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源于浙江省諸暨市楓橋鎮的“楓橋經驗”在基層治理不斷發展創新的今天，如一壇佳釀歷久彌新、愈陳愈香。因為，它是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一把“金鑰匙”。

　　用好“金鑰匙”，打開基層治理“新天地”，天津在“變”與“不變”中走出特色發展之路，賦予“楓橋經驗”新的時代內涵。

　　構建“大調解”格局

　　柔性解紛促和諧

　　什么是“楓橋經驗”？20世紀60年代初，浙江諸暨干部群眾創造了“發動和依靠群眾，堅持矛盾不上交”的“楓橋經驗”，有效解決了基層各類矛盾和問題。

　　面對社會矛盾糾紛呈現多元化趨勢，直面紛繁復雜的糾紛解決需求，如何用好“楓橋經驗”這一長盛不衰的“傳家寶”？天津構建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相銜接的“大調解”工作體系。

　　“依靠群眾就地化解矛盾，‘楓橋經驗’的核心是人民調解制度。這個制度之所以有強勁的生命力，是因為與訴訟相比，其優越性首先在于變‘事后處理’為‘事前解決’，能夠及時把糾紛消滅在萌芽狀態，避免矛盾的進一步惡化。而且，比之于打官司的程序復雜，人民調解具有便捷的長處，它就在百姓身邊，有了糾紛在家門口就可以解決。”市委政法委副書記楊建全說。

　　信訪人張某是某國際集團有限公司職工，他與其所屬集團勞動爭議信訪事項，已持續“折騰”了7年未果。

　　2015年，我市探索建立信訪與人民調解對接機制，市訪調委由此產生。此后，一批“訪調對接”調解員上崗，他們充分運用豐富的工作經驗、突出的專業優勢和群眾認可的方式說理調事、化解矛盾。

　　針對張某反映的問題，市信訪辦與市訪調委聯合接待，做了大量調查取證工作，經過與當事人數十次艱難溝通，動之以情，曉之以理，使雙方當事人終于回到了依法理性地處理矛盾糾紛上來。

　　信訪部門的職責是受理、交辦、轉辦和督辦，代表的是一級黨委、政府，是黨委、政府的參謀助手。人民調解委員會是群眾性自治組織，具有中立性，是區別于當事人之外的第三方。將人民調解與信訪化解深度融合，是以柔性方式化解信訪事項，它既可以講清“法理”、講明“事理”，又可以感同身受講透“情理”，有利于減少社會對抗與矛盾，有效維護社會和諧與穩定。

　　融入人民調解的，不僅僅是“訪調”，還有“公調”“訴調”“檢調”。“公調對接”由街鄉鎮延伸到社區村，在部分區試點開展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人民調解工作，在村居探索建立一站式調解中心，組建“檢調對接”調解組織10個，建立市、區兩級訪調委17個，設立訴前調解組織36個。出臺實施《天津市行政調解規定》，推動具有行政調解職責的相關部門依法依規開展調解。截至目前，全市現有調解員2萬余人，其中專職人民調解員4200余人，人民調解委員會6000余個，行業性專業性人民調解組織600余個，特色個人（品牌）調解室300余個。全市社區村人民調解委員會實現全覆蓋，行業性專業性人民調解組織涉及醫療、交通事故、物業等近百個領域。多方參與的“大調解”格局方便群眾“找說法”，也把糾紛化解在群眾家門口。

　　各級黨政“一把手”進中心解決問題

　　讓來訪群眾看上“專家號”

　　楓橋，是一座橋，它不僅是一座通向和諧安寧的平安橋，還是一座連接黨心民心的同心橋。

　　“楓橋經驗”核心在于“民”，如何把堅持人民主體地位轉變為強大的行動自覺？在市、區、街鄉鎮創建三級社會矛盾糾紛調處化解中心（以下簡稱“矛調中心”），各級黨政“一把手”進中心上手解決問題，讓群眾“只進一扇門、解難化心結”。

　　“推開這扇門，無論反映的問題涉及多少部門，都要做到一站式接待、一攬子調處、一條龍服務。”這是“矛調中心”設立之初，立下的軍令狀。3年來，多少年越系越亂、越系越死的扣兒，在“矛調中心”解開了。

　　因糖丸造成脊髓灰質炎，只有二百萬分之一到千萬分之一的概率，卻讓李琳（化名）一家趕上了。孩子從小不能行走，按照政策，李琳是得到了一些補償。但四處求醫花光了家里的積蓄，無奈之下，她開始了信訪之路，而“矛調中心”的出現，讓她多年緊繃的神經終于松弛了下來。

　　“孩子怎么治療？能不能正常入學？……”看到領導親自接訪，李琳將這些年憋在心里的委屈和無奈全部倒出來，回到家后，李琳把孩子摟在懷里，覺得希望即將到來，果不其然，沒過多久，李琳的生活“塵埃”終于迎來“落定”時刻。

　　針對李琳的問題，“一把手”親自抓，并組織各部門共同召開10余次會議，最終，她的困難都在合法框架內解決了。專家為孩子制定了康復方案，孩子正常上學了；街道還專門派了大學生志愿者每周給孩子補課……

　　創新機制。構建一站式平臺，讓“矛調中心”服務真正走進群眾心中。過去群眾遇到問題，找了東家找西家，跑了南城跑北城，見得到的管不了，管得了的見不到，建立三級“矛調中心”，不但要讓群眾有說話的地方，更要讓群眾反映的問題有人管，還要一管到底。黨委總管、主官主責的矛盾糾紛調處化解格局基本形成，各級黨政“一把手”進中心上手解決問題。工作中，條塊結合，屬事屬地聯動；調解優先，多元化解聯合；類案指導，政策資源聯通，讓進門時一肚子怨氣的群眾，出門時心平氣和。

　　“捱一個晚上沒關系，最緊要的是能見到領導，解決問題。”過去，對于信訪群眾而言，一般的接訪也能解決問題，而他們覺得“見到領導”后往往能更快地得到解決，如今，在“矛調中心”，“領導”接訪的身影隨處可見。制定《天津市三級社會矛盾糾紛調處化解中心規范》和閉環工作流程等配套文件，確定了統籌聯辦、分級負責、“一把手”主辦、調解進中心、派單辦理、領導接訪和包案、類案指導、掛牌督辦、情況通報、責任查究10項工作機制，市級部門、各區、街鄉鎮領導班子輪班到各級“矛調中心”接訪約訪，讓來訪群眾看上“專家號”，這是天津為各級黨政“一把手”接訪群眾下達的“硬指標”。

　　夯實基層治理基礎

　　資源下沉守好“家門口”的幸福

　　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傳承“楓橋經驗”，重心在于源頭固本夯根基。如何從源頭防范化解社會風險？天津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把更多資源、服務、管理放到“家門口”，持續守好“家門口”的幸福，用 “小和諧”匯聚“大平安”。

　　派出所處于公安機關最基層、維護穩定最前沿、服務群眾第一線，是基層社會治理的主力軍。針對派出所警力少負擔重、社區民警不能沉入社區，“大輪班式”勤務、“派工式”警務工作效能不足等突出問題，我市全面啟動派出所警務機制改革。

　　減負！把社區民警從繁雜繁重的警務工作中剝離出去，不再參與派出所辦案，并為每個警務區配備兩名責任心強的輔警；

　　增援！市局、分局先后有3880名警力下沉派出所，為基層社會治理充實力量；

　　賦能！權力下放、資源下沉、保障下傾。

　　如今，派出所變“坐等服務”為“主動上門”，社區民警從“下社區”變“駐社區”，服務“窗口”開到了百姓家。

　　紅橋區和苑街道夢和園社區，包括夢和園、國和園兩個自然小區。走進社區黨群服務中心，左手邊便是公安和苑派出所社區民警周建軍每天工作的地方。社區警務室與黨群服務中心合署辦公，讓居民“進一扇門”解決煩心事。不僅是“物理融合”，更需要“化學聚變”，社區警務和網格化服務管理實現“四合四聯”，就是平臺整合、力量聯結；職能耦合、管理聯動；系統聚合、信息聯通；服務融合、風險聯控。

　　除了社區民警這個頭銜，周建軍還兼任社區黨組織副書記，遇到百姓的事，“警格+網格”同頻共振，讓糾紛調處高效化、群眾辦事便捷化。

　　小區內一位大爺反映樓上的小孩跑來跑去，弄得他心神不寧。過去像這樣的鄰里糾紛，社區工作者做工作若是不見效，就報警。而社區民警出面就不一樣了，因為之前入戶彼此了解，更能找準“癥結”，再加上以法說理，心結更容易被打開。

　　在天津，將“窗口”開到百姓家，除了一抹藏藍，還有法院，他們把最優質的司法資源送到群眾身邊。截至目前，在推動司法解紛資源重心下移、前移方面，我市在街鄉鎮、社區村及重點行業設置法官工作室、訴訟服務站138個，為群眾提供“家門口”的解紛服務。

　　大力開展訴源治理，積極構建“大調解”工作格局，在全國率先成立三級社會矛盾糾紛調處化解中心，頒布實施《天津市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條例》……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天津努力讓“楓橋經驗”綻放新光彩，以“楓橋經驗”為牽引，托舉津城百姓“穩穩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