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北京地質學院(現中國地質大學)的第一屆畢業生，用玩笑的說法就是“地質黃埔一期”。但在當年，我學上地質專業純屬偶然。上初中時，我對生物很感興趣，父親又在浙江省衛生廳工作，很希望我去學醫。我高中在杭州高級中學，杭高是一所偏重理科的學校，當時畢業生學醫學文的為數極少。受到學校氛圍的影響，我的興趣逐漸轉到了數理化方向。

　　高考時，新中國剛剛成立，國家的重心逐漸轉移到經濟上來，急需礦產資源的建設尖兵。北京地質學院模仿莫斯科地質勘探學院建立，培養目標是地質工程師，學生學一半地質的課，還要學一半工程方面的課。為了響應祖國號召，結合個人興趣，我就在填報志愿時選擇了北京地質學院。

　　在選擇專業上，我還受到舅舅朱庭祜先生的影響。我上高中時寄住在舅舅家，舅舅是我國培養的第一代地質工作者，曾親手創辦云南、貴州和浙江地質調查所，他當時曾在浙江大學地理系任教。上世紀50年代初，國家籌建新安江水庫，舅舅時常帶學生去新安江水電站的壩址進行考察，每次回來都帶回不少標本。我就覺得地質專業很有意思，以為地質人可以經常游山玩水。

　　真正學了才知道，搞地質并不是天天游山玩水，實際上是很艱苦的。一些名山大川反而去不成，我才發現自己“誤入歧途”了。我所在的水文地質工程地質系，當時是一門新興學科，4年一共要學37門課，同學們普遍反映課程太多，負擔太重。我作為南方人，早飯本來是吃稀飯的，但是一早上要上6節課，很容易餓，我起碼要吃3個大饅頭，從此養成了早飯吃很飽的習慣。

　　畢業以后，因為當時我國鉀肥資源十分短缺，想從鹵水中提煉鉀，我就來到四川自貢研究鹵水。我還到黑龍江的邊境地區調查地下水與克山病的關系。越是偏遠、交通不便利的地方，地質人就越有可能要去。

　　1966年，國家準備在四川大巴山地區修建鐵路，我作為國家科委專家組成員前往支援。工作的地方前不著村后不著店，晚上只能住在帳篷里，睡行軍床。有一次，天氣預報說要下暴雨，但誰也沒想到暴雨來得那么快那么大。我們在一條小河的岸邊搭了帳篷，雨下大以后就躲進了帳篷里，大概下了半個小時，聽到好像有很多水桶往河里倒水的聲音。因為當地是石灰巖地區，雨水就通過山體里的洞洞縫縫流進河里，水位一下子漲到一米多高。天快黑時，上游來了很多竹排，原來是山里工廠的廠房被淹了，廠里的人只能撐著竹排逃出來。后來，得知這些人到了下游水面開闊的地方，被當地老鄉救上來了，算是撿回了一條命。

　　這段驚險遭遇讓我很受啟發，我真正了解到地下水在下暴雨的時候，怎么通過巖溶地區的洞洞縫縫向地表輸水。很多人問我，地質人常年在深山老林里工作，有沒有碰到老虎、豹子，我說我還真沒有，但這樣的經歷比碰到老虎、豹子更讓人感慨，也更有收獲。這就是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不光是為了在頂級期刊發表文章，還是扎扎實實地了解問題、解決問題。

　　上世紀70年代，國際上出現石油危機，各國都在探尋新能源。著名地質學家、當時的地質部部長李四光提出，地球是一個龐大的熱庫，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能量，我們一定要把它開發出來。就這樣，我們迎來了地熱資源開發利用的第一個春天。另一方面，在我國很多地方的煤礦出現熱害，嚴重影響生產，也需要研究解決。我親眼看到，因為井下溫度太高，采煤掌子面的工人光著膀子、穿著褲頭，還是滿身是汗。很多礦工為了降溫往身上沖冷水，卻因此得了關節炎。

　　我常開玩笑說，自己從涼水轉到熱水，搞了大半輩子，不是“下海”，是“上刀山下火海”。現在，我國地熱開發利用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截至2020年年底，我國地熱能供暖制冷面積累計達到13.9億平方米，差不多人均有1平方米的供暖制冷面積是由地熱提供的。

　　我想對現在的年輕人說，自己認準事業方向以后，一定要非常執著。我剛開始研究地熱時，對這門新興學科并沒有多少概念，也是后來一步步研究，才取得現在的一點成就。另外，無論做什么工作都要注重實際，不能光躲在書齋里搞理論。我常常跟年輕人開玩笑，你們要搞地熱，就跟我一起去泡溫泉。我想，不管在什么領域，只要對工作保持熱情，就能從中找到樂趣。我也希望，自己從“誤入歧途”到有所作為的經歷，能給青年一代帶來幫助。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王鐘的根據講述者口述整理)

　　汪集暘(中國科學院院士，地熱和水文地質學家)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