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寡失能老人：余生可以托付給誰？

　　社會監護服務組織擔任意定監護人情況調查

　　調查動機

　　近日，年屆92歲的北京市朝陽區居民王淑英向記者袒露了自己長期以來的擔憂：老伴“走”了，自己又沒有兒女，現在行動不便、孤苦一人，余生可以托付給誰？

　　想找個可靠的監護人，來解決其生活、就醫、財產管理等方面的問題，是王淑英的當務之急。而這也是不少孤寡老人的共同心聲。隨著老齡化社會的到來，越來越多的人面臨著和王淑英同樣的困境。

　　誰來擔任他們的監護人？民法典為這一群體提供了意定監護制度，并且明確了“組織”可以成為意定監護人。

　　就這項制度的開展情況，記者進行了調查采訪。

　　□ 本報記者 陳磊

　　□ 《法治周末》記者 戴蕾蕾

　　年近80歲的北京市民李女士和今年80多歲的丈夫都是某科研機構的退休科研人員，家中還有一個50多歲、智力及精神多重殘障的女兒。李女士丈夫兩年前因腦血栓摔了一跤，送醫院后經臨床診斷有多重疾病需長期住院，已不具備照顧殘障女兒的能力。

　　這讓李女士面臨一個難題：如果夫妻倆失能失智，女兒又屬于智力及精神多重殘障，誰來監護他們？而一旦夫妻倆離世，誰來照顧女兒呢？

　　經過多方咨詢，李女士了解到了意定監護制度。不久前，在進行公證后，李女士終于放下心來，自己的身后事總算有了著落——依據民法典規定的意定監護制度，她與原單位下屬的一家國企簽訂了一系列意定監護協議并進行公證，一旦自己部分或全部喪失民事行為能力，由這家國企作為自己的監護人。

　　《法治日報》記者近日調查采訪發現，像李女士一樣，因為家庭特殊情況找不到合適監護人，從而寄希望于意定監護的人不在少數。然而，真正找到合適的社會監護服務組織作為其部分或全部喪失民事行為能力時的監護人的，卻并不多。不少有相關經歷的受訪者反映，當前能夠作為意定監護的組織鳳毛麟角。

　　受訪專家認為，社會監護服務組織擔任意定監護人具有非常迫切的現實需要，但落實情況仍存在一定不足。其原因既包括人們在觀念上還沒有普遍接納這項新制度，又包括意定監護制度配套措施缺失。因此應當加快培育和發展能夠擔任監護人職責的社會監護服務組織，回應社會需求。同時，從準入資格、履職要求、監護職能等環節建設職業監護人體系，圍繞民法典意定監護制度進行相關配套法律法規的制定。

　　找不到合適監護人

　　意定監護應運而生

　　起初，李女士把自己家庭的監護重任寄托于家族內部。她首先想到了親屬中的后輩，其中一位是女兒的表哥。但當她向其提出此事時，對方不太情愿，其子女也堅決反對。考慮到其他親屬沒有合適人選，她只好放棄請親屬當女兒監護人的念頭。

　　時間一晃到了2023年10月，機緣巧合，李女士遇到了北京律師楊君，她建議李女士選擇意定監護，由組織擔任監護人。

　　根據民法典規定，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與其近親屬、其他愿意擔任監護人的個人或者組織事先協商，以書面形式確定自己的監護人，在自己喪失或者部分喪失民事行為能力時，由該監護人履行監護職責。

　　經過多方溝通和解釋，某科研機構下屬的一家國有獨資企業愿意擔任李女士的監護人，一旦李女士失能失智，由這家國企履行監護職責。同時，通過遺囑指定這家國企作為女兒的監護人，履行監護職責。

　　2023年11月，李女士向北京市精誠公證處尋求法律幫助，北京市精誠公證處國際遺囑中心、中國法監護中心主任王覺敏接待了她。

　　根據李女士對未來生活安排的想法及訴求，結合她的家庭成員、財產現狀，王覺敏從了解背景情況開始，到提供咨詢建議并根據具體情況提出綜合性問題解決方案、代為草擬形成落實方案的系列法律文書，到最后進行公證，以最快的速度幫助她完成了意定監護及監督、監護委托、遺囑指定監護、生前預囑以及財產安排等一系列公證事項。

　　2023年12月中旬，此宗涉遺囑、監護公證綜合性法律服務案件辦理完成，李女士對自己未來的生活安排很滿意，也總算踏實和安心了。

　　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教授、民法典研究中心主任孟強告訴記者，我國傳統上實行居家監護、親屬監護，這也是目前社會上的主要形態，但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社會經濟文化和人口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出現了無子女家庭、計劃生育特殊家庭、殘障家庭、空巢家庭。在監護人方面，這些家庭難以做到由自己的子女、近親屬來擔任監護人。“我國需要多元化的監護方式來保障被監護人尤其是老年人的合法權益，意定監護制度因此應運而生。”

　　特殊家庭需求迫切

　　靠譜監護組織難尋

　　楊君坦言，能在較短時間內給李女士找到社會監護服務組織、監督人并進行公證，超出了她的預料，因為她之前所接觸的很多類似家庭根本走不到這一步。擺在大家面前的一個共同難題是：社會上缺乏愿意承擔監護責任的組織。

　　楊君就曾因“實在找不到監護服務組織”而頭疼。她有一個孤獨癥兒子亮亮，今年20多歲，已經完成了初中和職高教育。

　　因為家庭的特殊情況，她很早就開始關注意定監護，想為亮亮安排好未來的生活。一開始，她想找亮亮的表哥表姐擔任監護人，但想著同輩人一年見不到幾次，互相之間也缺乏了解，能否盡到監護職責是一個問題。而在社會上，確實少有專門做社會監護服務的組織。

　　“既然不少家庭面臨同樣的問題，為什么不自己去做呢？”2017年底，來自北京、上海、湖北等地的部分孤獨癥人士的家長在安徽省金寨縣發起了“星星小鎮”項目，由家長投資，按照成年孤獨癥托養和家長養老的“雙養”模式開展建設，其中包括意定監護模式設計。楊君即是其中一名家長。

　　記者在采訪中獲悉，有著同樣經歷的人并不在少數，僅在一個500人的孤獨癥家長群里，就有許多家長盼望社會監護服務組織“盡快搞起來”。

　　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研究員肖揚介紹說，相關數據顯示，我國約有心智障礙者2580萬人，涉及家庭人口8000多萬。由于心智不健全，他們中的大部分人認知能力受損、語言表達和自控能力差，不能或不能完全辨認自己的行為，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需要監護人的監護。

　　肖揚以孤獨癥障礙者舉例說，我國最早診斷孤獨癥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隨著歲月的流逝，早期診斷的孤獨癥障礙者已經50歲左右，他們的父母年老體衰，失去了持續監護照料的能力，而且，從父母角度看，他們將遭遇醫療救治和入住養老機構難等困境，比如搶救須有子女簽字，但是其子女是無民事行為能力人，無法做到。

　　“更令這些父母憂慮的是，自己一旦離世，有心智障礙的子女的監護職責由誰來承擔？家庭財產是否還能用到孩子身上？確定誰為監護人能保障孩子未來的生存質量？這些都成為無法回避的問題。”肖揚說。

　　今年60多歲的梅林與丈夫育有一個孤獨癥兒子，為了解決夫妻倆老去之后孩子的托付問題，她多年前就關注到了意定監護。“我忙于工作時，很少考慮自己的晚年生活和孩子的將來；等我退休時，孩子也成年了，從職高畢業后沒有地方去了，我才感覺到這事越來越迫切，焦慮怎么把孩子的后半生安排好。”

　　梅林的丈夫是獨生子女，沒有兄弟姐妹，她有兩個妹妹，但都在國外生活，只有一個外甥在北京居住。梅林并不想把照顧孤獨癥兒子的責任強加給外甥，畢竟這是一輩子的事情，外甥也沒有義務這么做。

　　一個偶然的機會，梅林接觸到意定監護，認為這就是自己最合適的選擇。她的想法是，通過意定監護與社會監護服務組織簽訂協議，待夫妻倆老去之后，由后者擔任孩子的監護人，像從事一種職業一樣安排好孩子的生活。

　　但幾年過去了，梅林發現，在北京可供選擇的專門從事監護服務的組織鳳毛麟角，“幾乎沒有機構可選”，同時也沒有負責監督社會監護服務組織的機構。“如果沒有監督人，我怎么能夠放心地把兒子的一輩子交給社會監護服務組織？”

　　在采訪結束時，梅林向記者表達了她的期待：“社會監護服務組織如雨后春筍般出現，供我們這樣的家庭去選擇。”

　　觀念轉變需要時間

　　配套制度尚不完善

　　2013年7月1日，修訂后的老年人權益保障法規定：“具備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老年人，可以在近親屬或者其他與自己關系密切、愿意承擔監護責任的個人、組織中協商確定自己的監護人。監護人在老年人喪失或者部分喪失民事行為能力時，依法承擔監護責任。老年人未事先確定監護人的，其喪失或者部分喪失民事行為能力時，依照有關法律的規定確定監護人。”

　　2021年1月1日，民法典開始實施，規定了成年法定監護、遺囑監護、協議監護、指定監護、公共監護和意定監護。

　　肖揚認為，民法典的規定順應了時代的發展和我國老齡化社會的需要，特別是意定監護效力優于法定監護的規定，有利于解決特殊家庭兩代人的監護難題。

　　孟強認為，雖然民法典及老年人權益保障法提供了意定監護的基本制度依據，但社會監護服務組織目前尚未“飛入尋常百姓家”，一方面可能是人們在觀念接受上需要一個過程；另一方面是配套制度尚不完善，如意定監護的登記制度、監督制度等。

　　江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李欣認為，民法典雖然明確了“組織”可以成為意定監護人，這是社會監護服務組織擔任意定監護人的制度依據，但細則仍需完善，比如，意定監護人承擔的監護職責與社會工作中的“照護”有顯著區別，社會監護服務組織培養監護理念需要時間。

　　“監護監督環節缺失。社會監護服務組織擔任意定監護人，無論是延續‘代理’或是‘事務輔助’框架，被監護人意思能力的缺失(無法監督監護人是否按本人意愿)往往讓原有的監護體系失去平衡，僅依靠當事人間的意定監護協議或不能更好地保障被監護人重大人身和財產利益，需要事前和事中監督，新監督體系的建立和規則的完善等實踐也需要有步驟地展開。”李欣認為，這都導致社會監護服務組織的缺乏，難以滿足人們的需要。

　　完善監督監管制度

　　出臺監護實施細則

　　根據公開信息，一些地方已經在探索建立社會監護服務組織。

　　2020年8月，上海市成立了全國首家專業從事社會監護服務的盡善監護服務中心。2021年11月，廣東省第一家社會監護服務中心——和諧社會監護服務中心成立。2023年10月，北京市老齡協會結合本地的服務實踐經驗，組織專家團隊制定并發布了《老年人意定監護服務指引》。

　　孟強說，我國的監護制度正在進行改革，改革內容之一即是放開監護人的范圍，引入非近親屬的其他個人或組織擔任監護人，并且強調政府民政部門和居委會、村委會的兜底責任。因此，為了讓民法典規定的意定監護制度更好地落地實施，主管部門應當加快促進能夠擔任監護人職責的社會監護服務組織的培育和發展。例如，在社會層面開展擔任監護人職責的法律知識和照料看護代理等技能的知識普及、職業技能培訓，對有關社會組織的注冊、執業等提供便利，完善監督監管制度，為被監護人提供物質層面的幫助幫扶和法律層面的保障。

　　李欣認為，應該以意定監護制度的地方性實踐和案例為藍本，逐步在地方性立法中對社會監護服務組織的監護監督做細則性規定，監護監督措施包括監護協議登記、社會監護服務組織主動監護報告、民政等部門的監護審核等。

　　“探索新型的社會監護服務機構運營模式，引導監護關系中各利益主體間良性互動，推進公共服務與市場服務的互補。”李欣建議，還要加強對擔任意定監護人的社會監護服務組織的法律指引。明確“監護”與“照護”“陪護”的職責區分；允許依監護類型界分監護職責；圍繞“協助決定”的監護理念，規范社會監護服務組織監護人的監護權限和義務；明確監護不當的法律責任。

　　在李欣看來，加強對承擔意定監護職責的社會監護服務組織的法律治理也很有必要，比如規定社會監護服務組織的專業資質、監護框架、監護的開始與終止、擔任監護人的利益沖突和回避等細則。

　　受訪專家還建議，可以在民法典框架下，由立法機關出臺有關意定監護制度的單行法規，對包括社會監護服務組織在內的意定監護健康發展提供規范依據。

　　李欣認為，為促進意定監護制度對個人養老需求的回應，未來在積累大量實務經驗后，期待在“尊重自主決定權”及“協助決定”理念指導下，立法機關出臺有關意定監護制度的單行法規，或由司法機關出臺監護實施細則。

　　“意定監護制度在實踐中尚未得到較為廣泛的運用，同時民法典的相關規定比較簡略，相關司法解釋只是補充規定了意定監護協議的解除和監護人資格的撤銷問題，未來需要在理論上深入研究意定監護制度，實踐上需要相關配套制度在立法層級中得到確認，讓意定監護制度能夠生根發芽。”孟強說。

　　他認為，相關法律法規乃至部門規章，可以圍繞民法典意定監護制度進行相關的配套制度完善工作。例如意定監護的登記制度，意定監護的監督監察制度，從事意定監護相關任務的社會監護服務組織及個人的組織、培育、管理制度，以及對需要設立意定監護特定弱勢群體的精準幫扶制度等。

　　“在具有意定監護制度立法的一些國家，要求雙方在達成意定監護協議后，還需要將協議在公權力機關進行備案登記，以便交易第三人進行查詢，保護交易安全，同時也避免事后的糾紛。”孟強呼吁，未來應當在相關法律法規中增加規定意定監護的登記制度，使這一制度能夠平衡監護人、被監護人與第三人的利益，更好地發揮意定監護制度的預期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