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后兩次索賄為何定性不同

　　從湖北省宜昌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原黨組副書記、副主任梅云年案說起

　　本報記者 方弈霏

　　特邀嘉賓

　　王祖順 宜昌市紀委監委案件審理室主任

　　王 超 宜昌市紀委監委第十審查調查室副主任

　　張 尉 宜昌市伍家崗區人民檢察院員額檢察官

　　李偉文 宜昌市伍家崗區人民法院審委會專職委員

　　編者按

　　這是一起黨員領導干部在退休后利用原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并索取賄賂的典型案例。本案中，針對梅云年違紀違法典型問題，如何以案為鑒、整治離退休黨員干部違規經商辦企業等問題？梅云年退休后，向老板宋某某索要28萬元，又向宜昌某公司索要95萬余元，為何前者被認定為受賄罪，后者被認定為利用影響力受賄罪？我們特邀相關單位工作人員予以解析。

　　基本案情：

　　梅云年，男，1974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宜昌市人民政府駐上海聯絡處主任，宜昌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以下簡稱宜昌市發改委)黨組副書記、副主任等職，2015年4月退休。

　　違反廉潔紀律。違規經商辦企業，2014年7月，梅云年在宜昌某石材公司入股50萬元人民幣(幣種下同)，負責該公司日常經營管理，至2020年2月累計領取工資、補貼共計38萬余元。違規兼職取酬，2020年5月至2021年4月，梅云年未經宜昌市發改委黨組審批并向組織部門備案，在宜昌某商貿公司兼職，負責日常經營管理，在領取退休費的同時，從該公司領取工資7萬余元。

　　受賄罪。2008年6月至2014年，梅云年在擔任宜昌市發改委黨組副書記、副主任等職務期間，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先后索取他人財物共計180.7萬元，其中有28萬元系其退休后索要。

　　挪用公款罪。2010年至2013年，梅云年利用職務便利，挪用公款108.5萬元。

　　利用影響力受賄罪。2015年下半年，梅云年在退休后，利用原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向發改系統工作人員打招呼，幫助宜昌某公司獲取某建設項目資金200萬元，梅云年從中索要95萬余元。

　　查處過程：

　　【立案審查調查】2022年3月20日，宜昌市紀委監委對梅云年涉嫌嚴重違紀違法問題立案審查調查；3月24日，經湖北省監委批準，對其采取留置措施。

　　【移送審查起訴】2022年6月20日，經宜昌市紀委常委會會議研究，宜昌市監委將梅云年涉嫌受賄罪、利用影響力受賄罪、挪用公款罪一案移送宜昌市人民檢察院，宜昌市人民檢察院指定伍家崗區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

　　【黨紀處分】2022年7月1日，梅云年受到開除黨籍處分，其享受的退休待遇按規定取消。

　　【提起公訴】2022年11月7日，伍家崗區人民檢察院以梅云年涉嫌受賄罪、利用影響力受賄罪、挪用公款罪向伍家崗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一審判決】2022年12月30日，伍家崗區人民法院一審以梅云年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并處罰金五十萬元；犯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并處罰金二十萬元；犯挪用公款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數罪并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并處罰金七十萬元。判決現已生效。

　　針對梅云年違紀違法典型問題，宜昌如何以案為鑒、整治離退休黨員干部違規經商辦企業等問題？

　　王超：梅云年退休后仍不收斂、不收手，其違紀違法行為主要有以下三個特點：一是濫權妄為，大肆斂財。梅云年不但挪用單位公款，還向管理服務對象索賄，其利用職務便利，在發改項目申報、資金審批等方面為他人謀取利益，索取、收受私營企業主及下屬賄賂80.7萬元，同時挪用公款108.5萬元。二是違規經商辦企業，違規兼職取酬。梅云年違反有關規定，在職及退休后，違規投資入股經商辦企業并違反有關規定在企業兼職取酬。三是退休后仍行貪腐。退休后，梅云年還利用本人原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向發改系統工作人員打招呼，幫助宜昌某公司獲取項目資金，并從中索要95萬余元。

　　王祖順：在案件辦理中，我們發現仍有部分黨員干部錯誤地認為退休就是進了“保險箱”。我委以梅云年案為鑒，做實以案促改，進一步加強對離退休黨員干部的監督管理。

　　針對梅云年案中暴露出的離退休黨員干部違規經商辦企業、兼職取酬等問題，市紀委監委在充分調研、梳理的基礎上，向市委建議并推動將該問題納入市委巡察的重點內容，會同市委組織部就上述問題進行座談研討，系統梳理歷年來的政策法規，進一步明確了離退休黨員干部“可為”與“不可為”的政策界限。針對違規兼職取酬、經商辦企業問題較為突出的國有企業等行業領域，制定《關于市屬國有企業經營管理活動中防止領導人員利益沖突的辦法(試行)》等規章制度，強化對國有企業領導班子的日常監督。市紀委監委將違規經商辦企業、離退休黨員干部違規兼職取酬等問題納入日常監督檢查重點，依托“紀巡審聯動”工作機制，通過離任經濟責任審計、問題線索起底等方式，排查離退休黨員干部是否存在相關違紀違法問題。同時，積極協調市委老干部局，針對離退休黨員干部常見的違紀違法問題開展專題紀法宣講，強化離退休黨員干部的黨性觀念、紀律意識，筑牢遵規守紀的思想防線。

　　梅云年退休后私自在宜昌某商貿公司兼職取酬，該行為如何認定？認定其向管理服務對象借款系以借為名索賄的依據是什么？

　　王祖順：退休黨員干部違規兼職取酬不僅容易催生權錢交易等問題，還會導致市場經營主體不平等競爭，破壞正常的市場經營秩序，在紀法上是被明確禁止的。

　　《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九十六條規定，黨員領導干部離職或者退(離)休后違反有關規定接受原任職務管轄的地區和業務范圍內的企業和中介機構的聘任，或者個人從事與原任職務管轄業務相關的營利活動，情節較輕的，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情節較重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留黨察看處分。中央組織部《關于進一步規范黨政領導干部在企業兼職(任職)問題的意見》指出，辭去公職或者退(離)休三年后到企業兼職(任職)的，應由本人向其原所在單位黨委(黨組)報告，由擬兼職(任職)企業出具兼職(任職)理由說明材料，所在單位黨委(黨組)按規定審批并按照干部管理權限向相應的組織(人事)部門備案。參照上述規定，認定退休黨員干部兼(任)職行為是否構成違規違紀，關鍵要從任(兼)職限制、時限要求、批準程序、領取薪酬四個方面進行精準界定、依規處理。

　　本案中，2020年5月至2021年4月，梅云年在退休后，在未向其原單位黨組報告且未經組織部門備案的情況下，私自在宜昌某商貿公司兼職從事經營管理，并在領取退休費的同時，從該公司領取工資7萬余元，應認定其行為構成違規兼職取酬。

　　王超：案件調查中發現，2011年11月，梅云年以急需用錢為由，向湖北某科技公司總經理王某“借款”5萬元，2013年5月，梅云年又向下屬國某“借款”4萬元。我們在判斷梅云年上述行為系正常借款還是索賄時，主要是從以下幾個方面分析：第一，參照《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以借為名向他人索取財物，或者非法收受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應當認定為受賄。索賄是受賄的一種表現形式，且不要求“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要件。第二，從形式上看，梅云年向王某、國某“借款”后沒有辦理借款手續，也沒有約定借款利息、還款時間，其在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第三，從借款事由、款項去向來看，梅云年向王某、國某“借款”時，沒有說明真實用途，實際上都用于個人開銷，不存在正當、合理借款事由及去向，且相關證據證明梅云年有還款能力而一直未歸還。第四，王某、國某是梅云年的管理服務對象，且被索取數額在三萬元以上，可能影響梅云年職權的行使，具有權錢交易的性質。綜上，我們認為梅云年向王某、國某“借款”的行為系以借為名行索賄之實，構成受賄罪。

　　梅云年退休后，向宋某某索要28萬元，又向宜昌某公司索要95萬余元，為何兩者認定的罪名不同？

　　張尉：2012年至2014年，梅云年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某建設公司法定代表人宋某某在工程款結算等方面提供幫助，雙方約定可以在退休后兌現“回報”。梅云年退休后，向宋某某索要28萬元。2015年下半年，梅云年退休后，通過向發改系統工作人員打招呼，幫助宜昌某公司獲取項目資金200萬元，并從中索要95萬余元。

　　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條、第三百八十八條之一分別規定了斡旋受賄和利用影響力受賄。國家工作人員離職后索要財物構成受賄罪(斡旋受賄)還是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區分的關鍵有兩點。第一，主體不同。受賄罪(斡旋受賄)的主體是國家工作人員，而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主體是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或者其他與該國家工作人員關系密切的人、離職的國家工作人員或者其近親屬以及其他與其關系密切的人。第二，客觀行為不同。斡旋受賄是受賄罪的一種表現形式，在斡旋受賄中，國家工作人員系利用本人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或收受請托人財物，行為人利用的系現有工作關系產生的影響力。此外，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離退休后收受財物行為如何處理問題的批復》規定的精神，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并與請托人事先約定，在其離退休后收受請托人財物，構成犯罪的，以受賄罪定罪處罰。而利用影響力受賄系離職的國家工作人員利用原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請托人財物或者收受請托人財物。

　　具體而言，國家工作人員在任職時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與請托人事先約定，在其離職后收受請托人財物，應以受賄罪論處。離職的國家工作人員利用原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收受請托人財物，由于上述行為均發生在該國家工作人員離職后，行為人索取或者收受請托人財物不是基于其任職時的約定或者是作為其任職時權錢交易行為的“對價”，而是一個新的行為，應以利用影響力受賄罪論處。

　　本案中，相關證據證明，梅云年在職時利用本人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宋某某在工程款結算上提供幫助，雙方約定在梅云年退休后兌現“回報”，因此梅云年在退休后向宋某某索要28萬元的行為構成斡旋受賄，應以受賄罪定罪處罰。

　　但梅云年索取宜昌某公司95萬余元的行為，系其在退休后利用曾任宜昌市發改委黨組副書記、副主任的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發改系統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幫助宜昌某公司獲取項目資金，進而索要財物。結合全案證據，梅云年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幫助宜昌某公司謀利并索要財物的犯意產生、行為著手等都發生在其退休后，應以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定罪處罰。

　　在審查調查期間，梅云年主動交代了其受賄犯罪事實與挪用公款犯罪事實，是否構成自首？數罪并罰情況下應如何量刑？

　　李偉文：根據刑法第六十七條第一款的規定，自首需要同時具備自動投案和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兩個要件。根據“兩高”《關于辦理職務犯罪案件認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節若干問題的意見》規定，犯罪分子沒有自動投案，但如實交代辦案機關未掌握的罪行，與辦案機關已掌握的罪行屬于不同種罪行的，以自首論。辦案機關僅掌握小部分犯罪事實，犯罪分子交代了大部分未被掌握的同種犯罪事實的，不成立自首，但一般應當從輕處罰。

　　本案中，梅云年到案后，一是主動交代了大部分未被監察機關掌握的受賄犯罪事實，如實交代了已被監察機關掌握的部分受賄事實以及利用影響力受賄事實，不構成自首，但對其所犯受賄罪應當從輕處罰；二是主動交代了監察機關尚未掌握的挪用公款的犯罪事實，以自首論，依法可以減輕處罰；三是主動全額退繳犯罪所得，具有悔罪表現，依法可以酌情從輕處罰，且其對指控的犯罪事實及罪名均無異議，并簽署了《認罪認罰具結書》，自愿認罪認罰，依法可以從寬處理。

　　本院綜合考量梅云年的犯罪事實、性質、后果、對社會的危害程度以及相關情節，判決梅云年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并處罰金五十萬元；犯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并處罰金二十萬元；犯挪用公款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依據刑法第六十九條關于數罪并罰的規定，判決宣告以前一人犯數罪的，除判處死刑和無期徒刑的以外，應當在總和刑期以下、數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決定執行的刑期，但是有期徒刑總和刑期不滿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過二十年。綜上，本院最終決定對其執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并處罰金七十萬元，沒收其犯罪所得。(中國紀檢監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