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節戰“疫”

　　終于轉為管控區了。上海青水灣小區已連續14天沒有新增確診病例。

　　細節，細節，還是細節。要守好每一個可能感染的環節，守好每一天、每一分鐘。“要在實戰中調整方法，把工作做到最細。”38歲的上海青浦區夏陽街道青科居委會副主任倪春芳說。

　　大喇叭喊人做核酸，現場很混亂

　　3月30日，倪春芳正在家里陪孩子學習，接到街道通知：立即到區辦公室，24小時備勤。

　　她簡單打包行李出了門。

　　倪春芳心想，要封了。第二天，青浦區夏陽街道發布公告稱，全域將于4月1日3時至4月5日3時實行封控管理，開展兩次核酸檢測。當晚，街道又發通知，要求居委會工作人員建立樓棟群，方便封控期間工作。

　　當時，倪春芳和2名工作人員負責青水灣的防疫工作，已經為建樓棟群準備了2天。此前，小區組織過幾次核酸檢測，檢測點設在小區1塊空地上，兩個工位，每20人一組混檢，站成兩排。

　　快到檢測時間時，志愿者拿著喇叭在樓下喊，“下來做核酸了！”另一位志愿者站在檢測區入口處，進一個人，在總人員名單上打鉤，1400多位居民，先到者先測。

　　這種方式使得現場很混亂：有時候8點多通知做核酸，老人6點多已經在樓下排隊；有人聽不到喇叭聲，躺在家里睡覺；人容易堵在檢測區入口處，導致擁擠，需要志愿者維護秩序，檢測速度緩慢。

　　“我們就想一棟一棟叫。”一位志愿者說。但方式還是用喇叭喊，很多人仍然聽不到，效果有限。

　　“我就想試一試建樓棟群。”倪春芳打印出每棟樓的人員名單，尋找樓長，“先找黨員，吃財政的。”如果樓里沒有財政供養人員，她優先找年輕人，問他們是否愿意接受這個任務，有的人“嫌煩”，不愿意，她就再找人。

　　倪春芳找了3天。封控前一天，她正好找到了所有47個樓的樓長，并建了47個樓棟群，打印出群碼。

　　3月31日晚上，倪春芳給每位樓長發了樓棟人員名單，讓他們挨家挨戶上門核實，保證每戶至少一人進群，便于發布信息、通知核酸檢測時間。

　　有的樓長發現少數老人不會用手機，就上門提醒下樓做核酸檢測。還有的老人癱瘓，居委會請醫務人員上門核酸檢測。

　　提前核實信息很必要，尤其是老小區。普陀區甘泉苑的志愿者劉慧告訴記者，小區老人很多，因為沒有幫助老人提前登記信息，進行核酸檢測時，志愿者要幫老人在“健康云”手動輸入他們的身份證、名字、單位地址，生成“核酸碼”，耗時耗力，導致隊伍中途擁堵。

　　更令她苦惱的是，“核酸碼”起初只限當天使用，每次都要幫老人重新輸入信息，直到核酸碼有效期調整為30日后，檢測速度才加快。

　　為了加快檢測速度，倪春芳在小區南北區域各設置一個檢測點，每個區域由樓長組織，舉著樓牌號，按順序一棟棟樓做核酸檢測。

　　比如，1號樓的樓長組織居民下樓，安排20人先進入檢測區，剩余人在等候區，兩米間距排隊。點位上的志愿者根據前一棟樓的進度，通知2號樓樓長準備，2號樓樓長接著在群里通知居民下樓，以此類推。

　　這個過程中，樓長有一個重要的任務：按照名單清點本樓人數，保證不漏人。

　　閔行區晶華坊小區的居民王強告訴記者，每棟樓做核酸檢測時，樓長不清點人數，導致不同樓棟的人互相插隊。

　　有時候，青水灣的樓長們也無法保證所有居民能及時下樓檢測。一位樓長說，有幾個小伙子怎么叫都不醒，等所有人采樣結束，再安排他們采樣。還有的孩子要上網課，也安排他們最后采樣，保證每棟樓居民采樣時不交叉。

　　4月1日，青水灣的居民按照新的方案進行核酸檢測，檢測時間縮短為5個小時。不過，樓長們發現，整棟樓居民一起下樓，電梯和樓梯會出現堵塞。

　　他們再次細化排隊方案：對有電梯的高層樓住戶，先通知前幾層的人下，再通知后幾層的人下。對走樓梯的低層樓住戶，先通知第一層樓和最后一層樓的人下，再通知中間樓層下，減少下樓人員的密度。檢測時間因此縮短為3個多小時。

　　每一個細節都可能減緩檢測速度，需要志愿者細心留意。有的志愿者發現，PDA(核酸檢測登記手持終端)在強光線下識別不出“核酸碼”，就做了一個大紙箱，避光掃碼，以提高排隊效率。

　　還有志愿者注意到，醫護人員每次拿棉簽都要在袋子里找，于是提前備好棉簽，放到桌上。

　　倪春芳安排20組人中的第一人拿著采集管，20組人中的最后一人拿條形碼，協助醫護人員檢測，“最后一個人拿著條形碼進去，醫護人員就知道這組人夠了。”

　　有時候，醫護人員采樣時忘記手消，志愿者會在一旁提醒。

　　信息透明化很必要

　　除了進行核酸檢測，居民也要多次自測抗原。第一次組織抗原檢測前，倪春芳讓居民在門口放一個環保袋，樓長領取試劑后，分發到每戶環保袋里，避免與居民接觸。

　　這是倪春芳2020年在青浦集中隔離醫學觀察點時學來的經驗。當時，她在觀察點任點長，負責給入境的隔離人員送飯。為了避免接觸，她把飯放在對方門口的凳子上。

　　這次抗疫，倪春芳通知居民，每天定點將垃圾放到門口，樓長和物業上門收取，物資也由樓長分發到每戶，保證“零距離接觸”。

　　倪春芳還要求物業保安守住第一道屏障——小區的大門。

　　她叮囑保安，醫護人員每次進出小區都要進行抗原檢測，所有物資必須消殺，并安排志愿者12小時在門口值班。對于團購，她建議居民只團生活必需類物品，并將供應商的資質報備。

　　有些小區從第一道門開始就出現了裂縫。劉慧了解到，小區門崗看守不嚴格，有人偽造保供人員證件，進入小區賣菜。3月30日，王強所在樓棟一位居民發熱，之后確診，他詢問后得知，對方帶孩子去過醫院，還逛了一圈菜市場。

　　還有多位居民向記者反映，小區物資消殺不徹底，團購沒有限制，存在感染物資流通的風險。

　　在4月14日上海市舉行的疫情防控工作新聞發布會上，市疾控中心負責人就為何封控時間已久，還出現陽性感染者的情況回應說，在全域靜態管理階段，雖然居民足不出戶，但仍有很多物資在流通。如果存在被病毒污染的物品，不排除接觸后造成感染。

　　盡管嚴守大門，4月3日，青水灣還是出現兩例確診病例，“可能是潛伏期的病毒出來了。”倪春芳推測。

　　她給被感染“陽樓”的每戶居民打電話，告知他們有確診病例，不要出樓，并在樓下拉警戒線。

　　在倪春芳看來，信息透明化很必要，“(收到)任何通知、公告，應該第一時間告知社區的居民，耐心做好解釋工作和心理疏導。”

　　就信息透明化問題，上海浦東新區封控區的一名居民區黨總支書記告訴記者，出現核酸異常情況后，疾控部門直接與居民聯系，告知異常情況。居委會要等街道通知，信息比居民本人滯后，“這中間的時間差，可能導致這戶居民樓道里的其他戶感染。因為如果他自己不吱聲，沒人知道他異常，我們居委和物業那會兒也不知道要給樓道消殺。”

　　多位居民向記者反映，居委會從未向居民公示過哪棟樓有確診病例。“這當中存在風險，假如志愿者搬東西，進入有確診病例的樓棟怎么辦？”一位居民說。還有居民說，樓棟出現確診病例后，居民不知情，出門取物資，存在感染風險。

　　得知有確診病例后，倪春芳立即上報，要求及時轉運。但確診的那對夫妻不肯轉運，說放不下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倪春芳承諾他們，老人和孩子如果確診陽性，安排一家人一起隔離，兩人才安心轉走。

　　他們一轉走，倪春芳就安排一名物業人員消殺。但這位物業人員害怕感染，不敢進樓。倪春芳給他講自己在青浦集中隔離醫學觀察點時的經歷，對他進行心理疏導，“你看我一個女的，當時防疫的時候，沒有防護服，也得上。”她教他如何戴口罩、手消、脫穿防護服。

　　有人消殺后，倪春芳又上報街道，請醫務人員上門為“陽樓”的居民上門做核酸檢測。

　　這一系列操作及時切斷了感染源。而其他區域的多位居民向記者反映，小區出現確診病例后，沒有及時轉運確診病例、封控相應樓棟，也沒有安排人消殺，導致疫情擴散。

　　4月13日，嘉定區嘉豪社區一位居民說，樓棟出現確診病例后，近10天沒有做核酸檢測，無人消殺。該小區黨支部書記稱，已向相關部門反饋過以上問題，沒有回復。

　　信任感是慢慢建立的

　　由于守住大門、封控“陽樓”、有序組織做核酸檢測，自4月3日之后，青水灣小區再無新增確診病例。

　　不過，隨著封閉時間越來越長，居委會需要做好保供工作。倪春芳說，由于開始的封控時間通知為5天，很多居民只購買5天的生活物資，4月5日那兩天，辦公室的電話明顯增多。有人說，家里快沒吃的了。有人說，缺藥。還有人問，為什么不解封？

　　他們聯系保供單位，為居民購買蔬菜、米、面。起初，衛生巾、奶粉、尿布等物品沒有購買渠道，倪春芳和保供單位商量，制定套餐。

　　還有一些瑣碎的生活物品，倪春芳建議居民共享。一位樓長說，她常常游走于樓棟里，傳送居民互助共享的醬油、藥品。

　　除了保障生活物資，居委會安排1名工作人員負責配藥。每晚6點前，樓長在群里收集配藥信息，標注樓號、姓名、電話、藥名及剩余藥量，交給工作人員。

　　由于每天配藥人數較多，工作人員先給快吃完藥的居民配。

　　第二天，工作人員早上四五點起床，拿著樓長從居民環保袋里提前收集好的社保卡，前往屬地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和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青浦分院配藥，排隊五六個小時才能配到。

　　精神類藥物在兩家醫院配不到，工作人員要開幾個小時車去青浦區精神衛生中心配藥。后來，看工作人員辛苦，3位居民主動提出幫居委會配藥。

　　信任感是慢慢建立的。

　　剛開始組織做核酸檢測時，一位女士說母親是血透病人，要坐輪椅，不肯下樓。倪春芳推著病人的輪椅，送她下樓檢測，并為小區的血透病人、孕婦開通綠色通道。有父母不想讓嬰兒做核酸檢測，說戴口罩悶，倪春芳為年齡小的孩子準備防護面屏。

　　小區封控以來，物業和居委會的工作人員都在辦公室打地鋪，不能洗澡。倪春芳把打地鋪的照片轉發給志愿者，請他們發給居民，“讓待在家里隔離的人看看工作人員的不容易。大家彼此多些理解。”

　　每隔幾天，她就給居民發幾段鼓勵的話，讓大家足不出戶，耐心等待轉為管控區。

　　不過，總有人喜歡半夜出來溜達。倪春芳讓志愿者監督，一旦發現有人出門，及時進行勸阻。

　　遇到不聽勸阻的居民，她就讓他們做志愿者，服務大家。

　　倪春芳覺得，除了做好前期工作，防止交叉感染外，還應該“發揮民間力量”。這次抗疫，她招募了132名志愿者，分為后勤保障組、核酸點位組等7個組。

　　隨著轉為管控區的時間逐漸逼近，倪春芳感覺到，“大家有點蠢蠢欲動”。不斷有居民在群里問，“小區什么時候能轉為管控區？”

　　4月19日，小區轉為管控區。前一天晚上，倪春芳召集物業、業委會開會，商量管控期間的防疫工作。管控期間，居民可以自行活動、拿快遞、倒垃圾。倪春芳安排志愿者穿著馬甲巡查，避免人員過度聚集，“還是要在實戰中不斷改變方法。”

　　最重要的仍是守住大門。兩名志愿者每天分類物資、檢查投放快遞的人員是否有48小時以內核酸檢測報告。物業保安對物資進行全面消殺后，居民每隔兩米距離，排隊領取快遞。

　　如果一切順利，再過7天，小區就能轉為防范區。

　　但倪春芳不敢松懈，“只要出現一例確診，防范區也會再次變為封控區。我們期待全面清零那一天。”

　　(文中劉慧、王強為化名)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尹海月 王燁捷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22年04月20日 05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