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人

　　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北京市教育法治研究基地執行主任 姚金菊

　　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 熊丙奇

　　《法治日報》記者 趙 麗

　　記者：在您看來，家庭教育指導師這一職業的設立初衷是什么？

　　熊丙奇：家庭教育促進法要求加強對家長的家庭教育指導，這就需要相應的專業人士來提供指導，對家長進行家庭教育指導的人員無非是學校的老師和社區的工作者，因此在學校層面和社區層面，都需要相應的家庭教育指導師。當然，除學校和社區外，還有一些社會機構可能會為家長提供個性化的家庭教育指導服務，這也需要專業的家庭指導人員。

　　姚金菊：家庭教育指導師的設立，是為了更好地貫徹和執行家庭教育促進法，因為家庭教育促進法屬于一個具有前瞻性的立法，這就意味著缺乏一些日常的實踐積累，但是之所以能夠進入快車道立法，也確實是因為我國有家庭教育指導的需要。

　　記者：各個地方要建立家庭教育指導機構，這些機構就需要專業的家庭教育指導師，他們的專業能力對推進家庭教育指導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將家庭教育指導師設立為一個職業，就是希望規范與這個職業相關的培訓，以及發揮家庭教育指導師的作用。但是一些機構打著國家承認這種證書的旗號推廣有關培訓，只是給有關人員上幾天的課，就能拿到證書。

　　熊丙奇：如果家庭教育指導師本身的素質良莠不齊，一些從業者不具備專業能力，那必然會影響家庭教育指導的健康開展和推進。現在有很多人認為，家庭教育指導師是一個準入資格，或者說職業資質，是由國家背書的，這都是錯誤的。家庭教育指導師的培訓是由社會機構提供的，證書也是由社會機構發，它是一個職業能力等級證書，而這種證書是否有含金量，還是要由社會來評價。如果我們單純以證書論能力高低，那證書滿天飛的亂象就難以被遏制。

　　記者：我們在調查中發現，有些家長選擇家庭教育指導師的出發點可能存在誤區，實際上想要請一個人來代替自己對孩子進行家庭教育，由此出現了這種對家庭教育指導師概念的異化。

　　熊丙奇：確實如此，有的中介機構甚至把住家教師包裝為家庭教育指導師，實際上，這些住家教師是到家里給孩子進行違規的學科類培訓，而不是真正指導家長怎樣開展家庭教育，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家長如果認為自己在家庭教育中存在困惑，就必須首先判斷這個家庭教育指導是否可以為他們解惑，指導他們怎樣教育孩子。

　　姚金菊：從事家庭教育指導的專業人員和家庭教育服務機構的從業人員，這二者并不相同，家庭教育指導師是需要職業認證的，他的理論知識水平要由市場評判，他自己也要去實踐、鍛煉，而證書不過是基礎知識的證明。

　　我對這個職業是十分敬重的，提供專業的家庭教育指導真的很不容易，它不僅要有理論知識，還要有實踐經驗，甚至還必須有對教育、對兒童、對家庭、對社會和國家的熱愛，才可能做好家庭教育指導服務。

　　記者：社會要去評價進行相關家庭教育指導的人員是否具備家庭教育指導的能力，關注從業者專業能力的提升，而不只是看一張證書，這樣才能促進家庭教育指導。那么，如何防范新職業證書成為行騙“道具”？

　　熊丙奇：我國在推進“放管服”改革的過程中明確提到了減少行政審批，這種職業資質的行政審批事項已經下放了。簡單來說，就是由社會進行選擇，而不是考證。很多證書都是由社會機構發放的，這種證書是否有含金量也應由社會判斷，轉變對這些證書的理解是破解違規培訓的關鍵。現在有的機構利用了一些家長急功近利的心態，或者利用了一些人對這個職業能力等級證書性質的不理解，進行虛假宣傳。所以說，我們還是要理性地認識這種證書。

　　姚金菊：靠人社部門出臺職業標準和規定執行方法遠遠不夠，最后還是會變成考證。對于家庭教育指導師行業的規范，還是要發揮“社會化評價”的作用，行業內部也要注重自律，包括全國婦聯、關工委以及教育部，都可以發揮相應的作用。人社部門可以與相關部門配合、與行業協會協作，實現社會共同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