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巍(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河南大學特聘教授、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對中華文明的特性作了精辟的總結，明確指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這是對中華文明特性第一次完整表述，是對中華五千多年文明進程和歷史經驗所作的科學總結。進行了20年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目標之一，是研究以中原地區為中心、為引領的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過程，也就是研究中華文明的統一性的由來和發展。縱觀中華文明的歷史進程，雖然有分有合、進程曲折，但從多元走向一體，國家的統一始終是發展的主線。這一趨勢并非秦始皇統一中國后才形成，數千年前的史前時期各個地區就已有交流，在相互學習借鑒中取長補短、共同發展，一體化具有深厚堅實的基礎和久遠的淵源。

　　一.中華文明統一性的史前基礎

　　1.距今一萬年到七千年前中華大地各區域的交流

　　距今9000年前，約于1萬年前出現在長江中下游地區的稻的栽培技術被淮河流域的史前先民所吸收。河南舞陽賈湖聚落遺址出土了炭化稻、石制和骨制的農業手工業生產工具。1萬年前發明于華北地區的粟和黍栽培技術也向周圍地區傳播。此后，農業逐漸發展，人口逐步增加，人們的精神生活日益豐富，人們活動的能力日益增強，各區域之間的交流日益活躍。

　　距今8000多年前分布于我國東北西部地區的興隆洼文化已經能夠制造較為精致的玉石裝飾品組合——玉玦和條形玉墜。值得注意的是，同類的玉玦和玉墜的裝飾品組合在稍晚些的長江下游地區河姆渡文化中也可以看到。形制相同的玉玦，以及它和玉墜的組合，分別在中國的北方和南方出現，應是不同區域的史前文化存在著交流的反映。在興隆洼文化中，有來自黃海一帶蚌殼穿成串的裝飾，說明內陸地區與沿海地區的人們存在交流。距今七、八千年前史前文化的交流在陶器中看得更加清楚。在長江中游距今8000年的史前文化中，可以看到來自淮河上游賈湖文化和來自長江下游的跨湖橋文化因素的陶器。

　　在長江下游浙江蕭山跨湖橋遺址出土了距今8000多年，殘長達5.8米的獨木舟，說明當時的人們已經具有了較遠距離的航行能力，擴大了交往的范圍。

　　2.距今六千年到四千年前中華大地文化趨同性的增強

　　距今6000多年前，黃河中游地區出現了龍的信仰。在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發現的一座仰韶文化墓葬中，尸骨的東西兩側用蚌殼堆出龍和虎的形象，竟然與漢代的四神中東青龍西白虎的方位一致，或說明四神思想具有久遠的史前淵源。在距今5500-5300年的遼河流域紅山文化和同時期長江下游的凌家灘文化中，都出土了身體呈C型的玉龍，兩地還出土了同樣的玉龜和姿勢相同的玉人。不僅說明龍的觀念在北至東北西部，南至長江下游已經廣為流行流傳，還暗示出南方和北方的社會上層存在著交流。到了夏商時期，龍的形象廣泛出現于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和遼河流域，三星堆文化中可以見到近十種龍的形象，就是明證。

　　距今6000年前，黃河中游地區的仰韶文化中期以花和鳥為圖案的彩陶圖案逐漸向周圍擴展。距今5500年前后，到達黃河流域全境和長江中下游北部地區。到距今5300年左右的時候，這類彩陶圖案的分布范圍南達長江上中下游，北至華北平原北部及燕山山地的西遼河流域，西到甘青地區，東抵黃河下游，第一次出現了中原地區文化向周圍廣大地區強烈影響的態勢，這一現象極有可能是黃帝炎帝集團興起和影響范圍擴展的反映，也有學者稱這一現象為形成了“最初的中國”。

　　距今5500-5000年左右，各地區的文明進程都進入新的階段。這一階段，各地出現規模巨大的中心性聚落，制作精致、規模大的高等級建筑和規模大、隨葬品豐富的墓葬。在長江中下游、黃河下游和遼河流域的高等級的墓葬中，都隨葬制作精致的玉器。而且，這些玉器與6000年之前多為裝飾品的情況不同，出現了玉石鉞和龍、龜、鳥等動物形象的玉器，表明這些玉器與當時人們的信仰密切相關，成為通神、祭神的工具。由于他們都處在權貴墓葬中，說明這些玉器也具有顯示持有者尊貴身份的作用。

　　到了距今4300年至4100年的堯舜時期，中原地區的勢力集團崛起。在山西襄汾陶寺遺址發現的面積達280萬平方米的大型城址被認為是堯舜時期的都城所在。在這個遺址中可以看到黃河下游大汶口文化陶制酒器、長江下游良渚文化的玉琮和玉璧、長江中游石家河文化的雙翅形玉飾等文化因素，表明中原地區的勢力集團廣泛吸收周鄰地區先進文化因素，力量不斷壯大。到了大禹的時期，中原文化對周圍的影響顯著增強，在長江中下游地區，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原文化影響的到來。

　　二.夏商周時期以來統一性的增強

　　距今4000年左右，夏王朝在中原地區建立。中華文明從滿天星斗式的古國文明，進入由中原王朝引領的王國文明階段。夏王朝經過了200年左右的積蓄力量，到了夏代后期，以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為都城的二里頭文化，出現了一系列新的變化。在宮室制度方面，初步形成了以中軸線、左右對稱、前后幾進院落為特征的宮室制度。在繼承堯舜時期銅器制作技術的基礎上，發明了青銅容器的制作技術，制作出爵、斝、盉、觚等青銅酒器；幾種原本是用作武器或工具的玉器，如玉戈、玉璋、玉鉞等被賦予通神祭神的功能，由于只有身份高貴的貴族才具有主持祭祀的資格，所以，這些玉器同時也具有表明持有者尊貴身份的功能，成為玉禮器。尤其是玉器的一種——玉璋向周圍強烈輻射，其分布范圍達到東南沿海的福建南部和香港地區，西北到達隴東地區，向西南到達成都平原。在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和成都金沙遺址都發現多件這類玉璋，而且出土一件青銅人像雙手持玉璋，跪姿，應是在舉行祭祀的場景，證明這類玉器是祭祀神靈的用具，從而解決了學術界關于此類玉器功用的爭論。夏王朝發明的用于通神的玉璋在各地的廣泛分布，耐人尋味。表明夏商王朝勢力的擴展并非依靠軍事擴張，而是靠自身先進的文化，也就是“軟實力”，實現對廣闊地區的影響，中華早期文明從多元走向一體，即從各區域文明獨自起源，發展為以中原王朝為引領的歷史格局。

　　商王朝建立后，繼承了夏王朝青銅容器和玉禮器制度，并賦予其新的內涵，工藝技術也更加熟練高超。在這一階段，商王朝的冶銅術向周圍廣大地區傳播，使長江上中下游、黃河上游下游和遼河流域的文化相繼進入青銅時代。各地發現的商代方國都出土了中原商王朝風格的青銅禮器，又出土了具有各地自身特色的青銅器。中原商王朝對周圍方國產生強烈影響，引領了中國青銅文明的發展。

　　墓葬制度方面，商王朝的墓葬以墓道的有無和多少以及墓葬規模的大小來區分不同階級、階層尊卑貴賤的制度也為各方國廣泛接受。各地相繼發現帶有一條、兩條甚至四條墓道的各方國高級貴族的墓葬。

　　周王朝建立后，實施分封制。周王把自己的至親和大臣分封到各地做諸侯，實現了商王朝所未能實現的對廣闊地區的直接、穩定的統治。周朝系統的青銅器在各個諸侯國出土，反映出周王朝的宮室制度、埋葬制度以及禮樂制度在各諸侯國普遍實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中原王朝對周圍廣大地區實行穩定統治的局面，中華文明的統一性得到顯著增強。

　　春秋戰國時期，周王朝勢力衰微，各諸侯國群雄并起，相互競爭兼并，先后出現了春秋五霸和戰國七雄。思想方面出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但有一點，就是各個諸侯國都是以統一中國為目的。最終，秦國統一了中國。通過實施一系列統一的政策，如統一文字、度量衡，在全國建馳道，這些措施不僅有文獻為證，還可以從各地發現的秦馳道、秦代度量衡和秦代的文字遺物得到證明。特別重要的是，秦王朝在全國推行了郡縣制，中央王朝的政令可以得到徹底的貫徹，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大一統局面，統一多民族國家開始形成。

　　西漢時期效法西周實施分封制，在各地分封了大大小小的諸侯國列國。漢景帝時期，實力強大的吳王劉濞聯合其他六個諸侯國，發動叛亂，被漢王朝平定。漢王朝總結經驗教訓，采取削藩和鹽鐵官營等措施，擴大郡縣制的范圍，鞏固了國家的統一。

　　東漢王朝末年，中國又陷入群雄并起、爭霸割據的局面。魏蜀吳三國爭霸，都以統一中國為目的，最終建立晉朝，結束了東漢末年分裂割據的局面，出現了短期的統一。五胡十六國時期，北方戰亂不斷。豪族士大夫南下建立了東晉政權，中國進入南北分立的局面。即便如此，漢文化的傳統仍然在延續。五胡十六國時期，北方的匈奴、鮮卑、羯、氐、羌族都不同程度地吸收了漢文化及其政治制度，有些如匈奴還標榜自己是華夏后裔。而且，各種勢力的目標都是要一統天下，建立全國統一的王朝。南北朝時期，在這一歷史進程中，最突出的是拓跋鮮卑建立的北魏王朝。以孝文帝改革為標志，拓跋鮮卑全面漢化。北魏后期的都城——洛陽城在全面繼承漢王朝都城和宮室制度的基礎上進行創新，形成了對后世王朝產生強烈影響的都城和宮室制度。最終，繼承西魏的北周統一了中國，建立了隋朝。中國歷史進入了又一個發展的盛世——隋唐時期。

　　五代十國之后，宋王朝與遼、金又形成南北分立的局面。但是無論是遼還是金，仍然大量吸收漢族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等因素，在遼代和金代的都城中，都可以看到中原王朝的都城和宮室制度的影子。此后，從蒙元統一中國到明清王朝，雖然建立王朝的主體民族有所變化，但是萬變不離其宗，他們都大量地承襲了漢族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

　　實證中華文明統一性的還有一個極好的例證，就是位于北京的明清時期的歷代帝王廟。此廟為明太祖朱元璋下令修建。當中有三皇五帝到各個朝代皇帝的像。這里不僅是明朝皇帝去祭拜的地方，清朝的皇帝也都常去祭拜，以此表明清王朝也是以中華正統自居。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華民國。此后，雖然歷經坎坷，但國家的統一始終是歷史進程的主旋律。

　　綜上所述，中華文明的統一性并非始自秦始皇統一中國，而是具有久遠的史前時期和夏商周三代的歷史淵源，是經歷了由涓涓細流到江河匯流、百川歸海。盡管歲月流轉，王朝更迭，盡管南方北方，分分合合，但統一始終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中華民族向心力、凝聚力始終存在，成為維護國家統一的內生動力，是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鞏固、發展的重要基因。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指出的那樣：“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統一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各民族文化融為一體、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決定了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的共同信念，決定了國家統一永遠是中國核心利益的核心，決定了一個堅強統一的國家是各族人民的命運所系。”

　　《光明日報》(2023年09月04日 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