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三大城市群的世界級想象空間

　　我國城市群某些指標已經達到世界級水平，三大城市群的創新活力各有特征

　　對標世界級城市群，打造我國的世界級城市群，這是我國中央和地方近年來的一件大事。

　　近日，北京市京津冀協同辦印發的《北京市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2022年工作要點》提出，北京將以構建現代化首都都市圈為統領，帶動協同發展重點領域取得新突破。

　　建設世界級城市群，這是早就定下的目標。2015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提出，優化提升首都功能，發揮一核作用，打造世界級城市群。

　　更早之前，2010年6月，國家發展改革委下發的《關于印發長江三角洲地區區域規劃的通知》提出，將長江三角洲城市群打造為“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世界級城市群”。

　　此外，在珠三角城市群基礎上，粵港澳大灣區呼之欲出。2019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要“建設富有活力和國際競爭力的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當年底，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則提出，要“高水平打造長三角世界級城市群”。

　　至此，三大城市群全部上升為重大國家戰略，打造世界級城市群成為未來中國發展的重要抓手。

　　我國三大城市群具備規模優勢

　　盡管我國大大小小叫城市群的有一二十個，但較為成熟的是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和京津冀。三個城市群國土面積占全國的5%左右，人口約4.2億，貢獻了中國近一半的GDP(由于統計原因，不含香港和澳門)。

　　上海經濟學會副會長、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沈開艷向新京智庫介紹，長三角作為國內最成熟的城市群，被稱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但與其他五大城市群的差距還是比較明顯的。比如人均GDP，長三角城市群的約1.8萬美元，僅為其他五大世界級城市群2015年時人均GDP平均值的三分之一左右。

　　曾經作為訪問學者或上海市政府相關項目的培訓學員去過美國、英國和德國的沈開艷介紹，她發現在世界五大城市群都有一個科技創新聚落，比如美國紐約、波士頓、日本大阪、京都和神戶等。中國北京、深圳和香港也形成了科技聚落，但就城市群整體來說，科技創新方面還是相對較弱。

　　2021年9月，在2021中關村論壇全體會議上發布的《自然指數-科研城市2021》數據顯示，北京、上海和南京進入前10名。從城市群維度比較，美國的紐約都市區、波士頓都市區和巴爾的摩-華盛頓均在前10名(只有費城不在)。

　　金融是又一項衡量指標。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所研究員王紅霞告訴新京智庫，以上海為例，盡管上海目前是僅次于倫敦、紐約的國際金融中心，但是，上海的頭部機構投資者數量和資產規模遠低于倫敦、紐約等成熟的國際金融中心。而且，上海金融市場的開放力度明顯不如其他國際金融中心，倫敦的境外投資者占比高達40%左右，紐約的境外投資者占比也在16%以上，而上海的境外投資者僅占投資主體的1.2%左右。

　　華東師范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侯定凱告訴新京智庫，說起世界級城市群的競爭力，產業、金融、科技、文化是最常提及的幾個觀察指標，但高等教育資源其實也是成為世界級城市群的一項重要資源。在倫敦、紐約、巴黎、東京等世界級中心城市，國際一流高校云集已是一種“標配”，大學學術聲望與所在城市和國家形象互為“營銷名片”、相得益彰。

　　國際教育市場咨詢公司Quacquarelli Symonds(簡稱“QS”)的數據顯示，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前(2019年)和后(2022年)，在世界大學排名中，前100名高校中，倫敦有6所、巴黎4所(2019年3所)、紐約3所、東京2所。中國大陸只有7所，其中上海有3所、北京2所、杭州和合肥各1所。

　　2021年10月，清華大學區域發展研究院、中國發展規劃研究院聯合發布《長三角人類發展進程報告(2010-2020)》顯示，教育水平是長三角地區人類發展的主要短板。報告指出，2020年長三角地區的教育指數僅有0.712，比0.814的人類發展指數(HDI)值低約0.1，是影響該地區人類發展的突出短板。在長三角地區41個城市中仍有24個地市的教育指數低于0.70，處于中等發展水平。HDI由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于1990年正式推出。

　　從綜合實力來看，三大城市群核心城市與世界五大城市群核心城市也存在一定距離。全球城市實驗室發布的《2021年全球城市500強》顯示，在前50名城市中，中國僅有上海、香港、北京、深圳和廣州上榜。而美國東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四個核心城市紐約、華盛頓、波士頓和費城均在前50名。

　　三大城市群的創新活力各有特征

　　我國三大城市群到底處于一個什么樣的水平？

　　華東師范大學城市發展研究院院長、教授曾剛告訴新京智庫，三大城市群內部各個城市之間，以前更多的是競爭關系。譬如，爭奪投資，特別是爭奪外資、來自中央政府的研究項目，甚至包括人才，因為城市群內部各個城市地理上離得比較近，空間上也是連片的。

　　“‘十三五’期間情況有很大的變化”，曾剛介紹，三個城市群內部各城市開始強調應該成為“一家人”，更多轉向合作。現在一些城市，比如北京、上海、深圳和廣州等，有些投資還不一定要。因為這些特大城市土地資源相對緊張，要對投資進行篩選。“不像以前，只要有投資都要，現在慢慢開始更多轉向高質量發展了。”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城市經濟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葉堂林對2012年-2019年三大城市群創新綜合能力做了對比，得出的結論顯示，長三角城市群的創新綜合能力得分由0.518增長到了0.970，京津冀城市群的創新綜合能力得分由0.181增長到了0.473，珠三角城市群的創新綜合能力得分由0.157增長到了0.509。

　　同期，三大城市群的創新效率也有很大變化。長三角城市群由0.72提升至0.93，京津冀城市群由0.35提升至0.81，珠三角城市群則由0.74提升至0.94。

　　從縱向看，國內三大城市群身上有比較明顯的發展“痕跡”。而從橫向上看，國內三大城市群之間的差距還比較明顯。

　　沈開艷介紹，發展活力就是指未來的潛力，這種潛力的表現可以從諸如戰略性新興產業、先導產業，或從企業活力(比如獨角獸企業，即估值超過10億美元的初創企業)等反映出來。從2016年開始，工信部每年會頒布一批“單項冠軍示范企業”名單，類似“獨角獸企業”。到現在已經公布了5批，從這5批全國單項冠軍的數量來看，長三角是最多的，呈現出蘇南、浙北和上海全域分布態勢。

　　國際市場咨詢公司CB Insights的數據顯示，全球“獨角獸”企業數量在2020年2月初超過1000家。其中，長三角城市群中上海68家、京津冀64家、粵港澳大灣區32家。

　　沈開艷解釋，從數量上看，長三角是最多的。從體量上看，北京的獨角獸公司估值最高，字節跳動貢獻了京津冀地區所有獨角獸公司估值的近一半。但從中位數來看，粵港澳大灣區的獨角獸公司最有競爭力。“從三個衡量角度看，三個城市群各有優勢和特征。”

　　南開大學中國城市與區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周密告訴新京智庫，三大城市群的發展活力、創新能力、產業結構、要素流動等指標的協同性上呈現明顯的“向心、成群、聯動”的特點。簡單來說，京津冀城市群“中心城市集聚”特征較為明顯；長三角城市群的梯次結構和成群特色較為鮮明；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聯動性和發展活力較為突出。

　　具體而言，京津冀城市群以北京為核心，其他城市均與北京保持高度的經濟聯系，其次是天津和河北石家莊。京津雙城聯動與石家莊等區域性中心城市相結合，形成了核心城市引領，特定空間結構支撐的發展格局。

　　長三角城市群的五個主要城市中，上海市對外的經濟聯系最強，但其他主要城市的輻射能力也較為均衡。長三角城市群的要素流動等經濟聯系較強，產業結構梯度合理、創新能力較強、具有較強競爭力，正在從“一群城市”向“城市集群”轉變。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內各城市與中心城市的經濟聯系強度與另兩大城市群對比都是最高的。“這說明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也有明顯的‘中心城市引領’特征，核心城市的極化效應顯著”，周密說。

　　京津冀的金融資源配置能力更突出

　　金融在城市群發展中亦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遼寧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林木西撰文表示，理論和實踐表明，金融與城市群經濟(協同)發展的過程與所處階段相互伴生，金融潛能切實服務于實體經濟所形成的金融經濟力成為推進城市群經濟協調發展的重要動力。

　　曾剛介紹，由于我國將金融發展劃片管理，長三角區域的金融行政管理分屬上海和南京兩個分行管理，這導致長三角城市群與金融區出現了錯位現象。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長三角城市群金融協同發展的障礙。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辦公室發言人告訴新京智庫，紐約、舊金山、東京灣區分別為金融、科技、產業樞紐，粵港澳大灣區則三者兼備。大灣區兩個特別行政區和內地九個城市各有不同且可以互補的優勢。香港既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同時在專業服務及科研等方面享有優勢。廣東省是具有全球影響力的高科技產業帶，其中深圳是集聚內地創新科技資源和人才的樞紐。

　　拋開香港和澳門，周密認為，珠三角地區也是我國經濟比較活躍的地區，區域經濟實力比較強，市場發育程度比較高，產業之間的關聯度也比較好。

　　周密表示，珠三角區域的不足之處是，區域金融發展不平衡，沒能形成金融合作協調機制。金融基礎設施不完善，影響金融要素的流動。

　　對于京津冀而言，周密認為，京津冀區域的優勢是北京的金融資源總量和資源配置能力突出。其中北京的綜合金融實力最為突出，證券行業較為發達；天津在特色專項金融發展中存在亮點；河北的金融發展差距較大，以銀行等傳統金融為主。

　　暨南大學經濟學院研究員王鵬對新京智庫表示，不管是哪個城市群，金融業的發展都還沒有很好地反映出企業發展的內在本質。這跟中國股市、金融市場有很大關系，就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股票上漲或下降不能很好地反映一家企業的業績發展水平。

　　區域協同發展仍有提升空間

　　三大城市群還存在一個較為明顯的特征是，城市群內部各個城市間的協同發展力度還不夠。

　　北京大學首都發展研究院院長、教授李國平對新京智庫介紹，相比長三角和粵港澳大灣區，京津冀在這方面會比較明顯一些，因為北京、天津和河北三地的產業關聯度較低。北京是電子信息、生物醫藥、金融和服務業為主，河北是以鋼鐵、煤炭、電力等靠近原材料工業、能源等產業為主，三個地方的產業結構存在較大差異和斷檔，沒有形成一個共同產業上下游關系，這也導致了京津冀技術交易量很小。

　　北京師范大學統計學院副教授杜勇宏等人撰文指出，北京是我國論文發表、專利發明和技術交易的高地，相比之下，與距離北京較近的天津和河北的論文合作、專利合作和技術合同輸出并不多。京津冀三地并未充分體現協同創新，亦未能體現區位優勢，特別是與企業商業行為直接相關的專利合作和技術合同輸出成交額兩項的優勢不明顯，京津冀協同創新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曾剛介紹，其實上海與江蘇、浙江的技術交易市場也是分開的。現在較為流行的一種合作方式是等級擴散，即專利合作在“北京和上海”、“北京和深圳”互相之間合作更多，而三大城市群內部合作少。“因為北京、上海或深圳科研人員在科研工作中遇到的問題差不多，容易形成共識，達成合作共贏的方案。”

　　王鵬認為，這是因為城市群內部的互助機制做得還是不夠好，這可能與區域發展水平不同有很大關系，因為各個城市之間的地方保護主義觀念還是比較重，相互之間交流與合作的意愿也不是很強，“這一點在珠三角也是比較典型的。”

　　問題是，三大城市群還面臨著更為嚴峻的問題。同時從事人口經濟學研究的王紅霞表示，從城市群競爭力建設的核心要素來看，三大城市群建設進程中還面臨著兩個瓶頸(潛在制約因素)，即人口老齡化對人口流動和勞動力供給的影響和挑戰，以及土地、人力等生產經營成本不斷上升帶來的制約。

　　與此同時，我國普遍存在不斷上升的人力成本和居高不下的土地成本，在周邊國家相對廉價的勞動力和土地成本優勢競爭下，將不可避免地對進一步吸引全球生產和服務業轉移造成一定影響，“如果不能有效解決，難免會進一步影響世界級城市群的建設進程”，王紅霞說。

　　離世界級城市群目標越來越近

　　盡管中國三大城市群與五大世界級城市群還有一定距離，各城市群面臨著各自的挑戰，但優勢也很明顯。

　　王紅霞表示，與其他世界級城市群相比，我國三大城市群的共性優勢在于人口規模龐大。即便是人口規模最小的京津冀城市群，人口規模(約1.1億)也是世界五大城市群中人口規模最大的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的1.5倍左右。我國人口規模最大的長三角地區總人口超過2億，龐大的人口規模和市場規模也是助力長三角城市群立足世界第六大城市群的重要因素之一。

　　另一突出優勢是，“我國三大城市群內部的交通一體化程度較高”，王紅霞說，這受益于我國高鐵和城際快速交通的日益完善，“一小時通勤圈”已經覆蓋城市群內部大部分城市，三大城市群內部基本實現同城化效應，極大地促進了世界級城市群的建設進程。

　　近年來，三大城市群也取得了不小成就。在一些方面已經達到世界級城市群水平，某些指標甚至超過了一些五大世界級城市群。

　　以粵港澳大灣區為例，其在一些方面已經成功躋身世界級城市群之列。

　　2022年2月28日，廣州日報數據和數字化研究院(GDI智庫)發布《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發展報告(2021)》顯示，粵港澳大灣區近五年《專利合作條約》(PCT)公開總量約12.20萬件，僅次于東京灣區，是紐約灣區和舊金山灣區的2.88倍和3.40倍。粵港澳大灣區PCT公開量一直保持正增長，2016-2018年增幅較快，自2019年以來增速雖有所放緩，但年復合增長率仍居四大灣區之首。

　　香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辦公室發言人表示，根據《規劃綱要》，香港作為區域發展的核心引擎，會繼續發揮比較優勢做優做強，增強對周邊區域的輻射帶動作用。

　　據《經濟日報》報道，自2014年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實施以來，京津冀三地持續增強協同聯動，非首都功能疏解取得階段性成效。產業、交通、生態環境及公共服務等重點領域率先實現突破，高質量發展穩步推進。京津冀以搭建產業合作平臺為抓手，積極開展形式多樣的對接活動，產業對接步入快車道。

　　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末，河北省累計承接京津轉入法人單位2.9萬個、產業活動單位1.1萬個。天津濱海——中關村科技園掛牌成立5年來，緊密推進與北京中關村示范區的合作發展，累計注冊企業突破3000家。其中北京企業占全部新注冊企業的三分之一，科技型企業占40%，已成為京津兩市重要合作平臺。科技創新鏈加快形成。2014年以來，北京輸出到津冀兩地的技術成交額累計達到1760.4億元，年均增長率超過兩成。

　　更為顯著的變化是GDP。2021年，京津冀地區生產總值合計9.6萬億元，是2013年的1.7倍；京津冀三次產業構成比由2013年的6.2∶35.7∶58.1變為2021年的4.5∶30.6∶64.9。

　　這種差距還將進一步縮小。2020年10月，北京市出臺的《關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的實施方案》提出，到2035年，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在促進南北區域均衡和縮小城鄉發展差距等領域發揮重要作用，首都核心功能更加優化，京津冀世界級城市群構架基本形成。

　　對于世界級城市群，沈開艷認為，世界級城市群從來就沒有一個標準概念。一般來說，長三角城市群不包括在內。

　　但長三角在經濟總量上的優勢也很明顯。王紅霞介紹，2021年長三角城市群的GDP總量已經基本達到甚至超過美國東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亦稱波士華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英國中南部以倫敦為核心的城市群以及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的水平。

　　新京報記者 肖隆平 實習生 金思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