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耳朵能聽到一座城市，“兒化音”就是北京的聲音。可沿著亮馬河延伸至東五環，一片藏在城市寂靜處的足球場上，西班牙語、英語、法語、葡萄牙語更加喧囂，偶有“兒化音”出現，循聲找到的人極有可能來自哥斯達黎加。

　　在北京生活了15年，穆雷不僅學會了“字正腔圓”的普通話，還抓住了這座城市獨有的腔調，“那個小孩兒，78號，16歲；這個小孩兒，7號，嘿，14歲；前方的小孩兒，60號，16歲。”作為“西語幫”足球隊的教練，他站在球場邊，抻著脖子，舞著手臂強調球隊的生命力，“我跟他們差不多大那會兒，就來踢球，現在35歲了，一把年紀了”。他用手扶腰，駝了駝背，笑著揚起一邊眉。

　　2007年，中國與哥斯達黎加共和國建立外交關系，不到20歲的穆雷作為公派留學生來到北京。此后，語言天賦和豐富的肢體表現力讓他頻頻出現在各類電視和新媒體節目中，越來越多人記住了這位來自拉丁美洲的“中國通”，也記住了他是一名足球教練。

　　“我來中國，家人都很驕傲，因為我們這批留學生能作為兩國文化的溝通和傳播者。”穆雷從小踢球，足球就是他最擅長的溝通方式。他曾對媒體表示，大學畢業后，他就參與創立足球賽事公司，組織業余足球比賽，一開始，參賽的人以在北京的外國人為主，后來，大家主動邀請更多中國人加入，“想通過足球去打破‘外國人只和外國人玩’，不主動接觸中國文化的怪圈”。

　　楊瑞就是受邀者之一。他曾供職于一家體育媒體，一次錄制美洲杯節目的契機，他認識了穆雷，踢球的愛好讓他們迅速產生默契。很快，他被邀請加入球隊“西語幫”，盡管他當時“一句西班牙語都不會”，“隊里很多球員來自南美洲，大部分人都說西班牙語，但語言和足球水平都沒有成為真正的門檻，只要喜歡足球，這里就能包容你”。

　　當隊友和對手都變成了外國人，楊瑞首先要適應的不是語言，而是比賽節奏。一開始，提速的攻防轉換和大家表現出的專注度，讓他有些掙扎，“怕失誤，怕把球傳丟”。穆雷和隊友敏銳地捕捉到了他的情緒，并在復盤時告訴他：“不要害怕失誤，隊友都會給你幫助，重要的是球員在場上要作決策。結果可能是好的，可能是壞的，大家寧可看到一個壞的決策，也不希望花90分鐘在場上啥都不做。”

　　基于對足球的關心將球隊擰成了一股繩，楊瑞發現，在這兒踢球少了些“例行公事”的色彩，更像全情投入的聚會，“球隊分男隊、女隊，且按級別會分成不同梯隊，每次有重要比賽，無論寒風酷暑，大家都會主動觀戰助威。”他記得，有位來自意大利的隊友，在奧體中心附近工作，下班也會騎十幾公里的自行車來看比賽。楊瑞意識到，想融入團隊，建立信任，光靠球場上的交流還不夠，“一開始，大家不知道我最合適的位置在哪兒，除了守門員，我什么位置都踢過”。他開始主動和隊員聊天，參加賽后活動，慢慢發現，了解和信任建立后，反而幫自己在球場上找到了最合適的位置。

　　對迪瑪來說，前腰就是她最擅長的位置，“要完成起承轉合，就要了解每位隊友踢球的特點和方法。”這與她踢球的初衷不謀而合，“很多人踢球是為了健康、為了保持好身材，但我踢球主要是為了社交，感受團隊運動的魅力，認識更多朋友”。

　　兩年前，在朋友的邀請下，迪瑪加入“西語幫”女子足球隊，當時她從沙特阿拉伯來到北京已經有8年，“我高中畢業后，很想去其他國家看看，因為對中國文化感興趣，且中國經濟發展非常快，就希望來這里學習”。在中國拿到碩士學位后，迪瑪進入互聯網公司，性格外向的她能很快融入不同的環境，但一直沒有固定的朋友圈，直到重返綠茵場。

　　“我接觸足球主要是受家庭影響，我爸爸、弟弟都很喜歡足球，從小我就跟他們一起踢球、看球。”迪瑪8歲時曾加入過一支兒童球隊，但踢了一年后，舉家遷往其他城市，她再也沒找到踢球的機會。因此，重新觸碰足球時，她用加倍的耐心去呵護，“我們隊伍看重的不是一時輸贏，而是隊員間的關系和未來一起持續努力的方向”。共同的價值觀讓她選擇留在“西語幫”，放棄了去其他球隊的機會，“不只是踢球，我們做很多事情都會在一起，相互支撐，我在北京有了一群說著不同語言的家人。”

　　“實際上，最初建立‘西語幫’是有語言門檻的。”穆雷記得，他從2007年開始在北京參加足球賽，當時來自拉丁美洲的球員屈指可數，為了比賽，他在一支俄羅斯球隊踢了6年，還在一支日本球隊踢了兩年，“全隊都是俄羅斯人和日本人，只有我一個哥斯達黎加人。”自那時起，他就想組建一支足球風格高度統一的球隊，“以拉丁美洲人為主，第一個要求就是會說西班牙語”。

　　2015年前后，穆雷發現，拉丁美洲到中國的留學生人數明顯增加，“找球員變得特別簡單”，很快，球隊有了雛形，短短四五年間已在云集國外民間球隊的CIFL（中國國際足球聯賽——記者注）中名列前茅。可2020年疫情突至，體育賽事停擺，等綠茵場再次開放時，球隊已流失了近50%的球員，向更多人開放成為必然。

　　來自厄瓜多爾的凱撒和哥哥威廉見證了“西語幫”的變化。“大概四五年前，我從哥哥的朋友那兒知道了北京有一個足球俱樂部，很多隊員都來自拉丁美洲，我們有一樣的文化，一樣的語言，還一樣喜歡足球，對我來說，這是最美麗的意外。”凱撒目前在北京上大學，像很多拉丁美洲的孩子一樣，他和哥哥從小在足球氛圍的浸潤中成長，因此，剛到中國時，最困擾他的問題就是“怎么看厄瓜多爾的聯賽”。

　　“西語幫有很多隊員比我到中國的時間更長，他們幫助我更快地適應了在中國的生活，熟悉了這里的文化。”凱撒表示，或許是拉丁美洲人“藏不住”的熱情和對足球由衷的熱愛，“西語幫”的公開訓練總能吸引很多人，“中國人、意大利人、說葡萄牙語的人，慢慢地，只要喜歡足球就可以成為我們的一員。”而俱樂部的項目也在延伸，籃球、棒球相繼建隊，“大家一起運動，一起歡聚，像一個家庭一樣，雖然語言不同，但我們都努力學習對方的文化，非常包容。”

　　但不同文化的碰撞勢必會帶來競技成績的跌宕。穆雷承認，當前球隊的成績不及從前，可看著統一黃色隊服的背面，國旗越來越多樣，他認定，包容和尊重變得空前重要。他時常回想起原來效力于其他球隊時，完全陌生的語境中，自己坐在角落里無法融入的孤獨，“不想讓大家在我們球隊中也有同樣的體驗”。

　　在迪瑪看來，不同文化本身就要經歷碰撞和融合的過程，她發現，很多外國人在中國踢球時常常會被足球術語困擾，有時候遇到裁判是中國人，場上偶爾會出現裁判判罰，球員要找‘外援’翻譯的情況，“我剛開始踢球也遇到過這個問題，但后來我跟一支叫‘逐夢’的中國女子足球隊踢球，慢慢學習了很多中文的足球詞匯，比如最關鍵的‘角球’‘點球’等，這就是一種收獲”。

　　而在一次次傳接配合中，楊瑞也從隊友身上了解了各行各業的外國朋友在中國的生活和經歷，“有人在大使館工作，有人是廚師，有人賣翡翠，這就像一個小社會”。

　　15年間，穆雷也不停變換著自己的身份，但關于足球的“人設”一直沒變。他在場邊不停切換著西班牙語、英語和中文，時而和熟人打招呼，時而忍不住對著場內嚷嚷戰術，即便有時場上進行的不是他執教的比賽。“你看那個小孩兒，我從他上幼兒園就教他踢球了，還有那個7號，4歲就跟我們在球場玩兒了。但這個球場上也有一些人，我從19歲就認識了，我們還跟著球隊一起成長。”

　　本報北京10月17日電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梁璇（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