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從第一層土開始，探尋著微痕之下的秘密，在時間逆旅當中打磨出了氣宇不凡。這一條向前無限延伸的征途，連接起了三星堆的過去與未來。”同樣以三星堆考古遺址為背景，紀錄片《不止考古·我與三星堆》將敘事視角轉向發掘現場的考古人。從1986年的驚艷亮相，到2022年三星堆推進至八號坑，幾代考古人在技術不斷更新迭代的環境中，堅持與細節較勁，在時間中找尋過去，逐漸將神秘詭譎的三星堆帶到世人面前。

　　□關山

　　細節控：微痕下探秘

　　2022年，在三星堆以祭祀坑為核心范圍的發掘現場，趙昊與喬鋼隔著一堵墻工作。北大考古文博學院副教授趙昊是K8祭祀坑發掘現場負責人，喬鋼則負責棚外的野外發掘。本是朋友，兩人卻喜歡互懟，身在棚內的趙昊說，“外邊沒有什么大建筑，很多都是靠想象。”喬鋼毫不示弱，“里面的工作相對比較簡單，就是取東西，做記錄，而我們這里，說不定一鏟子下去，就是一個蜀王陵！”事實上，兩個人在工作中都屬于細節“老饕”。

　　K8祭祀坑在三星堆新發現的6座祭祀坑中堆積最為復雜，先是埋藏眾多大小不一、質地各異的銅器等，之后埋藏大量象牙，再之后于南、北兩側填充夾雜紅燒土塊的黃褐色粉沙土，之后鋪滿整坑灰燼，再填充夾雜大塊紅燒土和“石磬”碎塊的黃褐色粉沙土。想弄清其中的每處細節都要頗費周章。因為挖掘出的金箔碎片上有暗紅色物質，趙昊與團隊伙伴反復猜想，這些暗紅色物質到底是什么？是自然形成還是人為？神秘斑點被排除是朱砂的可能后，研究一度停滯。想來想去，趙昊覺得最有可能的是血跡，用紅外測試儀診斷后，卻顯示不出任何結果。愛看刑偵片的趙昊觸類旁通想到一個法子，用于現代刑偵的魯米諾試劑可以使血紅蛋白顯色，只要有血跡的鐵離子，相應區域就會發出幽藍的光。然而測試效果依然不理想，不死心的趙昊在確保不會損壞金箔的前提下加大劑量，當試劑被滴到碎片上面時，黑暗中的實驗臺上顯現出了幽藍的光。金箔上的暗紅色物質有很大的可能是血跡，當然這個血跡可能是人血，也有可能是動物的血，其結果還要依靠進一步提取DNA來甄別。趙昊總算松了口氣，“考古學在研究過程中所使用的各種手段，并不是為了技術而技術，而是我們去探索豐富多彩的古代世界的途徑”。

　　緊鄰考古大棚在坑外工作的喬鋼更像是“工頭”，每天指揮工人挖這挖那。經過前期發掘考古專家初步確認，喬鋼工作的區域存在一處面積超過80平方米的建筑遺跡。很有可能有一組建筑群，且緊鄰8個祭祀坑。3000多年前，它究竟承擔著怎樣的功能？它建成的時間，比大棚內的8個祭祀坑早還是晚？喬鋼的主要工作就是通過探方對遺跡定位，在一鏟一劃一杵中，找尋古馬牧河的蹤跡，明確當時古蜀先人是先鋪土還是先蓋房的問題。有時，喬鋼還要催一催挖坑的阿姨們“快一些”“動起來”，讓她們幫忙把蓋在探方上的塑料布揭開。

　　現場用洛陽鏟探方就像“開盲盒”，每一鏟都鏟出不同的土質，也會有“隱藏款”——長期被水浸泡過的淤土！更多時候，喬鋼似乎在做無用功，當別的祭祀坑都已陸續出土器物，喬鋼所在的團隊一直在清理厚厚的填土。隊員們把土層劃分成無數30平方厘米的小格，一袋袋以手掌大小為單位運走的泥土，記錄后將被封存在博物館的庫房中。就像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長冉宏林在看到歷史堆積的土層時發出的感概：“一千多年，這些人在這里活動，(土)就大概堆了兩米，人永遠是渺小的”。在考古人眼中，時間總是以“百年”“千年”為計量單位，他們在時間中找尋過去，也在跟時間追問答案。

　　“掃地僧”：與時間較勁

　　與趙昊、喬鋼不同，修陶師曾卷炳和修復師郭漢中大概是三星堆的“天選打工人”，他們是土生土長的三星村人，注定一輩子都與三星堆有不解的緣分。

　　73歲的陶器修復師曾卷炳，修陶手藝遠近聞名。三星堆遺址距離曾大爺的家不到一里地，上世紀80年代，他還只是一名考古現場的工人，參與過一號坑、二號坑以及城墻的發掘，并從那時開始學習修陶技藝。很多游客驚艷于三星堆博物館里展示的文物，而博物館里的陶器不少是曾大爺修復的，包括形似“憤怒的小鳥”的小豬，引起學術討論的龍鳳紋盤等。“曾師傅手藝很厲害，主要修復陶器，大的小的都有。”在三星堆考古圈，大家喜歡喊他“曾院士”。

　　在紀錄片中，曾大爺正忙著修復一件三足陶盉，身穿圍裙的老爺子在自己的工作站里不慌不忙，先把特質泥巴在地上砸攤成餅狀，然后根據斷口的弧度補上盉足。令人稱奇的是，陶盉殘缺部分的數據都在曾大爺的腦海里，靠經驗和感知他就能精確計算出缺失部分的形狀。曾大爺修復的另一個“陶三足”，如今安放在三星堆博物館里，是出了圈的網紅火鍋，它的學名叫“陶三足炊器”。

　　郭漢中，三星堆博物館陳列保管部副部長、文物修復專家。30多年來共修復文物6000余件。54歲的郭漢中也是三星村人，從小就在發掘現場附近玩耍，才有了“用泥捏文物”的經歷，后來跟隨三星堆第一代修復大師楊曉鄔學藝。當年修復一號大神樹，那可是三星堆最壯觀的器物之一，但出土時已斷裂成200多件殘件。郭漢中和楊曉鄔用了一個笨辦法——根據文物的大致形態，將樹干、果實、鳥等分門別類清理，再一件件將文物斷裂的茬口進行拼對……前前后后修復了十年，神樹重新“枝繁葉茂”。同樣，青銅大立人出土時不僅斷成兩截，連底座也扭曲變形并多有缺失，而郭漢中和楊曉鄔不僅讓大立人“站”了起來，還把變形的底座重新矯正。如今，老郭已經在修復三號神樹，在修復現場，郭漢中總是最“大膽”的那一個，修復好的青銅器說立就給立起來，甭管它已經在地下沉睡了幾千年，而這份大膽的背后則是他對團隊修復工作的十足把握。

　　《不止考古·我與三星堆》導演顧函丹對文保團隊的“老謝”印象深刻。在三星堆現場應急分析實驗室里，謝振斌正在處理現場恒溫恒濕儀出現的一些狀況。紀錄片團隊也是第一次知道，原來在三星堆還有這樣一支文保團隊，負責文物發掘之初一直到博物館陳列前的保護工作。因為三星堆祭祀坑內文物數量巨大，發掘時間漫長，為了防止器物因為環境改變發生變化，文保團隊提前進駐發掘現場，細小到坑壁苔蘚、土壤裂縫都是他們所要面臨的問題。尤其是七百多根象牙的保存，更是一道世界性難題。“經過長時間埋藏，象牙內的有機質物已經分解，之所以能保持形狀主要是水分子作用，一旦失水，象牙就會像酥餅一樣酥化。”謝振斌及其團隊用上了化學試劑、物理療法、醫學器械等各種方法封存象牙。“采取這些措施之后，留給考古清理的時間就大大延長了”。

　　新生代：不跟自己和解

　　通過紀錄片的鏡頭，一群“新生代”90后考古隊員的出現更是拉近了“考古”與年輕觀眾的距離。

　　26歲的西南民族大學碩士研究生王瑞是三星堆田野發掘小分隊隊長，她的工作地點是三星堆的最初發現地月亮灣。短發、沖鋒衣、司機、小隊長、田間玩家，這是王瑞出場的形象，風風火火地走進工地4834坑，身后跟著的是一隊當地的叔叔阿姨。考古最日常的工作，是在一個個大坑里挖土噴水，這些廣漢本地人，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就跟著考古隊工作，農忙了耕地，農閑了考古。為了尋找古蜀人的生活痕跡，即便代號為“4834”的工作地塊極有可能是古蜀人的“垃圾場”，王瑞依然認為這里有挖掘的必要性，特別是幾個長方形土坑有可能是船棺葬的遺跡。在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長“冉哥”的幫助下，王瑞鉚足勁頭想挖出兵器或尋找到人骨痕跡。興奮地挖了一個月，結果依然是三個空空蕩蕩的長方形土坑，坑底沒有一點遺物，也就排除了墓葬的可能。

　　據了解，參與三星堆新發現6個“祭祀坑”發掘的考古工作者有200多位，超過二分之一是“90后”。“95后”許丹陽從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碩士畢業，去年來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在此次三星堆祭祀區考古工作中，許丹陽成了4號“祭祀坑”的“坑長”，也是現場最年輕的坑長。在公眾的普遍認知中，從事考古工作都是一些年齡偏大的研究學者，所以當看到紀錄片里有大量像王瑞、許丹陽這樣的年輕面孔時，很多人表示驚訝。編導團隊在之前的調研過程中，發現大家選擇考古的原因有很多，有的陰差陽錯，有的專業調劑，有的受了小說、紀錄片的影響，還有的單純因為社恐，害怕處理辦公室復雜的人際關系，覺得不如在探方里自在。

　　“入坑越深，你就越會發現：跟歷史較勁，不輕易跟自己和解，倔犟得稀松平常，堅持得不動聲色，是這群考古人身上慣有的習性與品質。”導演范承祥回憶，在三星堆，這份“不和解”的極致人物，當數來自四川大學的黎海超，34歲的考古學教授。他一個人負責三個坑的發掘研究工作，同時還承擔了國家級“三星堆世界網絡”的研究課題。偏偏他遇到的三個坑成型器物很少，看到的都是滿地碎渣。直到“鎮坑之寶”龜背形網格狀青銅器的出現，“剛開始看到網格的時候，我們就知道，這肯定是一件前所未見的器物，不論是在三星堆還是在其他地區，都沒發現過類似的青銅制作的網格。”青銅網格只是帶給考古人員的第一重驚喜，網格之下的玉器更讓黎海超覺得這件器物不得了。“青銅器和玉器的結合雖然有，但并不多見，尤其是這種特殊的網格下面有玉器，更是前所未有的發現。”在整個清理過程中，考古人員一直在做各種猜想和假設，但也總會出現突破考古人員判斷的新現象。在黎海超的碎片征途中，他說他喜歡選擇難的路。

　　三星堆遺址工作站站長雷雨明年就要退休了，他用一句話總結自己三十多年的考古生涯：“大學畢業后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參加工作，至今”；26歲的王瑞說“我們都忠于三星堆”，喬鋼也早就做好了準備，“這一輩子就交代給三星堆了”……考古人的故事遠不只鏡頭中呈現的這些，考古也不只是打開地層的“盲盒”，而是透過它們看見人與社會的演進歷程。

　　(2022年12月16日 《齊魯晚報》 A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