，于20世紀70年代開始試用，正式出版于改革開放后的1980年。后經(jīng)修訂，成為哲學專業(yè)本科生中國哲學史教學一直通用的教材。

　　除了通史，在不同時期，北大的中國哲學史家們還撰寫了中國哲學的專題史和斷代史。朱伯崑獨自撰述的多卷本《易學哲學史》具有開創(chuàng)性；湯一介主編、中國哲學教研室王博等共同參與完成的《中國儒學史》，蔚為大觀；胡適1922年出版了著名的《先秦名學史》；湯用彤通曉梵語、巴利語等，借助考據(jù)的方法研究中國佛教史，其《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久負盛名；湯一介的《早期道教史》、許抗生主編和李中華等參與的《魏晉玄學史》、張學智的《明代哲學史》，等等，是幾個不同時期重要的中國哲學斷代史著作。

　　　專題研究：共時下的中國哲學

　　中國哲學研究的主體是各種專題研究，它是圍繞概念、義理、學說等展開的各種理論化形態(tài)的研究。相比于中國哲學通史、斷代史和類別史來說，這類研究占據(jù)了中國哲學研究的絕大部分。在這方面北大的中國哲學研究可謂是碩果累累。

　　按照不同時期的專題劃分，在總體方面和先秦哲學方面的研究，有張學智的《中國哲學概論》《心學論集》、安樂哲的《儒家角色倫理學——一套特色倫理學詞匯》《“生生”的中國哲學——安樂哲學術(shù)思想選集》《儒家角色倫理——21世紀道德視野》、朱伯崑的《先秦倫理學概論》、許抗生的《老子與道家(上下冊)》、陳來的《古代宗教與倫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時代的宗教、倫理與社會思想》、王博的《老子思想的史官特色》《莊子哲學》《易傳通論》、王中江的《簡帛文明與古代思想世界》《道家學說的觀念史研究》、鄭開的《德禮之間——前諸子時期的思想史》《道家形而上學研究》《道家政治哲學發(fā)微》、楊立華的《莊子哲學研究》和孟慶楠的《哲學史視域下的先秦儒家〈詩〉學研究》等。

　　在漢唐哲學方面的研究，有湯用彤的《魏晉玄學論稿》、湯一介的《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道教》《郭象與魏晉玄學》、許抗生的《魏晉南北朝哲學思想研究概論》《三國兩晉玄佛道簡論》、李中華的《緯書和漢代文化》、楊立華的《郭象〈莊子注〉研究》等。

　　在宋明哲學研究方面，有鄧艾民的《朱熹王守仁哲學研究》、陳來的《朱熹哲學研究》《有無之境——王陽明哲學的精神》、張廣保的《全真教的創(chuàng)立與歷史傳承》《宗教教化與西南邊疆經(jīng)略——以元明時期云南為中心的考察》（合著）、楊立華的《氣本與神化：張載哲學述論》《一本與生生：理一元論綱要》等。

　　在近現(xiàn)代中國哲學專題研究方面，有王守常等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李中華的《馮友蘭評傳》、胡軍的《道與真：金岳霖哲學思想研究》《分析哲學在中國》、王中江的《進化主義在中國的興起》《自然和人：近代中國兩個觀念的譜系探微》、干春松的《重回王道——儒家與世界秩序》《康有為與儒學的“新世”》《儒學的近代轉(zhuǎn)型》等。

　　此外，在東方文化和哲學方面的研究，有魏常海的《日本文化概論》《東方哲學概論》、李中華的《中國文化概論》、王鑫的《日本近世易學研究》等。

　　可以看出，這些不同方面的專題和主題研究，分布在中國哲學的各個時期，論域廣泛，視點和方法多樣。從子學到三教和出土文獻，既有百家子學特別是儒家和道家哲學的研究，也有佛學和道教哲學方面的研究，還有新出土文獻方面的哲學研究。

　　中國哲學作為東西方哲學的一大傳統(tǒng)和形態(tài)，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一百多年來，北大哲學門中的中國哲學世界，通古今，貫中西，學思合一，史論合一，相承相續(xù)，歷久彌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