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截至2020年11月1日，中國65歲以上人口為1.9億，占總人口的13.5%。根據國際標準，當一個國家或地區65歲以上人口占比達到7%時，即進入老齡化社會，若比例達到14%時，則為深度老齡化社會。隨著我國第一批“80后”逐步邁入不惑之年，第一代獨生子女的父母也逐漸邁入了60歲~70歲的中低齡老人行列，擺在這些獨生子女家庭面前的養老問題逐漸突出。

　　在社交平臺豆瓣上，有一個名為“獨生子女父母養老交流組織”的小組，從2019年11月建群至今，這個豆瓣群組已經集結了將近8萬名獨生子女，他們共同在這一方天地里分享彼此正在或即將面對的“養老焦慮”以及照護心得。該群中的成員大多是“90后”，也有“80后”乃至“00后”，他們當中有創業者、公務員、留學生等各個群體；他們有的與父母的關系并不和睦，有的則來自離異或單親家庭；有的正面臨著照料家中阿爾茲海默病患者或癌癥患者的重任；有的則在漫長的探索中已與父母達成了“住養老院”的共識……七萬多名獨生子女，各有不同的“養老焦慮”。近日，記者采訪了其中幾名有代表性的年輕人。

　　他們負擔不小：

　　“最害怕父母得重病”

　　“80、90年代的獨生子女們，終于到了要供養父母的時候了。越來越多的家庭天各一方，一年里團聚時間寥寥，子女的自我實現和父母的生活質量，是令人兩難的選擇題。即使兩代人同在一個城市，疾病也可能帶來金錢和精力的沉重負擔。”

　　以上是豆瓣小組“獨生子女父母養老交流組織”的簡介。在這個小組中，共分為四個欄目，除了“知識科普類”“歡樂點滴”“小情緒”以外，討論熱度最高的就是“求助”欄目——

　　需要多少存款才能保障父母生病有得治？

　　自己是離異單親媽媽，孩子只有一歲，父親生活不能自理，怎么辦？

　　父母在廣州，父親得了腸癌，樓主是獨生女，37歲單身未婚，如何照料老人？

　　怎么給得糖尿病的父親買防癌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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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條求助內容，都寫盡了獨生子女面臨父母得重疾時的焦慮和無助。該群組的建組人名叫呂薩拉，她同樣是一名“90后”獨生子女，呂薩拉的爺爺患阿爾茲海默病，外公得了中風，都需要長期看護，她看著自己父母和他們的兄弟姐妹們一同照料著雙方的老人，都尚且分身乏術，不免也開始擔心作為獨生子女的自己，未來將如何負擔父母的養老，尤其是離家在外的情況下。

　　網友“深海魚”算了一筆賬，作為一名2歲孩子的媽媽，她和丈夫日常要擔負起每個月的房貸、物業費等費用共5900元，車貸、油費約5000元，孩子的奶粉錢、尿不濕、輔食等約2000元，日常生活開銷4000元……這意味著這個家庭一個月至少就得花費16900元。“一旦遇到父母得重病，按照我們夫妻倆每個月各1萬元的收入來看，根本不敢想象。”而即便是把父母送去養老院，對于老人的不同情況，老人院的收費也存在差異化，即便一個老人一個月收費3000元，對于子女來說也會是一筆不小的支出。在她看來，父母得了重病就像是壓垮一個獨生子女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

　　網友飄飄則給記者看了2019年她78歲的婆婆因為腎衰竭住進ICU的賬單：從2019年8月1日至8月7日，便已用款117902元。“這還是沒有切氣管、上有創呼吸機的情況，只用了血濾和其他監測儀。最后ICU住了30天，花費了至少20萬元。并且這還是在我婆婆有醫保報銷的前提下。”而除了老人住ICU的費用，獨生子女還需要面對雇用護工的錢：“當時為了調理婆婆的身體，在婆婆從ICU出來之后就立馬聯系了另一家醫院，護工費220元/天，我們又要忙工作，最后調理了整整兩個月，又花費了大概13200元。”

　　“養老問題說到底就是錢的問題。”飄飄告訴記者：“一旦進了ICU，基本上花錢就是沒有上限。”作為“80后”的她，對于“90后”的消費觀也頗感不安：“如果說最后悔的，可能還是覺得當時沒有為家里人買好充足的商業保險。現在我留意到很多大城市的年輕人已經30歲了，都還在習慣性地當“月光族”，缺乏存款意識，這是讓人挺不安的。可能現在他們的父母沒有出現健康問題，一旦出現問題，就會發現自我抗風險能力很低。所以像惠民保險、醫療險、防癌險等，這些都可以作為養老保險的補充早日納入考慮，只有當子女盡早養成保險理財和定期存款的習慣，未來才不至于陷入被動恐慌的狀態。”

　　他們選擇回家：

　　“媽媽得乳腺癌瞞了我兩年”

　　即便是沒有家庭經濟負擔的獨生子女，也同樣面臨給父母養老的焦慮情緒。在該交流小組里，一位叫小花的網友開展了一場局部調查，在50多個樣本中，有61.82%的獨生子女和父母不在同一個城市居住，62%的子女和父母一年只能見面1~2次。而這些獨生子女所面臨的焦慮和壓力主要包括：擔心父母老了身體出現問題應付不過來、擔心父母出現緊急情況時自己不在身邊、擔心父母被騙、和父母三觀不合互不聽勸、擔心父母沒有經濟來源等。

　　為此，作為獨生子女往往需要學好“時間管理”：既要能應對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瑣事，還要在父母生病時，可以抽出假期和時間去分擔和照顧；既要照顧好小孩的上學和教育問題，還需要照應父母的生活日常。正因為如此，大部分的獨生子女都希望可以在父母老了之后將其接到自己所在的城市一起生活。然而囿于大城市的生活成本，選擇放棄一線城市的工作轉而回家的獨生子女也開始增多。

　　在許多同齡人眼中，今年30歲、在國外剛參加工作的武漢女孩梓宇似乎擁有著格外順遂的人生：她的父母經商，年齡大約55歲，性格通達樂觀，身體健康。每次聊起養老的話題，父母就都會叮囑梓宇“想飛多遠就飛多遠，不必擔心我們”。于是在梓宇18歲高中畢業后，便獨自一人出國留學，一直從本科念到博士畢業。

　　梓宇認為，自己與父母之間的聯系還算密切：每周兩三次的視頻電話，看到父母的笑容，梓宇都覺得安心。前年，梓宇博士畢業，在選擇回國和留在國外工作之間，她選擇了后者：“當時我也和父母商量過，但他們總是說“不用管我們，我們還沒退休，你只負責過好自己的人生”。所以最后我還是選擇了先留下來。”

　　戀愛、工作、生活……如果按照正常的生活節奏，梓宇可能不會動一丁點回國發展的念頭。直到去年，梓宇在與母親的視頻聊天中意外得知母親被診斷為“乳腺癌早期”。

　　“當時我媽一直騙我說是誤診，稱她只是得了一個乳腺結節，做一個切除手術就能好。我看她精神狀態都還挺不錯，就信以為真了。”梓宇回憶，“如果當時我知道這是她的一個謊言，我一定會立馬買機票回去。”

　　而就在那段時間，梓宇正忙著博士答辯以及畢業找工作，她的母親只能悄悄在弟媳的陪同下參與化療，甚至叮囑家里人都不要告訴梓宇，稱“擔心影響她的未來”。“我不知道那段時間她是怎么過來的，直到兩年后我和我堂妹聊天才意外得知，原來那段時間是她的媽媽一直陪伴著我的媽媽；原來我媽媽并不是誤診，而是一直隱瞞著我；原來整個家里我是唯一一個不知道媽媽得了癌癥的人……我那段時間的腦子整個都是懵的。”梓宇說。

　　經歷了新冠疫情、經歷了母親的“瞞報病情”，梓宇如今越來越覺得陪伴家人的可貴：“我想清楚了，趁現在還沒有組建家庭，我打算把國外的工作處理妥當了就回國。可能父母在養老方面不會存在物質方面的困難，但只要想到我可能會錯過他們的老年時光，這反而會讓我懊悔一輩子。”

　　同為獨生子女的網友Bach近期也選擇了“回家”。Bach的父親處于腦癌晚期，由于疫情防控，醫院只允許一個家屬陪護，她的母親便擔負起照護的角色，日夜不休地照護丈夫打針、吸痰、護理等。Bach工作的城市離家大概200公里，但受疫情影響，她每回一次家都要花費許多精力和時間，于是前幾日，在綜合考慮多方面因素之后，她最終決定賣掉工作所在城市的房子，與相戀多年的男友分手，回到父母所在的城市工作：“因為我突然明白，父母是全心全意愛我的。以前每當我奔波往返于兩座城市的時候，男友也并未主動陪過我，我知道也許他沒有義務這么快融入我的家庭。但是父母卻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總是給我最好的，面對現在的養老焦慮，我覺得唯一能償還他們的方式就是好好陪伴他們。”

　　跨越精神“鴻溝”：

　　“我開辦了線上養老院”

　　對于獨生子女來說，即便解決了距離上的問題，擺在他們面前的還包括兩代人精神上的問題，如溝通方式上的“鴻溝”。在“獨生子女父母養老交流組織”群組中，記者發現各種令人哭笑不得的“老頑童”故事：老爸沉迷拍短視頻，熱愛互動，為了逗他開心，我偷偷花錢幫他的視頻“上熱門”；老媽迷上拼團購物，每日的愛好就是在手機上“薅羊毛”，結果買回家卻發現有些東西連品牌都沒有；更有甚者，則是講述其母親對子女的控制欲太強，或是經常“哭窮”，感覺溝通非常痛苦；父親掉得只剩五顆牙了，如何勸說他認真刷牙……

　　“這一代的子女和父母之間最大的問題已經不是物質上的供養問題，而是精神方面的溝通問題了。”從事養老行業的胡臣說，“如今的老年人需要的不僅是物質上的滿足，更多的還需要對他們個體的關注，他們往往更需要平臺來展現自我，豐富精神生活。”為此，今年才30歲的胡臣開辦了一個“線上養老院”，即通過為老年合唱團、老年舞蹈隊等的老人們對接舞臺資源、居家適老化改造資源、養老院資源等，以精神需求帶動現實需求，實現老人們的“精神養老”。從蘇州到南京，目前在胡臣的“線上養老院”內，已經有了5萬多名老人的流量。

　　接觸了這么多老年人群體之后，胡臣對于與老人溝通也有了一番體會。“如今在一線城市生活的父母，基本上不會和子女同住。在他們的觀念里，就是覺得靠不上子女，一方面是剛步入30歲的子女往往收入有限，其次年輕人忙于工作和育兒，怎么有時間照顧老人。”胡臣的父母是湖北人，今年都是55歲，正是抱著這種“不靠子女”的心態，他們也往往更加固執。“父母就跟小孩一樣，是需要培養和溝通的。”胡臣說。為了解決父母的養老問題，胡臣很早就開始“培養父母”。胡臣的父親年輕時從事文化產業，因此對于老年人的舞臺活動等很有經驗，胡臣索性讓父親來充當他的“高級顧問”角色。而當父親學會站在子女的角度去看問題時，自然就會更加“明事理”。

　　同樣利用互聯網在努力“馴服”父母的還有網友李粒。“要深刻意識到一點，不管你的父母年輕時受過怎樣的教育，當人老了，就會害怕身體虛弱，害怕孤獨，所以容易被騙，比如購買所謂的保健品；也會變得很固執，開始聽不進子女的勸……所以在他們只有50歲，還只是“低齡老人”的時候，就要開始“培養”他們。”

　　李粒向記者分享她的心得：她會充當父母在各個老年群里的“兼職秘書”，幫父母篩選各種活動和信息；她還會經常給父母發一些社區新聞或防詐騙的視頻，讓他們了解騙局是如何發生的；她會教父母關注“丁香醫生”等正規的醫療健康公眾號，并告訴他們要學習正確的健康知識；更重要的是，她要重新樹立自己在父母心中的形象，叮囑父母遇到事情一定要跟自己商量等。

　　“父母總會覺得我們是小孩，很多時候他們還保留了當家長的尊嚴，但是只有當你表現足夠成熟、足夠耐心、足夠用心的時候，他們才會更容易采納你的意見。”李粒說，“說到底，想要緩解為父母養老的焦慮，最實用的就是從現在開始做一點實事，對他們多一點關心和督促。”

　　重回職場的父母：

　　“他們害怕成為我的負擔”

　　而在這個獨生子女交流小組近兩三千的帖子里，還有一個容易被忽略的人群：農村獨生子女。根據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的研究，2000年中國農村獨生子女數量在3300萬到4300萬之間，如今隨著他們的父母老去，農村獨生子女進入職場，擺在他們面前的也將會有更多挑戰，其中最大的一點便是：父母沒有退休金，農村社保作為唯一保障，未來他們的養老要怎么辦？

　　“從我們子女的角度來說，當然是希望自己多努力一點，爭取讓父母沒有經濟上的顧慮，但事實上，這并不能讓父母有安全感。”惠子說。今年28歲的惠子，直到最近兩年父母邁過50歲這道年齡坎才開始擔憂起父母養老的問題，而相比之下惠子的父母卻比她更焦慮。

　　惠子的母親存在腰椎病和風濕病，早年本來已經辭職的她，這幾年又重新走入職場，幫工廠打起零工。盡管一天的收入也有兩三百元，但母親卻不得不身處嘈雜的環境中，并需要長期保持站立。“后來我說，可以每個月給她幾千元，讓她不要工作，好好調理身體就是對子女最大的“減負”，但她卻找借口說自己閑不下來。其實我心里知道，她這么努力的原因是害怕未來成為我的負擔。”

　　小冰的母親也在今年選擇重回職場。今年56歲的林阿姨年輕時曾是一名辦公室文職，退休后她選擇前往女兒小冰所在的一線城市短住，“但是沒住多久她就覺得不太能適應當地的生活，開始自己琢磨通過網絡看招工信息，一天之內就問了三四家單位，可能在她看來，賺多少錢不重要，但能幫子女多分擔一點是一點。”也正是因為如此，把母親接來城里的小冰反而開始動搖：是否要“放”母親回到節奏悠閑輕松的故鄉，才是對她最好的“盡孝”。“過往的養老觀念是“父母在不遠游”，但如今我們都在外工作，老人們總說隨遷是“享福”，但誰真的知道，這種選擇對他們而言到底是一種自由還是無奈。” 小冰說。

　　人大代表：

　　建議鼓勵興辦獨生子女父母養老院

　　在今年2月中下旬中國政府網發布的《國務院關于印發“十四五”國家老齡事業發展和養老服務體系規劃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中，為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推動老齡事業和產業協同發展，構建和完善兜底性、普惠型、多樣化的養老服務體系，不斷滿足老年人日益增長的多層次、高品質健康養老需求。

　　據了解，《通知》中提出了完善基本養老保險和基本醫療保險體系、實施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落實基本養老金合理調整機制，適時適度調整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標準、完善基本醫保政策等系列措施。

　　而為解決家庭養老功能萎縮、社區養老和機構養老服務短缺的問題，不少業內專家也紛紛提出建議。廣州市人大代表、中科院華南植物園策劃總工蔣厚泉曾建議，可以試點“時間銀行”，即將志愿者為老人進行公益服務的時間計算入“時間銀行”，服務提供者在提供服務三個月以上或時間累積到一定數額之后，可以“兌換”相應的“時間貨幣”，既可以兌換成自己年邁時所需要的服務，也可以經管理方審核同意后，兌換成由直系親屬享用的服務。“這在一定程度上和保險有一點相似，可以鼓勵大眾在力所能及的時候多幫助服務他人，服務今天，享受明天。”蔣厚泉稱。

　　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陳雪萍建議提供獨生子女老年父母的養老補助，鼓勵興辦獨生子女父母養老院，在政策所規定的退休金的基礎上，獨生子女父母退休金上浮10%~20%，并允許已達到退休年齡的獨生子女父母投靠異地工作生活的獨生子女，并且享受到與當地居民一樣的待遇；在政府財政支持下，適當提高農村獨生子女老年父母的養老保險金；對于沒有交過社會保險的獨生子女父母可以補交養老保險，達到退休年齡也可以領取養老保險。

　　文/全媒體記者 程依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