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展大觀】

　　浙江美術館舉辦的這個特展——

　　一日覽盡千年畫

　　光明日報記者 陸 健光明日報通訊員 吳雅蘭

　　近日，“盛世修典——‘中國歷代繪畫大系’先秦漢唐、宋、元畫特展”在浙江美術館展出。其中，第六展廳和陽光長廊的復制窟以全球領先的3D復原技術帶給人身臨其境般的震撼。這些千古不可移動的文物，通過高科技“走”到了一起，一展中國繪畫與石窟藝術的魅力。

　　中國繪畫國寶的團聚

　　這次展覽分為“盛世修典”“久久為功”“大國寶藏”“轉化發(fā)展”四個板塊。其中“大國寶藏”展出的是“大系”之“先秦漢唐”“兩宋”“元代”三個單元編纂出版檔案中用于校準工作的1500余件高保真調圖校色打樣稿，是流散在世界各地的中國繪畫國寶的一次團聚。

　　“中國歷代繪畫大系”項目由浙江大學、浙江省文物局編纂出版。“大系”至今共收錄海內外260余家文博機構的中國繪畫藏品12479件（套），涵蓋了絕大部分傳世的國寶級繪畫珍品，是迄今為止同類出版物中藏品收錄最全、圖像記錄最真、印制質量最精、出版規(guī)模最大的中國繪畫圖像文獻集成。

　　“這次展覽也是宋畫展示最全面的一次。全世界現(xiàn)存宋畫有1000多幅，本次展覽中就展出了800多幅作品，宋人眼中的山水花鳥、生產勞作、宴飲玩樂等生活百態(tài)盡數(shù)展現(xiàn)。”中國歷代繪畫大系團隊負責人說。

　　除了丹青精品，這次展覽的另一大亮點是石窟藝術。在敦煌研究院等單位的大力支持下，浙江大學團隊利用全球領先的3D石窟復原技術，將中國四大石窟，以及四川安岳石窟和浙江杭州西湖石窟中的若干個典型洞窟，等比例復制，匯聚到杭州。

　　“盛世修典”是繪畫大系展覽，為什么會展出石窟呢？有關專家指出，石窟以雕、塑、繪形式存在，和中國繪畫史之間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像敦煌的壁畫、云岡的雕刻，這些在古代是繪塑同源的。

　　本次展覽有一個專門的小板塊，展示了不同形式的美術作品間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比如，今年春節(jié)聯(lián)歡晚會上大放異彩的舞蹈《只此青綠》，它的靈感來源于北宋名畫《千里江山圖》。“早在盛唐時期，著名畫家李思訓就創(chuàng)造了以石綠色為基調的青綠山水，那時候的敦煌石窟中也有不少青綠山水畫的作品。”敦煌研究院黨委書記趙聲良說，到了中唐以后，石綠色便逐步成了壁畫的主調，尤其是到五代宋以后，石窟壁畫的基調差不多都成了石綠色。

　　時與空的交錯，形與式的幻變，數(shù)字化讓這些繪畫與石窟精品突破時空，超越類別，來了一場“面對面的相會”，也讓今天的人們得以有幸領略古人豐富的文化世界，感受到積淀其中的那份深厚的文化精神。

　　石窟藝術中的中國文化內核

　　公元366年，在塔克拉瑪干沙漠東沿古絲綢之路（河西段）上，敦煌石窟濃墨重彩地掀起了它的大幕，隨后云岡、龍門等石窟也逐一登場，叮叮當當?shù)牡耔徛曇恢毖永m(xù)千余年。

　　走進第六展廳，一抬眼便看到繪滿佛像的覆斗頂，這種來源于古代斗帳的建筑屋頂方式透露著濃濃的中國特色。展廳四周分別是云岡石窟第6窟南壁“文殊問疾”屋形龕、龍門石窟古陽洞四大北魏龕、敦煌57窟和45窟的一比一復制窟。

　　“文殊問疾”屋形龕是云岡石窟現(xiàn)存28幅維摩詰經變雕像中保存最完整、最宏大的一幅，也是中期云岡石窟的上乘之作。

　　“此時正值北魏推行漢化政策，佛教藝術開始融入中土元素，佛像已經坐上了中式殿堂樣的佛龕。雖然面部還是保留了早期石窟佛像方額高鼻的特征，但是表情不再威嚴，而是柔和中帶著笑意。”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學院教授、浙江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副院長李志榮說。

　　北魏遷都洛陽后開鑿的龍門石窟體現(xiàn)了更多當時黃河流域的風土人情。古陽洞四大北魏龕是古陽洞中有計劃布局開鑿最早的一批工程，亦是龍門石窟的造像之始。N134龕內雕刻一佛二弟子二菩薩，主佛已改穿褒衣博帶的雙領下垂式佛衣，下擺密褶稠疊，而這正是源自孝文帝漢化改革后在服飾領域的一代新風。

　　展廳中兩座唐朝時代的敦煌石窟以壁畫和塑像為主要元素，園林式的殿堂、連環(huán)畫式的人物山水畫莫不反映了那個時代中國的社會面貌和風土人情。

　　隨著佛教從西域絲綢之路一直縱深向東，佛教藝術也在中國大地上蓬勃發(fā)展，從黃河流域再到長江流域，不斷汲取中國傳統(tǒng)文化養(yǎng)分，褪去濃郁的異國風情，顯露出越來越多的中國本土特征。

　　在陽光長廊里，長江流域石窟的代表作大足北山觀無量壽佛經變相龕屬于晚唐作品，規(guī)制宏大，構圖嚴謹，刻工細膩，人物多達580余尊，內容之繁復、雕刻之精細讓人暗暗嘆服。安岳石窟毗盧洞“紫竹觀音”像衣裙飄逸動感十足，清瘦適中的人物體態(tài)和清新淡雅的藝術風格已經日趨接近世俗化的審美情趣。

　　“如果前后對照著來看，就能發(fā)現(xiàn)石窟藝術在多民族、多文化體系的傳播之中，已經悄悄融合了中國特有的文化與情感，以及中國人的氣質與精神，呈現(xiàn)出更多的中國風格，背后反映的其實也是佛教中國化的進程。”李志榮說。

　　數(shù)字化助文化史跡匯聚一堂

　　“數(shù)字化復原”“數(shù)字化共享”是浙江大學在文化遺產數(shù)字化保護中的重要理念。浙大文化遺產研究院副院長、長期負責文物數(shù)字化圖像采集工作的刁常宇告訴記者，每一個石窟的復制都需要克服從數(shù)據(jù)采集、數(shù)據(jù)處理，到后期的3D打印加工、結構設計制作、質感處理、色彩紋理等環(huán)節(jié)的諸多挑戰(zhàn)。

　　以飛來峰佛龕為例，這處造像高3.5米，寬6米，深4.87米，其中僅布袋彌勒就高1.9米，寬2.6米，“它是一個半圓形佛龕，下面深，上面淺，這給整個佛龕的分塊、結構設計和制作帶來了非常大的困難。4月6日凌晨彌勒佛才從深圳‘飛’來浙江美術館。”負責后期處理的美科圖像（深圳）有限公司項目經理陳少康說。

　　此前的十年間，浙大團隊沿著中國文化邊疆和陸、海絲綢之路的主要站點，與遍布全國的合作者們已經完成了數(shù)以百計的項目。“這次復制窟的匯聚展示也是中國20年來石窟寺數(shù)字化工作成果的集結。同時這也是將杭州西湖的石窟第一次放在中國石窟的脈絡里呈現(xiàn)，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李志榮說，“飛來峰這處造像是中國石窟藝術晚期的精品，而布袋彌勒形象是宋元時期江南地區(qū)所特有的，雅俗共賞，喜慶祥和，是佛教中國化、世俗化的重要實證。”

　　“繪畫大系是17年來全世界數(shù)字資源匯編的成果，復制窟則是20年中國文物數(shù)字化保護的成果；前者是博物館繪畫藏品的集聚，后者則是將大地上不可移動的文化遺產以數(shù)字形態(tài)集中在一起。”中國歷代繪畫大系團隊負責人說，借助于數(shù)字化技術，散居各地的石窟文化史跡與中國歷代繪畫得以共聚一堂，為探索深入理解、保護、研究、展示中國藝術和優(yōu)秀文化提供了新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