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一些年輕人來說，上海市嘉善路鼎新大樓里有一處特殊的空間。

　　它藏在這里的一間公寓內，幾位年輕人合租在這里。公寓20多平方米的客廳里擺放著辦公桌、電視、吧臺，還有兩個沙發。下班后，年輕人們喜歡坐在沙發上，一起看電視，聊天，有時候聊到凌晨1點才回各自房間。平日里，大家也會約著聚餐、看展覽，或者去外地旅游。

　　“我們就像家人一樣。”一位住戶覺得，這里的室友關系溫暖而友善。有人晚上想吃碗面，其他人陪著一起吃。有人因玩滑板骨折住院，每個人都帶著東西去醫院看望。

　　在這個“家”里，碗筷、米面都是公用的，很多食物也是共享的。一位年輕人租下了這間公寓，并找到了更多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居住。搬到這前，他們并不相識，但他們匯聚到這，都有一個目標：建立一個溫暖舒適的共居空間。

　　在上海，這樣的共居空間還不只存在于一棟大樓。租客任彬第一次搬進類似的一間公寓時，就被那里的沙發、餐桌、大窗戶吸引。很多年后，他依然記得第一次走進房間時，看見很多人坐在客廳里，“感覺很舒服”。

　　“目前各種租房模式存在一些問題，年輕人想要探索一種不同的租房生活方式。”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人類學博士莊皓琰從2020年開始關注這種共居空間。他注意到，不同于傳統上基于血緣和地緣的共居，這種共居更多是年輕人自由選擇的，“住客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通過自治維持合租生活，像一種社會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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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進這種共居空間前，任彬沒想過還能這么多人一起住。不過，這種“像宿舍一樣”的生活一直是他期待的。

　　他在南京上大學時，和十幾個同學住在一個三室一廳的大宿舍里，一群人在客廳打游戲、玩狼人殺，聊體育、音樂和藝術，“感覺就像家人”。

　　大學畢業后，他到上海一家公司做視頻剪輯。因為還想像大學一樣生活，他特地選擇了一個帶客廳的房子，并在客廳里擺放了茶幾、沙發、地毯，和一個同事合住。但室友很少到客廳來，兩人除了見面打聲招呼，幾乎不怎么說話。

　　有一次，他見室友看綜藝，提出一起看，室友沒有拒絕，但“不太想進一步交流”“總覺得有距離感”。3個月后，室友找到女朋友，兩人互動更少了，直到后來室友搬走。

　　任彬說，為了合租，他看過好多套房子，發現客廳要么很小，只有幾平方米，要么沒有窗戶，要么被當成儲物間。有的房子客廳里比樓道還亂，“雜物亂堆”，每個人的房間都安了密碼鎖。“有種一進門還沒有回家的感覺，要再進一個小門才能回家。”

　　看到共居空間招人的帖子后，他“抑制不住激動”，立刻報了名。

　　和任彬一樣，方庭也是想和他人產生連接，加入到共居生活中的。

　　來到鼎新大樓前，她住在浦東新區一個loft公寓里。那個房子在頂樓，從窗外望去能看到壯麗的城市高樓大廈，還能望到別人家露臺上種的油菜花。

　　剛住進去時，方庭很開心，她在屋里很多地方都放了軟軟的毯子，還專門發了一篇小作文表達喜悅。但這種喜悅沒過多久就消失了，她愈發感到孤獨，“每天晚上回家都是冷冰冰的墻壁”。

　　她的作息變得混亂，常常到凌晨兩三點才睡，工作效率也變得低下，“覺得沒什么驅動力可以把我拔起來”。

　　方庭覺得，問題在于沒有人跟自己說“廢話”，“當你擁有越來越少關系時，你會擁有越來越多的自由，當你沒有關系時，就擁有了無限大的自由，而無限大的自由是會坍塌的。”

　　吳力很能理解這種“壓抑”的狀態。他曾在上海獨居過1年多，有時候在工作上感到疲憊，受了委屈，他很想找個人吐槽或分享，但他在上海沒有朋友，“只能一個人在屋里消耗，有情緒沒法排解”。

　　他開始周末組織觀影、讀書會等活動，“創造一個這樣的環境來改變年輕人原子化的狀態”。

　　吳力說，自己在一家汽車廣告公司工作，日常工作是給不同平臺投放汽車廣告。作為汽車產銷鏈條上的末端一環，他常常覺得自己是一顆隨時可能被替換掉的螺絲釘，“換掉你，系統照樣運行”。

　　每次加班嚴重，他就去天臺上躺會兒，“整個人很放松”。他覺得大家坐在一起，吹著晚風，看星星、聊天喝酒的場景就像以前村里的人坐在廣場上觀影，“有社區感”。

　　不過，活動中的社交關系大多時候“短暫且不穩定”，吳力覺得共居能帶來“朝夕相處的信任感”。看見別人辦公共空間，他也租了一個公寓打造共居空間，同時在客廳舉辦公共活動。

　　吳力覺得，共居空間提供了一個據點，“它能讓你扎根，跟人產生連接”。

　　2020年夏天，莊皓琰曾在上海的兩個共居空間里對住客進行訪談。他注意到，不少住客是因無法出國而留在上海實習的留學生，“新冠疫情切斷了他們的社交聯系，他們選擇共居來彌補之前缺失的社交需求”。

　　住客薛莉還記得疫情時獨居在家的感受，“每天找不到人說話”。薛莉說，當時樓里沒有人感染，她挨個往住戶的門縫里塞小紙條，建了一個100多人的群，還邀請鄰居來家里聊天，給20多個人剪過頭。

　　“住的地方除了睡覺外，有一些人的連接會更加分。”2022年9月，薛莉在任彬的幫助下，在黃浦區創建了一個共居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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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于日常合租，類似的共居空間更加注重公共空間。任彬的室友程子健說，有的房間住了兩個人，對客廳使用程度高，房租也會相應提高一些。

　　任彬和程子健住在一個房間里，每個月房租1900元。房間里除了兩張單人床，幾乎再也放不下什么東西。但任彬并不在意，他更喜歡在客廳里待著。有室友看到他，會主動和他一起看電視、聊天。

　　“客廳里24小時都可能有人，特別有人氣。”一位室友說。

　　在任彬看來，客廳里的氛圍主要取決于住客的性格和參與度。

　　他記得，曾有室友喜歡在客廳辦公，引領了一股在客廳辦公的熱潮。程子健喜歡攝影，每次洗膠片，都能引來一群人圍觀。還有的室友喜歡練健身操，常帶著大家做操，鍛煉身體。

　　因此，申請入住上海幾家類似的公寓，都要在線上填寫一張申請表，還要經過面試等環節。申請表上除了有工作機構、生活習慣的信息，還設置了一些開放性問題，比如，個人擁有的技能、關注的議題；想在空間發起的活動；想參與共居哪方面的建設，“職務”包括活動策劃及協調員、兼職財務等等。

　　“我們希望看到這個人的興趣，閃光點，也希望他住進來之后給空間帶來一些東西。”一位共居空間發起人在一次線上討論會上說。

　　“申請表本身是一個門檻。”吳力說，有的申請者誠意、動力不夠，連字都懶得寫，會首先被篩下去。

　　為了更了解申請者，有的共居空間面試時會邀請申請者來家里吃飯。“一個人身上能傳達出很多信息”，任彬見過有人來時拿著一束滿天星，有人臨走時帶走了門口的垃圾，而有的人面試時像是來談項目，“總把最精英的一面展示給你”。最后，過于“精英”的人，他覺得不夠真誠，沒有投票。

　　薛莉希望每個住戶“是有獨立思想的人”。她面試過一個剛剛辭職、失戀的年輕人，其他人都投了通過票，但她沒有投，“他渴望在這里找到朋友，戀人，找到生活的支撐，對共居期待太高了。”

　　“面試就是面自己，在這個過程中逐漸熟悉對方想要什么，自己想要什么。”任彬說。

　　入住空間后，每個住客需要上交幾十元，作為空間的公共基金，并就空間的日常事務進行討論、投票，形成空間的共識。

　　很多共識都是一點點摸索出來的。任彬記得剛開始時，每個人要輪流倒垃圾、拖地，但大家下班回家后常常已經很累，沒有力氣干活兒，于是改成只倒垃圾，“順手就能干”。

　　以前，沙發客居住時間不受限制，后來，大家發現，沙發客住久了，容易和室友出現矛盾，他們便將沙發客居住時間調整為一周。

　　不同于篩選室友，很多事只要少數服從多數就可以，但有時候這種方式也無法解決問題。莊皓琰記得，有一次，一個共居空間討論是否買冰箱，如果買就要移走門口的鞋架。結果，只有一位室友反對買冰箱，這位室友有些生氣，說自己一直是少數，需求沒有得到滿足。為了維護室友關系，大家最終還是想辦法，為這位室友辟出一小塊區域單獨放鞋。

　　“團體越小，每個人的意見的重要性就越大。”在莊皓琰看來，公共空間想要運行下去，需要每個人都積極參與討論，又不能以自我為中心。

　　在有些事情上，住戶們還需要具備公共精神。一位室友發現有人長達1個月外出不在家，提出是否可以按天收房租，大家就此討論，發現如果這么算房租，那也應該根據使用客廳的時間收水電費，但真要這么細算，很難算清楚。最終，住客們還是決定按照原來的方式收錢，“不能光考慮自己那點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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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共居空間，“邊界感”也是影響和諧的因素。

　　住客們記得，有一次，有人吃了一位室友冰箱里的食物，這位室友很生氣，從那之后，共識中增加了冰箱最下面兩層食物不能動的內容。

　　還有一次，大家一起做飯，一位室友正在做菜，另一位室友在旁邊指指點點，做飯的室友面露不快。有室友看到這一幕，提出有人做飯時，其他人保持安靜。這條建議被寫進了共識。

　　“我們開玩笑說都是家人，但如果真的把這當成原生家庭就不太合適了。”程子健說，他們希望每個人能理性地和他人相處。

　　在幾個共居空間，有個不成文的共識是，住客里如果有人發展成戀愛關系，就要搬離空間。

　　“戀愛是一種占有。”薛莉解釋，有戀人室友吵架，其他人會左右為難，容易影響空間和諧。

　　為了讓空間氛圍更好，幾個共居空間的人平時也會經常交流運營空間的經驗。

　　在討論會上，吳力表達過自己的困惑，說有室友希望每周定期開會，分享看到的書、工作心得。但他擔心有人不愿意被強制參與公共生活，“在公司做PPT，回家還要做PPT”。

　　針對他的困惑，一位在洛杉磯共居空間的住客建議，“家庭儀式”很重要，但是聚餐相比開會更適合中國的文化，“更少有思想負擔，又有可能發生一些即興的對話。”

　　那天，討論會開到了凌晨兩點多，很多人已經困意連連，還在堅持討論。

　　吳力相信，一個好的共居空間能夠帶給年輕人很多情感支持。

　　在這里，他能回想起來很多生活片段。比如哪次吃飯放的鹽多了、聊了哪些八卦、誰做的菜最好吃，還有大家一起吃著爆米花看電影、吐槽綜藝橋段的場景。

　　“你感覺生活特別有生機。”吳力將這種感受稱為“居家感”，“它沒有什么成本和代價，不像和朋友吃飯，1個月吃一次，還要考慮自己穿得好不好看。這種松弛的互動更加舒服。”

　　有室友找工作不順利，其他人幫著她分析自己的優點，面試可能存在的問題，適合做什么工作。

　　有人幫著一個單身室友介紹朋友，見兩人進展緩慢，其他室友都幫著出主意，給出增加女生好感的建議，分析兩人在這段關系中的心理。

　　除了情感支持，吳力覺得，共居也可以讓年輕人應對更多“不確定性”。他們在租房合同中規定，如果有人損壞公物，和室友、鄰居多次發生矛盾，其他室友可以開啟“彈劾”機制，與其解約。

　　薛莉所在的空間就“彈劾”過一個室友。這個室友面試時表現得很正常，但入住空間后，用公共基金給自己買東西，還拒絕和其他人溝通。被“彈劾”出空間后，他又將臥室的衣柜砸碎，以未退押金為由，將薛莉告上法庭。

　　被告時，薛莉不幸骨折，推遲了幾個月才開庭。令她欣慰的是，“全家”都陪她出庭，有室友專門穿了西裝三件套，“特別有氣勢”。薛莉說，這件事不僅沒有讓她喪失對共居的信心，反而讓她看到了共居的意義。

　　疫情期間，因為緊密的室友關系，大家也沒有感受到居家的痛苦。任彬記得，上海封城期間，住客們通過不同渠道買菜，在網上紛紛搶菜的時候還能吃到部隊火鍋、巧克力，喝到牛奶。

　　那段時間，他們經常一起做飯，看電影、玩桌游、談心，討論有關共居的話題，還錄了幾期播客，“輸出的欲望很高”。

　　他們常在一款軟件上分享日常生活。有人記錄當天分到的物資，有人寫下一位住客離開時哭泣，其他室友逗他笑的場面，還有人在軟件上開發了一個記錄得分的程序，讓輸的人倒垃圾、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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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居空間并不是完美的。這里的流動性大，很多住客因為戀愛，或者去外地工作，租住時間不超過半年。

　　這使得在住室友要不斷面試、適應新來的室友。有時，他們面試三四個人也沒找到合適的室友，房間因此空置1個多月，其余住客不得不平攤這間房子的租金。有的空間還要想辦法賺錢，來抵消空房的風險。

　　據莊皓琰觀察，目前，共居空間受到社區、租房市場多方面的限制。“業主們對于租戶都是抱有懷疑的態度，尤其對于多人合租的模式。”

　　任彬所在的共居空間當時要搬家，就是因為房東頻繁接到鄰居投訴。任彬說，當時他們經常舉辦活動，不斷有人進進出出，鄰居大爺向社區舉報是群租房。雖然后來證實這里不是群租房，但還是有人一直舉報，“半年內舉報了3次”，房東不堪其擾，不愿再租房給他們。

　　后來找鼎新大樓的這套房子時，任彬看了近百套才選出來。任彬說，房子多數都是三居室，好不容易選出來3個房子，其中兩個房子的廁所數量不夠，另一個房子的客廳沒有窗戶。最終，3個房子投票都沒有超過半數。

　　搬家后，為了搞好社區關系，任彬常常和小區的工作人員聊天。疫情期間，家里4個人都去做志愿者，幫助小區分發物資、做核酸檢測，有會日語、英語的室友還專門負責和小區的外國人溝通。

　　幾個月下來，整棟樓的人都認識他們，居委會的工作人員見他們人多，還特地給他們多發了一些物資。

　　任彬喜歡在共居空間的時光。不久前，他因為戀愛搬離了公寓，但他還是在這里保留了一張床、按時交房租，并時不時回來住兩天。有人發起話題討論，他總是報名參加。

　　任彬希望，即使是戀愛、結婚，也能過上這樣的共居生活。他想象，如果有一層樓房能容納四五戶家庭，每戶家庭住三四個人，也能建立起來共居空間的這種情感。

　　“好的共居經驗是可以人傳人的。”一位曾經住過共居空間的住客說，不少室友離開上海后，將這里的共居經驗帶到了其他城市。

　　“大家的這種行動力和對生活的探索很打動人。”程子健說，在這里，他看到了“生活的更多可能性”。有的室友從事物理治療方面的工作，一邊旅居，一邊探索不同國家的共居空間。有的室友在美國讀博，休學1年，專學跳舞。

　　他希望未來自己也能“處于流動狀態”，一邊工作一邊探索世界。

　　林木在鼎新大樓的公共空間當過1周多的“沙發客”。來這前，她在廈門一家公司擔任活動策劃。她總覺得身邊沒有可以說話的人，“精神沒有歸宿”。

　　為了找到一個“可以隨時見面、聊天”的圈子，她花3個多月時間，跑了十幾個城市，參加過讀書會、工作坊各種各樣的活動。但每次都覺得“聊得不痛快”。

　　來到共居空間后，她覺得這里的人很友善，常和大家一起吃飯、聊天。她還組織了一次婚戀主題的討論會，談論自己在婚姻上的困惑。

　　討論持續了1個多小時，林木說，她的困惑依然沒有答案，但這里的年輕人鼓舞了她，“找不到的東西，你就自己去創造”，她想起一次活動時聽到的話。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任彬、吳力、薛莉、林木、方庭為化名)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尹海月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