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中國史前文化的絢麗畫卷——考古報告《洪江高廟》發(fā)布

　　湖南省洪江市安江盆地西北緣，沅水靜靜流過。在流經(jīng)一個叫做岔頭鄉(xiāng)巖里村的地方時，一條小溪匯了進來。

　　1984年，考古人員在這里發(fā)現(xiàn)了一處最早可追溯至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的遺址。經(jīng)1991年、2004年、2005年三次發(fā)掘，揭露面積近1700平方米，測定遺址面積近3萬平方米，以高廟文化、大溪文化、屈家?guī)X文化為主的豐富遺存大量出土。

　　近日，隨著該遺址考古報告《洪江高廟》正式發(fā)布，一幅史前湖湘先民生活圖景與精神世界的畫卷，徐徐展開在世人眼前。

　　白陶始源地再探索

　　《洪江高廟》之所以為學界所重視，還因為高廟遺址發(fā)現(xiàn)了迄今為止中國年代最早的白陶，對白陶起源問題的原有認知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賀剛介紹，中國史前白陶，在南、北方地區(qū)均有發(fā)現(xiàn)。

　　北方白陶，主要見于黃河下游海岱地區(qū)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龍山文化遺存中，所處年代在距今5000至4000年，有鬶、鼎、盉、罐、壺、背壺、豆、尊、杯、高足杯、碗、盒和器蓋等器種。有研究者認為，中原夏商文化中的少量白陶，是海岱地區(qū)白陶向外傳播和擴散的結果。

　　南方地區(qū)白陶的分布范圍，比北方更為廣大。它們的外表大都有戳印篦點組成的浮雕式圖案，被稱為篦印紋白陶。

　　篦印紋白陶最先發(fā)現(xiàn)于湖南安鄉(xiāng)湯家崗、劃城崗和澧縣丁家崗遺址。隨后，湖北、浙江和安徽等地也陸續(xù)出土了類似的白陶。具有相同特征的白陶還遠見于陜西漢水上游，接著又在湖南沅水中游的洪江高廟、麻陽高垅以及湘江上游桂陽千家坪等遺址中陸續(xù)出土。此外，在江西以及廣東珠江三角洲和香港、澳門地區(qū)的部分遺址中，也發(fā)現(xiàn)了白陶制品。

　　在洪江高廟大量出土白陶制品之前，學界大多數(shù)觀念認為，白陶的起源地在洞庭湖西北的澧陽平原，以湯家崗和丁家崗為標桿。其他地區(qū)的白陶器物形態(tài)和裝飾風格與之接近，皆以之為始源。

　　報告中，賀剛論證，“2007年學界對湯家崗遺址進行了第三次發(fā)掘，推測其早段遺存年代上限為公元前5000年左右。而浙江桐鄉(xiāng)羅家角遺址、深圳咸頭嶺出土的白陶均在距今7000至6900年左右。湯家崗遺址出土的白陶，年代甚至晚于長沙大塘遺址出土的距今7400年左右的白陶。”

　　“湯家崗、丁家崗遺址第一期遺存出土的白陶與長江中下游其他遺址出土的白陶無疑有密切聯(lián)系，但是它們自身的源頭在哪里？”賀剛提出了疑問，“如果湯家崗、丁家崗承自皂市下層文化，那么在相關文化遺存中，為什么均不見白陶的蹤跡。”

　　在《洪江高廟》中，賀剛對高廟遺址出土白陶的器物類型和紋飾做了詳細的梳理。他發(fā)現(xiàn)，該遺址出土的器型，遠比洞庭湖湯家崗遺址第一期遺存出土的白陶要豐富，而且，從下層遺存第一期往上，器型越來越豐富。

　　文明起源再認知

　　鑒于高廟遺址出土遺存的重要性，考古學界多位大家曾表示對相關考古報告出版的關心。

　　“考古報告成敗的關鍵，在于能否將發(fā)掘所見遺存，在報告中復原到原堆積中所在的層位，客觀地描述所見遺存，并正確地表述其釋放的信息”，“成功的報告所處學術地位及其所發(fā)揮的作用，則如《史記》”，賀剛還記得，老前輩張忠培曾這樣叮囑他，希望他對高廟報告要“下司馬遷那樣的大功夫”。

　　歷史學家李學勤也曾在給賀剛的回信中寫道：“高廟發(fā)掘報告尤盼早日完成出版，將是學術界一件大事。”

　　“張忠培先生的話聽起來平實，但做起來還是有難度的。”賀剛坦言。

　　高廟出土的陶器碎片有數(shù)十萬片，且部分散見于受水解鈣分子嚴重污染的貝殼堆積地層中，凌亂、破碎，僅是將碎片化的材料整理組合成辨識度更清晰的“模塊”，賀剛帶領的團隊就花了足足兩年。

　　接下來的十年，賀剛沒有周末、不分晝夜，寫起報告來常常夜不能寐。

　　刻劃紋、戳印紋、壓印紋、拍印紋、剔刻、填彩與彩繪、刻劃符號；太陽紋、獸面紋、鳥頭紋、鳥翅紋、山形紋、葉脈紋、網(wǎng)格紋、帶狀紋、波浪紋、飛鳥載“亞”形紋、飛鳥載八角星紋……準確辨識與統(tǒng)計、分類陶器上的紋飾，耗費了團隊大量的時日。

　　“如果沒有那么較真，這個報告其實可以完成得快一些。”但賀剛不愿意那樣對待如此重要的史前遺址材料，僅僅是為了弄清高廟遺址白陶原料的來源，賀剛及團隊就曾在沅水流域洪江市高廟、雙溪，辰溪縣征溪口、泡潭、牛溪、付家灣、二頭灣，懷化市鴨嘴巖，中方縣龍井，溆浦縣梁家坡等十處地點取土測驗。

　　當這部長達424.8萬字的《洪江高廟》考古報告面世時，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王仁湘表示，“學界已經(jīng)盼望很久了”。

　　這份報告能為學界帶來怎樣的材料支持與觀念啟發(fā)？

　　“我希望能帶來關于文明起源的重新認知。長期以來，我們受西方學界影響，認為文明起源的要素在于文字、青銅、城市。事實上，一些舉世矚目的文明并不都具備上述元素。這些年，經(jīng)過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探索，我們已將復雜化社會的開始定義為文明起源進程的肇始。”賀剛闡釋。

　　“距今6000至5000年前的廟底溝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紅山文化、大溪文化，逐步受到了重視。我認為，高廟先民的創(chuàng)造與發(fā)明，于文明起源而言，尚有可商之處。”賀剛提出。

　　“希望高廟文化遺存的發(fā)掘與整理，能為重新認識中華文明起源的構成要素，提供一些啟發(fā)。”賀剛說。(本報記者 韓寒)

　　(來源：光明日報 2022年12月07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