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突出特性大家談】

　　作者：高江濤（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圍繞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陜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師二里頭等四處都邑性遺址，以及黃河流域、長江流域、遼河流域的其他中心性遺址，實施了重點考古發掘和多學科綜合研究。

　　陶寺遺址是探索中華五千多年文明的代表性遺址之一。1978年，陶寺遺址開始科學考古發掘。四十多年的考古發掘與研究，讓人們對這個在闡釋與展示中華文明精神標識和內涵特質中具有獨特作用的遺址，有了更深入的認識。

　　海納百川 包容四方

　　4300多年前，黃河中游的晉南盆地誕生了陶寺文化。我們發現，這一文化中竟然有數量較多的、并非屬于晉南地區文化系統的文化因素，明顯具有兼收并蓄的特點。

　　陶寺遺址出土有玉璧、玉琮，而璧與琮顯然是長江下游地區良渚文化的典型器類。陶寺文化中常見雙孔的玉石鉞，具有海岱地區大汶口—龍山文化系統的文化特征。更為罕見的是，陶寺一座墓葬棺內隨葬了1件具有良渚文化或者大汶口—龍山文化因素的“風”字形玉鉞。陶寺文化中，禮器性質的鼉鼓，圓點紋、渦紋彩陶，以及隨葬豬下頜骨的習俗等，均并非本地傳統，很可能來源于東方的大汶口—龍山文化系統。此外，陶寺墓葬出土的重要的奢侈品，如綠松石腕飾及綠松石鑲嵌技術，也很可能源于較早時期和大體同時代的海岱地區大汶口文化及龍山文化。陶寺文化出土的“粗體觚”、玉獸面、玉笄等，與江漢平原石家河文化及肖家屋脊文化同類器物十分相似。這些同類器物，正是南方大體同時期文化在陶寺文化中的反映。

　　陶寺遺址出土的精美彩繪陶器中，有一定數量的幾何類紋飾，這類紋飾與年代略早的西遼河流域小河沿文化中常見的幾何紋彩繪相近。值得注意的是，陶寺文化早期一些墓葬中，隨葬玉環的中孔形狀呈現桃形或梨形，而這種獨特的形態也是西遼河流域紅山文化玉環的特征。

　　晉陜高原石峁文化與陶寺文化是至少共存三百年的“黃河雙雄”，二者在陶器、玉器、銅器、版筑技術等眾多方面存在廣泛交流互動，已基本成為學界共識，甚至在史前少見的口簧樂器、銅齒輪形器和墓葬設置壁龕的特色習俗方面也“不謀而合”。陶寺文化大雙耳罐應該是甘青地區齊家文化的典型器物之一。陶寺遺址迄今已發現了7件銅器，一般認為銅器冶鑄源于甘青及更遠的西北區域，乃至中亞、西亞地區。

　　綜上，陶寺文化中發現了其東、南、西、北四方遠距離區域的典型文化因素，明顯具有海納百川的文化內涵和精神品質。

　　兼收并蓄 揚棄創新

　　以陶寺遺址為代表的陶寺文化與社會，已經進入了早期國家階段，邁入了文明社會，我們不妨稱之為“陶寺文明”。迄今為止，包括陶寺文明在內的中國所有史前區域文化，對本區域外文明因素的吸收都不是簡單的復制和效仿，而是選擇性地進行融合改造與創新。

　　陶寺文明吸收其他文化先進因素，創造性地使用復合范鑄銅器，如銅鈴、銅齒輪形器等，開夏商周三代輝煌的青銅鑄造技術之先河。陶寺文明日常生活用具也有經過改造的痕跡，一些十分重要的器物，如玉器，少見與原產地完全相同的文化特征。良渚文化因素散見于包括陶寺在內的中原龍山文化體系的玉石琮、璧、鉞。這些玉石器一般形體較小，紋飾簡單，多為素面，目前未見到如良渚玉琮上繁縟復雜的神人獸面及鳥紋圖案。去繁就簡形成的“陶寺式”玉璧、玉琮，似乎不再是通天法器，而更多成了身份地位的象征，并具有裝飾作用。尤其是一些玉石鉞帶有多個鉆孔，在主孔之外還有副孔，個別的還在副孔嵌補玉片或綠松石圓片用以裝飾。有些玉石鉞在主副孔之外，還散布一兩個散孔，可能用來系掛瓔珞之類，以彰顯華麗莊重，增強儀式感，表現禮制內涵，這顯然是陶寺創新之舉。“陶寺式”玉鉞沒有明顯的本區域歷史傳統，顯然是文化互動、融合創新的結果。陶寺文明還在整體上創新出多孔玉鉞、多璜聯璧、組合頭飾、組合腕飾等新的玉器，以凝聚族群。

　　太陽崇拜是史前文化的重要內容，人們長期觀測太陽運轉規律，以及日影長短與四季氣候變化之間的關系，產生了原始的天文歷法知識。陶寺先民在史前天文知識積累的基礎上，將陶寺遺址東部的自然景觀塔兒山和人工夯土建筑體有機結合，創造性地在陶寺遺址東南部修建了“觀象臺”。陶寺觀象臺，可以觀測到包括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在內的二十個節氣，顯然是與農業生產密切相關的二十四節氣的重要源頭。陶寺觀象臺，應該是陶寺文明最為重要的技術創新，一定程度上代表的是四千多年前的“尖端技術”和“核心技術”。

　　傳承發展 文明永續

　　中華文明是一個經歷了起源、形成及連續發展的獨特文明，主要表現為接續的文化之間，自覺地把文明基因傳承發展下去，終使中華文明延綿不斷。

　　所謂器以載禮，禮器較早即已出現。紅山文化、良渚文化的一些高等級器物，如玉器，明顯屬于祭祀或事神活動的重要遺物；大汶口—龍山文化中的一些彩繪陶器、精美酒器等，亦應是重要禮儀或禮俗活動中常備之物。

　　陶寺社會對大墓中禮樂器的隨葬有較為嚴格的規制或規定，即禮制初成。陶寺墓葬中出土了彩陶、漆木器、玉器等不同種類的禮器，鼉鼓、石磬、土鼓等禮樂器在大墓中隨葬的數量、組合和布設位置都是固定和統一的。幾座大墓的入葬時間至少相距百年，上述規定卻未有明顯變化。陶寺社會的中型墓可以分為三重葬儀空間：棺、棺外、二層臺，呈現出不同的功用和儀式。其中，棺外明顯呈現的是“飲食”“炊事”“生活陳設”等不同場景，二層臺隨葬豬下頜骨，反映了埋葬過程中莊重、嚴肅的助葬儀式。可見陶寺社會已經初步形成禮制，是其國家政治制度重要組成部分，“禮”成為“為政之輿，治國之器”。至二里頭文化時期，禮制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并在更廣的范圍內傳播，如玉禮器牙璋竟傳至中國大部分地區。從禮器到復雜的禮制，陶寺社會將禮樂制度的接力棒傳遞給二里頭。

　　一座都邑城址的規劃布局、理念，在一定程度上能集中體現出其社會對此前文化的傳承發展。陶寺城址的布局明顯經過規劃，城址內可以分為宮城及宮殿區、倉儲區、墓地、觀象臺祭祀區、手工業作坊區、普通居民區等。二里頭遺址同樣存在核心區與普通區域，有宮城宮殿區、祭祀區、墓地、手工業作坊區等功能區分。二者在布局規劃，甚至各功能分區具體地點、方位的選擇上，都有相近之處。尤其是宮城作為都城布局的核心區，有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由雙槐樹、屈家嶺、良渚等遺址中的大型建筑或房址集中的“類宮殿區”，至陶寺遺址在“宮殿區”外圍逐漸筑起城垣，成為真正的“宮城”，進一步傳承到二里頭的宮城，再至偃師商城的宮城。

　　在龍的形象形成過程中，陶寺也給后世留下了寶貴遺產。陶寺彩繪龍盤只出土于大墓中，其中龍的形象集合了多種動物形象，并將龍與王權乃至以王權為核心的國家相結合，把對龍的崇拜發展成族群或國家的象征。至新砦文化及二里頭文化時期，除了各種綠松石龍形牌飾外，陶器上也常見刻劃與裝飾的龍形象，龍的神性圖像逐漸流行。陶寺與二里頭之間，在龍形象上有著較為明顯的承繼關系。龍山時代晚期至二里頭文化時期，包括龍形象在內的獸面或神人面均有闊臉、臣形目和蒜頭鼻等主體特征，晉南、江漢、海岱、環嵩山地區的獸面或神人面，都出現了這類相似形象。無論是復制，還是效仿，甚至是追慕、發展和傳承，最終的結果是在文化互動中，各地區對此類獸面或神人面形象產生了大體的認同，這反映的正是從“多元”走向“一體”的文化基因。

　　四五千年前，陶寺社會既經歷了文化的交流互動、融合創新，也將文化基因傳遞給后世。陶寺社會的文化內涵和精神品質，生動印證了中華文明所具有的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包容性。

　　《光明日報》（2024年03月03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