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環境在變，勞動群體在變，勞動內容在變，高溫保護需求也在變，高溫勞動保護需要與時俱進。升級高溫勞動保障機制，要有靜態的制度調整和動態的監督保障。勞動監察部門應加強普法宣傳和執法檢查，教育、督促用人單位增強自律意識，履行高溫勞動保護責任。工會組織應發揮好監督作用，積極參與高溫勞動保護制度建設、高溫權益保護集體協商，支持、引導勞動者依法維權。

　　每到夏天，建筑工人、環衛工人等戶外作業勞動者，外賣小哥、快遞小哥等新就業形態勞動者以及防疫一線人員等面臨高溫“烤”驗的話題格外引人矚目，高溫勞動保護的相關政策規定已施行多年未“上新”的問題，也備受輿論關注。專家表示，針對高溫勞動保護面臨的新情況、新群體和新需求，高溫勞動保護應與時俱進。（7月18日《工人日報》）

　　盛夏時節，三伏天氣，各地持續開啟的高溫模式不僅“烤”驗著很多戶外勞動者的身體和精神，也“烤”驗著高溫勞動保護機制的效能。當高溫預警不斷發出，“高溫地圖”不斷擴大，中暑、“熱死”等病例不斷出現，大家自然更關心高溫下的勞動者權益保障。隨著物價的上漲以及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不斷涌現，有關高溫勞動保護出現了不少新情況、新問題，勞動者的需求也越來越高、越來越多元，社會評判高溫勞動保護機制的效能也有了越來越高的標準。

　　高溫津貼屬于法定津貼，是對勞動者在高溫條件下額外勞動消耗的工資性補償，是高溫勞動保護機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一些地方執行的高溫津貼發放標準多年未變，甚至一二十年未變，與不斷上漲的物價相比，“原地踏步”的高溫津貼標準，已難以滿足高溫環境勞動工資性補償的需要。目前，已有少數地方上調了高溫津貼標準，發揮了積極示范作用，其他地方也該正視物價變化情況，正視勞動者的訴求，合理提升高溫津貼標準，并建立高溫津貼標準的動態增長機制，保障高溫津貼標準的機制性更新。

　　高溫津貼的發放時間段也直接影響著勞動者的高溫權益保障，各地發放高溫津貼的時間往往集中在6月至9月，但實際上，各地的氣候條件有很大差異，應根據具體情況精準施策。在5月、10月，一些地方也會出現日最高氣溫35攝氏度以上的天氣，而根據《防暑降溫措施管理辦法》，這樣的天氣已屬于“高溫日”，具備了發放高溫津貼、落實防暑降溫措施的氣溫條件。

　　近年來，不少地方頻繁出現極端高溫天氣，“火爐”城市不斷增多。各地應依托地方法規的完善升級，建立靈活確定“高溫日”“高溫月”的機制，使高溫津貼發放和高溫勞動保護更符合實際情況，更全面、更科學、更人性化。

　　大量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比如外賣小哥、快遞小哥等，都是戶外勞動者，都需要頂著高溫在大街小巷奔波。相應地，現在針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高溫保障機制還存在著模糊區、空白區和薄弱環節，一些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并沒有拿到法律意義上的高溫津貼，并未得到嚴格到位的高溫保護。另外，防疫一線人員在戶外高溫環境下“全副武裝”從事核酸采樣等工作，面臨著不低的中暑風險，也對高溫勞動保護提出了新的挑戰。

　　鑒于此，各地各有關部門應不斷拓寬高溫勞動保護的視野，加強對新情況的研究，針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不同身份屬性量身打造高溫勞動保護機制，擴展高溫勞動保護的范圍。同時，應以防疫一線人員以及其他戶外勞動者的高溫保護需求為導向，創新發展高溫勞動保護的措施，用責任和愛心為戶外勞動者撐起“遮陽傘”。

　　“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事而制”，勞動環境在變，勞動群體在變，勞動內容在變，高溫保護需求也在變，高溫勞動保護不能墨守成規，也該與時俱進，該有“升級版”了。升級高溫勞動保障機制，不僅要有靜態的制度調整，還得有動態的監督保障。勞動監察部門應加強普法宣傳和執法檢查，教育、督促、倒逼用人單位增強自律意識，恪守法律底線，履行高溫勞動保護責任。工會組織應發揮好作為“勞動者娘家人”的監督作用，積極參與高溫勞動保護制度建設、高溫權益保護集體協商，支持、引導勞動者依法維權。

　　做好這些工作，才能把高溫勞動保護制度落到實處，才能取得更好的高溫勞動保護效果，才能讓更多勞動者享受到高溫勞動保護的“陰涼”。（特約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