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虛假公開求助，就好像射出去的一支箭，嫌疑人看上去離事件本身越來越遠，越來越安全，同時也越來越容易達到某個目標，但實際上，自己并沒有意識到的是，箭馬上就要撞上靶心

　　山西運城臨猗縣10歲男孩張某某失聯20天后，遺體在其繼父村中墓地被發現。據警情通報，犯罪嫌疑人謝某某、王某某已被警方抓獲，案件正在偵辦中。多方消息顯示，上述兩名犯罪嫌疑人分別是男孩的生母、繼父。更加匪夷所思的是，謝某某曾向臨猗縣公安局報案請求尋找。

　　是不是有計劃的謀殺？

　　一邊是找孩子的生母和繼父，一邊卻成了犯罪嫌疑人，實在令人氣憤又詫異，案件究竟是如何發生的？作案動機是什么？甚至更深層次的家庭、情感糾葛，矛盾和負面情緒累積等問題一下子涌現了出來。案件討論可能會隨著被偵破而趨于平靜，但這些更深層次的折射，會一直給人們帶來思考。

　　從媒體報道的情況來看：父母離異，孩子判給母親，繼父對其并不好，且疑似暴力傾向嚴重，與生父和奶奶的聯系被人為限制等。如果回看這些年有關兒童的刑事案件，其中不乏重組家庭對孩子的傷害，其背后動機也存在一定共性，可以從犯罪心理學角度對其討論和分析。

　　當地知情村民透露，是男童的生母和繼父把孩子埋在村里的墳地。相關信息雖尚未被官方證實，但可作為分析的大概參考。從對受害人尸體的處理情況來看，難以直接去反向推定對受害人的行為是否屬于謀殺，單就埋尸地點來說，他們對受害者尸體進行了有計劃的處理，其動機是為了不讓任何人發現孩子已經死亡，所以才會選擇一個非常少見的拋尸地點——村中墳墓，本來掘墳就比較罕見。

　　是不是有計劃的謀殺呢？首先，現有的信息呈現出，繼父在此前婚姻關系中展現出暴力傾向，誰都打，不管是父母還是孩子、親人，這可能是他之前離婚的一個直接原因；其次，孩子成長環境與母親的變化。有村民稱遇害男孩生母以前人挺好的，但自加入一個鼓樂隊就變了，浮躁還有點貪錢。如果屬實的話，那對孩子來說，生活成長環境無疑發生了很大改變，跟著母親與繼父一起生活，而母親也有了新的感情和變化。比較有可能的是，繼父因情緒或某些刺激對孩子毆打，生母沒有制止，導致孩子在繼父的暴力對待下死亡。

　　自己的親生孩子，怎么可能死在親生父親或母親手里？在類似案件中，這基本是核心疑問，不妨將此問題放在本案涉及的原始家庭和重組家庭的矛盾中去理解。首先，原始家庭與重組家庭有矛盾或摩擦，這種矛盾與摩擦基于解除婚姻關系的雙方長期不良社交互動產生，即便關系斷裂了，只要社交互動存在，摩擦就存在。而這種狀態下，社交互動的核心一般是孩子，孩子很可能不單單被理解為孩子，而是一個可能產生無限麻煩的出發點。其次，重組家庭中有一個很重要的認知問題——成年人對孩子的認知。重組家庭對非己出孩子缺乏了解，也很難形成情感上的鏈接，很大程度上淡化了需要照顧和陪伴引導的“孩子”屬性，過早地變成了一個“和自己沒有關聯的人”。再加上不良社交互動產生的麻煩，這些都可能會帶來態度上的根本變化，不關心、不耐煩甚至暴力對待。

　　虛假公開求助行為背后

　　孩子失蹤后，生母和繼父曾多方尋找，在網上發布視頻，并拿著尋人啟事哭訴找不到孩子等。這種案件關系人的公開求助是犯罪心理學上研究的一個重點，其中涉及到的核心問題是公開場合謊言的識別和心理成因。如果縱觀近幾年的若干社會影響重大的案件，會發現不少都存在犯罪嫌疑人公開求助的行為，而其公開求助時表達的情感看上去也很真切，這種極其矛盾的、與一般犯罪行為人極力想隱藏的狀態呈現巨大反差的表現，是否意味著表演型的人格障礙呢？

　　其實，多數這種案件的虛假公開求助都是在被動狀態下去做出的。本案中，生母和繼父可能看到大家都在幫忙尋找孩子，于是開始跟進，并利用其他方式進一步公開求助，從而降低自己的風險。在這個層面上，可以把這個行為理解為趨利避害心理下的一個工具行為。

　　而本案以及其他有嫌疑人或犯罪者虛假公開求助的案件，基本都沒有對這些人的人格障礙情況給出明確結果，有一點要注意，就是人格障礙的判定比較嚴格，需要較長的時間周期并同時滿足若干條件。所以，嚴格標準下，有一定難度。但沒有人格障礙，不代表沒有某種人格障礙的特征。若干不同障礙的一些特征同時出現在一個心理不健康的人身上，比如孩子生母和繼父的表演狀態能看出，那種畸形的自我表現欲望，在公眾面前請求幫助、不斷哭泣、煞有介事地去調監控找孩子、與他人表現擔心孩子積極尋找等行為。

　　這種虛假公開求助，就好像射出去的一支箭，嫌疑人看上去離事件本身越來越遠，越來越安全，同時也越來越容易達到某個目標，但實際上，自己并沒有意識到的是，箭馬上就要撞上靶心。

　　成都商報-紅星新聞特約評論員 張蔚(廣州商學院法律心理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