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拜登與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日前在白宮會晤，同意就電動汽車電池關鍵的礦物原材料市場準入等議題啟動談判，以確保歐盟境內開采或加工的電池礦物材料適用于美國《通脹削減法案》規定的電動汽車產業優惠政策。分析人士指出，美國此舉旨在以達成新協議的方式化解歐盟的憂慮，但鑒于雙方的分歧，未來談判仍存在變數。

　　一段時間以來，美國《通脹削減法案》引發的美歐經貿爭端持續，給近年來坎坷不斷的美歐經貿關系再添一道新傷。新舊矛盾交織，多重癥結難解，美歐經貿關系改善面臨重重困難。

　　利益沖突加劇——

　　多領域產業競爭成“常態”

　　根據拜登和馮德萊恩發布的這份最新聯合聲明，美歐如果達成協議，將有利于這些關鍵礦物材料供應鏈可持續、減少不必要戰略依賴，同時確保來源多元化、由伙伴開發。

　　分析人士認為，美國不放棄《通脹削減法案》的核心內容，很難真正兼顧歐洲企業的利益。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歐洲中心助理主任詹姆斯·巴奇克說，美歐要真正解決分歧，還要取決于今后協議的具體內容。

　　近期，圍繞美國《通脹削減法案》，美歐經貿爭端不斷發酵。根據該法案，美國將提供約3700億美元補貼，以支持電動汽車、關鍵礦物、清潔能源及發電設施的生產和投資，其中多項稅收優惠是以在美國本土或北美地區生產和銷售作為前提條件。在歐盟看來，該法案對歐洲新能源汽車、可再生能源、電池和能源密集型產業構成歧視，變相鼓勵歐洲新能源產業向美轉移，進一步加速歐洲“去工業化”趨勢。

　　為應對《通脹削減法案》的不利影響，歐盟不僅持續與美國進行磋商，歐盟委員會還發布“綠色協議產業計劃”，計劃未來幾年通過采取一系列扶持措施提高歐洲零碳產業競爭力。

　　“作為發達國家，美歐國家產業結構發展相似，優勢相近，在汽車、航空、數字經濟、高新技術、綠色能源等領域，美歐的利益競爭都在加劇。”復旦大學歐洲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丁純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指出，當前國際形勢下，美歐都在加快向高新技術、綠色經濟等新興產業布局，希望在未來競爭中搶占制高點，進而提升自身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雙方的利益之爭必將更加激烈。

　　美歐在多領域的產業競爭已是“常態”。

　　在航空領域，美國和歐盟的航空補貼爭端持續了17年之久。直至2021年6月，雙方才達成了五年關稅休戰協議。但分析認為，五年后爭端能否真正解決仍存疑。美國貿易代表戴琪還表態，如果歐盟給予空客的資金支持“越過紅線”并導致美國制造商不能公平競爭，美國將保留重新加征關稅的靈活性。

　　在數字領域，近年來歐盟積極尋求“數字主權”，推進數據監管議程，包括要求云服務供應商在歐盟的業務和相關服務器等基礎設施本地化，并對外國法律豁免。此舉被外界解讀為是對美國網絡監視以及“長臂管轄”的反制。此前，在歐洲國家對美國跨國互聯網企業征收數字稅問題上，美歐爭執不斷，雙方甚至“以稅制稅”，多次上演“關稅大戰”。2021年10月，美國與奧地利、法國、意大利、西班牙、英國宣布就數字服務稅爭端達成妥協，但美歐高科技產業領域的結構性矛盾并未改變，雙方未來在跨境數字產業稅收規則制定上的合作也未必順利。

　　此外，在通信業、制造業、金融業等領域，美國多次將《反海外腐敗法》等國內法適用域外，發起“長臂管轄”，多家歐洲企業曾遭遇“天價罰金”。近年來，在汽車、鋼鋁產品、農產品等領域，美歐也曾爆發針鋒相對的“關稅戰”。

　　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歐洲經濟研究室主任、研究員孫彥紅向本報記者指出，近兩年，美國為力爭在新產業革命中占據絕對主導地位，相繼出臺大規模補貼政策發展數字產業和綠色產業，包括《芯片與科學法案》《通脹削減法案》等。這些法案旨在改變現有數字產業和綠色產業的國際競爭格局以服務美國的國家利益，必將對歐盟追求“數字主權”和鞏固綠色轉型先行者地位造成較大沖擊。從這個角度看，美歐在經貿領域的利益分歧將長期存在。

　　實力不對稱——

　　盟友關系經歷深度調整

　　美歐經貿關系的變化，折射出盟友關系的深度調整。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研究所所長崔洪建指出，二戰結束后，美國提出“馬歇爾計劃”推動歐洲經濟復蘇。至冷戰結束前，歐洲面臨的安全問題壓倒發展問題，美歐合作與歐洲一體化建設并行不悖，服務于歐洲戰后復蘇發展。冷戰結束后，歐洲一體化進程加快發展，尤其是隨著歐元區成立、歐盟東擴以及2003年歐盟經濟總量超過美國，歐洲人追求經濟自立的意識和需求更加強烈。在此背景下，美歐經貿競爭面加強。同時，美國越來越多地通過“長臂管轄”等單邊手段維護自身對歐洲的競爭優勢，美歐經貿矛盾不斷凸顯。

　　近年來，歐盟一直呼吁實現“戰略自主”，包括安全、經濟、數字化、應對氣候變化與衛生健康五個領域，主張與美國建立“平等的伙伴關系”。同時，歐洲也一直致力于“再工業化”的目標，希望重振實體經濟，以增加就業、避免產業“空心化”和保障供應鏈安全，這就不可避免地導致美歐之間博弈加劇。

　　丁純指出，美國一直在新興技術上領先于歐洲，歐洲也在奮起直追，如近年來德國提出“工業4.0”，歐盟出臺《數字市場法案》《2030年數字十年政策方案》等，都是希望與美國在相關領域競爭中掌握主動權與規則制定權。

　　但是，在美歐經貿關系中，歐盟始終面臨與美國實力不對稱、內部利益難協調等難題。這在烏克蘭危機之后表現更為明顯。

　　孫彥紅分析，在烏克蘭危機全面升級、美國要將世界拖入“新冷戰”邊緣的背景下，確保自身安全越來越成為歐盟的首要關切，追求戰略自主的實踐空間被大大壓縮，在安全上更加依賴美國，因此憚于在經濟領域對美國的單邊主義做法“叫板”。美國《通脹削減法案》出臺至今，歐盟并未通過WTO發起訴訟，也并未采取報復性貿易措施，只是口頭表達關切和抗議，甚至不惜犧牲公平的國際貿易原則而要求美國將歐盟企業納入補貼范圍，這些反應都充分體現出當前美歐之間實力、地位的不對等正在加劇，這種不平等不僅在沖擊歐盟經濟本身，也在沖擊歐盟在國際舞臺上的“軟實力”。未來，歐盟的綠色、數字“雙轉型”將在對美安全依賴的“陰影”下艱難推進，而基于此追求的戰略自主也必將阻礙重重。

　　“在烏克蘭危機持續、安全主題回歸及民粹主義思潮影響下，美歐經貿關系在未來一個時期將更加復雜。”崔洪建說。

　　政策協調困難——

　　美國越來越不顧及歐洲

　　隨著美歐經貿矛盾不斷凸顯，雙方也有通過協商解決爭端的想法和嘗試。

　　崔洪建指出，奧巴馬政府時期，美歐在產業、市場，尤其是規則標準等層面的競爭繼續上升，雙方嘗試建立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TTIP)，但始終未果。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將“長臂管轄”等手段發揮到極致，慣于使用行政令對歐洲進行直接打壓，美歐經貿矛盾更加公開化。拜登政府時期，雙方建立歐美貿易與技術委員會(TTC)機制，旨在為美歐在全球貿易、經濟及技術方面的關鍵問題提供協商平臺。但鑒于美歐經貿關系的結構性矛盾和分歧的不可調和性，加之這一時期美歐均出現不同程度的民粹主義思潮，經濟政策排外性突出，雙方經貿關系依舊矛盾重重。

　　自2013年啟動以來，TTIP談判經歷十多輪，美歐始終未能達成自貿協定。隨著特朗普政府上臺，TTIP逐漸被“冷藏”。分析人士指出，雙方在市場準入方面存在較大分歧，政治層面又缺乏推動力，最終導致協定擱淺。歐洲智庫“歐洲國際政治經濟中心”創始人弗雷德里克·埃里克森評論稱，從政治和經濟的角度來看，建立跨大西洋自由貿易區是一個絕妙的想法，但同時也是“完全不現實的事情”。

　　被視為接替TTIP、作為跨大西洋經貿關系重要協調機制的TTC，實際成效也不及預期。早在2022年10月，歐盟和美國就在TTC框架下成立了一個專門工作組，討論歐盟對《通脹削減法案》的九項保留意見，但至今并未取得實質性進展。

　　專家指出，TTC下屬的10個工作組涉及范圍廣泛，情況復雜，美歐幾乎在所有領域都存在不同看法，且事關雙方切身利益，沒有一方會輕易做出讓步。

　　孫彥紅指出，自拜登政府上臺以來，美國一方面加大了在意識形態上拉攏歐洲盟友的力度，另一方面卻更明顯地采取“美國優先”的單邊主義做法，在經貿問題上越來越不考慮對歐洲盟友的影響。TTC的啟動似乎意味著美國將在技術與產業政策領域與歐盟加強協調，但是事實恰好相反。《通脹削減法案》出臺及之后歐洲國家的激烈反應，就是美歐雙方在關鍵經濟政策領域缺乏協調的明確體現。實際上，美國越來越傾向于在關鍵經濟政策上不再與歐盟“事前溝通”，而是轉向“事后協調”，即在決策過程中不征求歐盟意見，待政策出臺引起歐盟強烈反彈后再與之“周旋”，其應對舉措也基本上停留在口頭層面，不會因歐盟反對而大幅調整相關政策。《通脹削減法案》出臺前后至今美歐的互動清楚地表明了這一趨勢。

　　崔洪建指出，所謂“跨大西洋關系”更多強調政治和安全層面，經濟政策協調涉及規則和標準的統一，美歐之間的合作很難達到在政治和安全領域的合作深度。（人民日報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