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視銳評】

　　作者：閆偉、楊陽 單位：中國電視藝術委員會

　　近年來，鐫刻國人時代記憶的現實題材電視劇佳作頻出。繼《父母愛情》《情滿四合院》《大江大河》《裝臺》《山海情》等收獲良好口碑之后，近日，由騰訊影業(yè)、閱文影視、新麗傳媒聯(lián)合出品，李路執(zhí)導并擔任總制片人的《人世間》熱播，再次點燃了觀眾的追劇熱情。這類作品往往以一個家庭或群體幾十年的發(fā)展變遷為創(chuàng)作藍本，深情回望一段百姓生活歷史。創(chuàng)作者往往將創(chuàng)作視野聚焦于蘊藏在歲月褶皺里的時光剪影，屢屢獲得觀眾歡迎和業(yè)界認可。總結年代劇這類現實題材電視劇成功的原因，可以提取出一些現實題材創(chuàng)作出精品的共通之法。

　　首先，通過傾情詠嘆普通百姓的人性光亮與生命意志，書寫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詩。年代劇通過塑造極具時代印記的人物來凸顯時代對人的形塑，從而完成對歷史記憶的生動呈現。時代大潮下的小人物，雖不像英雄模范、社會精英那般自帶弧光，但他們在逆境中跌跌撞撞、向陽而生的精氣神同樣令觀眾蕩氣回腸。《裝臺》中以刁順子為代表的裝臺工人，雖處于社會底層，為了生活日夜奔波，卻依舊堅忍不拔，堂堂正正地追求有尊嚴的人生；《人世間》中的周秉昆作為留守城市里的周家小兒，有缺點、自卑處，卻默默承擔照料老人的家庭重擔和柴米油鹽的日常瑣碎，靠著正直堅守改變命運。不回避矛盾、不粉飾生活，即便人生實苦，仍洋溢著向上向善的正能量，這就是現實生活中民族精神的生動寫照。

　　想要為波瀾壯闊的時代留下生動的影像志，首先須解決好“為誰而寫、又為誰而抒”的問題，現實題材作品尤為如此。盡管小人物身上有著時代的局限性，但往往就是因為這些鮮明的時代烙印，賦予了他們較高的辨識度，從而成為時代精神的代言人。因此，現實題材劇作者不應忽視的，是凡夫俗子身上承載著的至善至美。只有將普通人作為作品的“主角”，關注其樸素的愿望、激烈的掙扎與人格的成長，才能把人民史詩詮釋得更加有形有神。

　　其次，通過生動展現中國式家庭的情感關系，尋找能引發(fā)觀眾精神共鳴的最大公約數。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重視家庭親情，家和萬事興、闔家團圓等都體現了中國人的此種觀念。《人世間》里的“光字片”、《情滿四合院》里的四合院、《父母愛情》里的松山島，就是這種集體文化認同的縮影。特定地域和條件下，一家人或一群人生活在一起，彼此幫扶、相互依存，在此種敘事范式下迸發(fā)出的屬于中國人的情緒與感受，容易讓觀眾在超強代入感中產生心理共情。《人世間》便時時把這種恬淡溫情提升到濃烈效果。如一家人在火車站與周父告別，周母即便心中萬分不舍，當著孩子們的面也用含蓄的表達掩飾著內心的波濤洶涌；周秉昆面對鄭娟母親和弟弟，不由心生悲憫，即便明知會給自己帶來麻煩，也在掙扎后毅然對其伸出援手。還有《情滿四合院》中的傻柱不僅對秦淮茹一家的生活費心頗多，還為孤寡老人聾奶奶養(yǎng)老送終；《父母愛情》中的安杰和江德福雖因成長環(huán)境不同而時有矛盾，卻仍舊在理解包容中相愛相守……這些令人熱淚盈眶的故事脈絡，摸準了中國人的情感神經，把獨具民族氣質的深情與浪漫，用較為理想的開合度描摹得入木三分。

　　最后，通過深刻書寫個人命運與國家命運的交織碰撞，揭示時代發(fā)展的內在邏輯。每一個“歷史書記官”對待不同的時代會有不同的視角，但從長遠來看，能夠真正傳得開、留得下的，多是以大格局、大氣度、大情懷來摹寫百姓生活的佳作。這些作品并不是簡單停留在講清楚一個故事的層面上，而是以小切口反映大主題、以小人物折射大時代，將個體命運與宏大時代進行同構，從而形成現實題材作品鮮明的敘事特征和藝術質感。如《山海情》將故事置于將飛沙走石“干沙灘”建成寸土寸金“金沙灘”的脫貧攻堅宏闊背景下，它書寫的不僅是變遷史，而且是一百多萬吊莊移民的心靈史；《大江大河》則借助三位時代弄潮兒在社會變革中不斷探索和突圍的人生故事，對改革開放進程的開啟與艱辛作了生動注腳，體現出一種大歷史觀和大時代觀。時代與個體有機融合、互為投影的表達方式，既可提升作品的思想寬度與現實銳度，也是對歷史記憶的深情回望和擁抱。當然，通過小人物來寫時代氣象，其涉及面之廣、表現力之強、挖掘度之深，都非常考驗藝術功力和創(chuàng)作智慧，如何更好地賦予個體與時代、社會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意義，還需創(chuàng)作者走進歷史的縱深區(qū)域，辯證把握社會演進的邏輯規(guī)律。

　　總之，年代劇創(chuàng)作大有可為。在遵循藝術規(guī)律的前提下，如何更好地謳歌時代與社會的發(fā)展、抓取與記錄普通人的高光時刻、突破和超越已有的創(chuàng)作模式，應是創(chuàng)作者須深思的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