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治理是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推進鄉村振興的重要基礎。為實現鄉村振興、破解治理難題，作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誕生地，近年來，浙江安吉余村在推進美麗鄉村建設中走出了一條綠色轉型的成功道路，并探索和創造了新時代鄉村治理的“余村經驗”。

　　余村所創造的鄉村治理經驗，與“楓橋經驗”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楓橋經驗”的繼承創新和豐富發展，也是各地加強鄉村治理舉措和成效的典型樣本。

　　深秋時節，漫步浙江余村，鄉村美景如詩如畫。青山環繞，綠水綿延，一場秋雨的到來，又添了幾筆金黃。

　　余村的村口矗立著一塊形似春筍的石碑，上面鐫刻著“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十個醒目的大字。所有余村人都記得這塊石碑背后的故事，它記載著余村人“點綠成金”的發展密碼，見證著“楓橋經驗”在余村薪火相傳的光輝歷程。

　　安且吉兮。浙江安吉余村，是“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論發源地，也是新時代“楓橋經驗”踐行地。近年來，在鄉村治理的道路上，余村探索了法治為先、德治兼備、自治固本的“三治融合”基層社會治理新經驗，并以此為依托實現了美麗蝶變。

　　用好民主決策“傳家寶”

　　“大家向左手邊看，這邊是我們打造的動車商鋪，總共12節車廂，用于銷售、展示本土的農業產品和手工體驗類產品。”雖非節假日，但余村的游客仍舊不少。

　　講解員樓芳芳是余村本地人，她介紹，余村游客量一直不少，但因為業態、場景等有限，大家停留的時間卻不長。如今，得益于大余村建設，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來到余村，他們帶著新的項目、新的想法常駐鄉村，為鄉村產業振興創造了新業態。

　　途經村里的春林山莊，往來客人絡繹不絕，潘春林正熱情招呼著。18歲時，潘春林跟隨父親在礦山干活。當時的余村，飛沙走石，滿天粉塵，“天空都是灰蒙蒙的，河流也很渾濁。”

　　2003年，浙江省提出“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工程。作為最早啟動“千萬工程”的村莊之一，余村痛定思痛，決定關停礦山，調整發展模式。

　　然而，關停并非易事。

　　“‘賣石頭’的好處是可以拿現錢。但從‘賣石頭’轉變為‘賣風景’，剛開始會有一些村民提出不同想法。”余村原黨支部書記胡加仁回憶道，“通過黨員議事、村民代表會等方式，我們廣泛征求村民意見，提出轉型升級方案，村民代表大會討論最后表決通過，決定關掉礦山、水泥廠，保護環境，全面發展農家樂。”

　　通過民主決策，余村用了三年時間，關停了村里所有的礦山和水泥廠，并精心布局了“生態旅游、生態居住、生態工業”三區村域規劃，堅定不移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逐步實現從“礦山經濟”向“美麗經濟”的轉變。

　　從礦山的拖拉機手，到如今的農家樂經營者，潘春林見證了余村的綠色發展之路，“村里的環境一天天漂亮起來，游客也越來越多了！”

　　十多年前這一場“改天換地”的民主決策，讓余村更加自信堅定地走上了民主管理、依法治村、綠色發展的道路。作為“兩山”理念的發祥地，當地順勢而為，挖掘“兩山”理念中蘊含的治理思想、治理智慧，創造性建立了“兩山議事會”，探索出了一套“自主提事、按需議事、約請參事、民主評事、跟蹤監事”的議事機制，并形成了民主懇談、村兩委商議、黨員審議、村民代表決議和鄉賢評議的議事決策傳統。

　　“兩山議事會”是余村實行“民主管村”的典型自治平臺，下設村民議事會、紅白理事會、道德評議會、禁毒禁賭會，全村大小事情都通過村民代表商量。依托“兩山議事會”，不僅提升了村民參與和管理村務的能力，且有效避免和減少了矛盾糾紛，維護了村莊的和諧穩定。

　　村里為建“兩山”綠道，需要搬遷42座墳墓；為保護空氣質量，村里決定禁止銷售、禁止燃放煙花爆竹。遷墳和“雙禁”沖擊傳統習俗，一些村民想不通，辦起來阻力很大。村兩委便通過“兩山議事會”，廣泛發動村民討論，充分發表意見。

　　村干部進家入戶面對面商量溝通，最終找到了“最大公約數”，提出了科學合理的解決辦法，使遷墳和“雙禁”順利進行。

　　余村的發展，離不開民主的力量。如今，從每一位村干部的選舉到每一個決策的產生，甚至到每一張發票的審核，余村始終保持陽光透明；從自來水收費、家禽圈養、垃圾分類、文明祭祖到全村規劃建設，大小事都要通過眾人商議后才能做。村里每花一分錢，都公示在了“村村通”電視平臺上，隨時接受監督。

　　忙碌的法律顧問與“云上”的共享法庭

　　自治為基，法治為本。調解糾紛、討論村務要靠群眾參與，更要靠法律的保障。為有效調解村民糾紛，余村在全縣率先實行聘請法律顧問的做法，讓村民在家門口就能享受專業的法律服務。

　　1996年，律師李芳開始擔任余村的法律顧問。自那時起，她平均每年為村里提供40多次法律服務，從最開始的調解婚姻關系、鄰里糾紛，發展到決策合法性審查、合同風險防范和為村級事務管理提供法律意見等。

　　村便民服務中心的公共法律服務點，掛著李芳的照片和聯系電話。村民遇到法律問題需要咨詢，一個電話就能找到她。“以前村民們的法律意識比較薄弱。隨著法治教育的開展，如今在面對一些鄰里糾紛、事故賠償時，村民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找法律顧問來咨詢，避免了一些矛盾的產生。”

　　隨著余村鄉村旅游的興起，法律服務的領域也逐漸拓展到調解旅游糾紛、保護知識產權等。

　　現在，李芳總是很忙，忙著解答村民的法律問題，忙著處理各類糾紛。炒菜時接到村民電話，她會立刻放下鍋鏟答疑解惑。半夜接到村民的咨詢電話也是常有的事。但這種忙碌也讓她欣慰：“說明村民的法律意識在不斷提高。”

　　除了以專業化的法律團隊為余村法治化管理筑牢基礎外，余村還創新性采取了“調解員聯村、法官駐村、家園衛士護村”模式，深入開展上門調解、送法下鄉、巡邏守護等工作，實現群眾辦事、矛盾調解、法律服務、信息咨詢、致富求助“五不出村”。

　　2017年，余村“兩山”巡回法庭成立。有了這個基層支點，法官下沉到村，很多糾紛隱患可以在萌芽階段掌握并化解。2021年，“兩山”巡回法庭迭代升級為“兩山”共享法庭。

　　“共享法庭是架構在數字空間的群眾身邊的人民法庭。”余村共享法庭聯系法官劉方介紹，“兩山”共享法庭設在余村黨群服務中心，是為了讓余村及周邊老百姓能夠更加便捷地享受司法服務。

　　據了解，“兩山”共享法庭還聘請了村委副主任俞小平擔任庭務主任，兩位有威望的“老娘舅”擔任人民調解員。劉方和同事們每周五在共享法庭駐點或者到村里轉轉，遇到村干部、人民調解員在調處糾紛的，現場提供調解指導。

　　近日，安吉法院在余村巡回審判了一起涉農村土地流轉、發包的合同糾紛案并進行普法宣傳，各村干部、村民小組組長及村民在現場觀摩該案審理。“法官會定期開展線上巡回審判、法律咨詢、普法宣講，組織群眾觀看庭審直播、開庭宣判等。”劉方指著共享法庭中央的大屏介紹，“我們將共享法庭服務平臺嵌入村務服務微端平臺，嵌入浙江解紛碼、移動微法院、庭審直播系統等軟件和平臺，由庭務主任指導村民使用。”

　　以法護航，如今，村民們的法治意識得到了很大提高，余村的案件也越來越少。

　　村里大小事，“掌上”來解決

　　自治是根本，是實現民主、鞏固民主的本質要求。在余村，由村主職干部兼任主任的矛盾調解委員會就是這樣一個村級自治機構。據了解，調委會以村公共法律服務站為依托，設立窗口接受糾紛咨詢和受理。同時，專門配置調解室，實行調解員公示、調解制度上墻，建立了例會、培訓、矛盾糾紛排查、持證上崗等制度，堅持深入排摸、依法調解、提前化解。

　　調解德法共治，調解全員參與。調委會堅持將法治作為調解工作的根本，堅持依法辦事、依法維權，不斷拓展糾紛化解渠道。“鎮里的每個村有專職網格員，余村的專職網格員在日常挨家挨戶走訪過程中，會收集矛盾糾紛的線索并及時提供給村里，村干部會及時介入，助力矛盾化解。”天荒坪鎮綜治辦主任孫麗霞說。

　　將矛盾糾紛解決關口前移，矛盾調解委員會還在人民調解工作中充分發揮了退休干部、熱心鄉賢等人的作用，多元調處村民糾紛，將各類矛盾消除在萌芽狀態。近年來，余村的矛盾糾紛調解率和調解成功率均達到100% ，做到了“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

　　如今，當“楓橋經驗”遇上數字化春風，矛盾糾紛的調處化解也從線下走到了線上，從現實走進了“云”端。在余村，打開手機，進入“掌上矛調”APP，群眾足不出戶就可反映情況，申請矛盾糾紛調處。

　　據介紹，“掌上矛調”APP集成了矛盾糾紛調解、信訪、12345政府陽光熱線功能于一體，將“跑一圈”辦理變成點對點辦理。“掌上矛調”實行“2+2”工作機制，對村民上報的情況2小時內由微網格長進行核實，2天內反饋辦理意見。同時，一支由60余人組成的處置隊伍，可第一時間響應、辦理各類問題和訴求，確保每個訴求都有回音。

　　在家就能通過APP反映問題或對村莊建設和鄉村經營提出意見和建議，如今，余村村民參與村級事務的積極性越來越高，村民自治的氛圍也越來越濃厚。“掌上矛調”調動了群眾參與基層社會治理的主動性，村民與村里的互動更加頻繁，效果更加明顯。

　　此外，該APP中的法治建設模塊直接鏈接至公共法律服務掌上大廳，打通了普法宣傳的“最后一公里”。公共法律服務、我要查詢、我要學法、小藍說法等欄目，一攬子解決了群眾的法律需求。借條怎么寫、如何申請法律援助等問題，通過“掌上矛調”都能得到解決。還有視頻、漫畫、典型案例進行普法宣傳，群眾可安心在家享受法律大餐。

　　多年來，通過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治村之道，余村鄉村治理有效、發展充滿活力、百姓安居樂業，也為推進新時代鄉村治理提供了示范樣本。如今的余村，正不斷推進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繪就美麗中國的動人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