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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吳薩（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曹玉瑾（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編者按

　　習近平主席在二〇二四年新年賀詞中娓娓講述了過去一年砥礪初心的不懈奮斗，深情回首了偉大祖國邁向繁榮富強的堅實步伐。他強調，“中國經濟在風浪中強健了體魄、壯實了筋骨”。此前在京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全面總結2023年經濟工作，深刻分析當前經濟形勢，系統部署2024年經濟工作。

　　新的一年，如何看待中國經濟走勢？怎樣做好2024年經濟工作？光明智庫特邀專家學者建言分析。

　　2023年是全面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的開局之年，是三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轉段后經濟恢復發展的一年，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我國頂住外部壓力、克服內部困難，經濟運行回升向好，高質量發展扎實推進，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邁出堅實步伐。

　　總的來看，我國經濟回升向好、長期向好的基本趨勢沒有改變，支撐高質量發展的要素條件不斷集聚增多；同時也要看到，當前我國經濟仍面臨一些困難與挑戰，主要有：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社會預期偏弱、風險隱患仍然較多，國內大循環存在堵點，外部環境的復雜性、嚴峻性、不確定性上升。總體來看，周期性和結構性問題并存，短期和長期問題交織。

　　面對這些壓力，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堅持“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先立后破”，多出有利于穩預期、穩增長、穩就業的政策，著力擴大國內需求，強調“要激發有潛能的消費，擴大有效益的投資，形成消費和投資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為此，需要保持經濟增長維持在合理增速水平，同時在結構改革與高質量發展方面更加積極有為，逐步實現經濟結構優化和增長動力轉換。

　　穩是大局和基礎，“進”是方向和動力

　　把經濟發展穩在合理區間，鞏固回升向好態勢，充分保障就業民生，才能為“進”創造穩定發展環境。

　　在當前發展階段和發展環境下，增長不僅事關發展，更與經濟安全息息相關。

　　增長作為就業的源泉至關重要。保增長就是保就業，《“十四五”就業促進規劃》提出，到2025年，城鎮新增就業5500萬人以上，努力實現更大規模。按歷史規律計算出的彈性系數，GDP增長一個百分點可帶動210萬人左右的就業，因此，保就業要求年均實際GDP增長不能低于4.8%。

　　增長作為債務可持續的保障至關重要。從債務/GDP這一衡量杠桿率的傳統指標可以看到，更高的經濟增長能夠更好緩釋債務壓力。此外，實際增長率與實際利率之間的差距越大，債務空間越大，因此，相比于債務規模，經濟增長對債務可持續的影響更為關鍵。

　　增長作為經濟結構轉型的托底和促進因素至關重要。從改革開放的經驗看，中國經濟始終是在增長中化解各類風險，沒有一定速度的經濟增長，就沒有輾轉騰挪的空間，很多結構性改革也就無從談起。此外，增長也是通脹預期的穩定器和資本流入的重要影響因素。需要以增長帶動增量升級、以需求端托底供給端和技術端，才能在發展中解決問題、在增長中實現轉型。此外，增長還是我國居民收入實現階段性跨越的必然要求。

　　“形成消費和投資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是擴內需關鍵

　　經濟工作千頭萬緒，必須抓住當前經濟運行中的主要矛盾，找到關鍵“鑰匙”。當前，有效需求不足仍是中國經濟的主要矛盾，要全面準確認識消費和投資的關系，擴大有潛能、有效益的內需，形成消費和投資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

　　第一，消費和投資不是割裂的更不是對立的，而是相輔相成、對立統一的。投資是經濟增長的直接驅動，消費對投資有巨大的反作用，二者良性互動才能促進國民經濟循環暢通。消費突出的作用，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為有效投資和長期經濟增長提供基礎和方向；而投資的主要作用，則是為有效需求提供供給，從而實現經濟增長，進而支撐收入和消費水平的不斷提升。擴大消費的關鍵是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而收入增加的關鍵則是經濟增長。因此，要以供給創新帶動需求擴張，同時以有效需求確立有效投資和有效供給范圍。

　　第二，結構性投資短缺仍然存在。基礎設施聯通度和協同性水平有待提高，大城市交通擁堵等壓力日益增加，而中西部地區、農村地區基礎設施的可獲得性有待加強。因此，我國仍存在較大空間的投資需求，需要研究的是如何將投資項目更好地與構建新發展格局、實施新型城鎮化戰略和區域發展戰略等結合起來，通過高效投資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第三，當前我國處于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亟須充分發揮投資對優化供給結構、促進科技創新、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的關鍵性作用。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對關鍵領域和節點行業大量投資帶來的全要素生產率快速增長。有效投資能夠從促進技術進步、勞動力轉移、對外開放等多個方面，推動全要素生產率提升。據測算，我國投資每增長10%，全要素生產率增速就能提高1.2%。加快資本積累，同時優化資本與其他要素的結合方式，仍然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實現經濟趕超的重要手段

　　“激發有潛能的消費，擴大有效益的投資”是努力方向

　　實現消費和投資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就要找到投資和消費的契合點，使得投資方向真正匹配需求、帶動需求，通過高質量供給帶動潛在消費釋放。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了“有潛能的消費”和“有效益的投資”的重點方面，要在這些重點領域著力擴大有效投資、挖潛消費空間。

　　“擴大有效益的投資”，核心在于提高投資效率和針對性，充分發揮投資在科技創新中的重要作用。與美國等國普遍面臨的大規模投資機會缺乏、投資相對不足等制約生產率增長的局勢不同，我國仍然擁有大量的潛在投資機會，要通過政府和市場緊密配合，跨周期投資一些關鍵領域和行業，并盡快啟動一系列結構性改革，通過高效投資促進高質量發展。

　　第一，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和科技創新是“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先立后破”的主要方向，需要加大投資強度。制造業特別是高端制造業、裝備制造業、智能制造業領域需要大量投資。此外，我國生產性服務業的投資和發展存在明顯短板，如工業軟件、人工智能等。因此，一方面要大力發掘若干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新賽道，一方面要借助新技術加快傳統產業升級，加大投資強度。

　　第二，推動鄉村全面振興和以人為中心的城鎮化仍存在巨大投資缺口。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統籌新型城鎮化和鄉村全面振興”“要把推進新型城鎮化和鄉村全面振興有機結合起來，促進各類要素雙向流動，推動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新型城鎮化建設，形成城鄉融合發展新格局”。目前，我國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進程不斷加快，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制度、提高農業轉移人口融入城市水平等，將帶來大量的投資機會和較大的生產率增長空間。

　　第三，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建設以及房地產等傳統領域，也需要投資來滿足改善性需求。例如，很多居民仍有改善性住房需求，基礎設施特別是新基建以及跨城市跨區域的基建投資仍不足。

　　“激發有潛能的消費”，重點在于在穩定和擴大傳統消費的基礎上培育壯大新型消費，改善居民收入。超大規模市場是我國貫徹擴大內需戰略的最大優勢，當前，消費絕對水平尚未恢復至疫情前的長期趨勢水平，消費結構有所轉變，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推動消費從疫后恢復轉向持續擴大”。

　　一是培育壯大新型消費，大力發展數字消費、綠色消費、健康消費，積極培育智能家居、文娛旅游、體育賽事、國貨“潮品”等新的消費增長點。文化和旅游部數據中心測算，2024年元旦假期3天，全國國內旅游出游1.35億人次，同比增長155.3%，按可比口徑較2019年同期增長9.4%；實現國內旅游收入797.3億元，同比增長200.7%，較2019年同期增長5.6%。旅游者行列中，中老年群體、農村居民、中小城市居民參與度提高。

　　二是穩定和擴大傳統消費，提振新能源汽車、電子產品等大宗消費。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公布的數據顯示，2023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車產銷量分別達到378.8萬輛和374.7萬輛，同比分別增長42.4%和44.1%。為進一步提振汽車消費，國家發改委等部門還印發了《關于促進汽車消費的若干措施》，提出優化汽車限購管理政策、加強新能源汽車配套設施建設、著力提升農村電網承載能力等措施。

　　三是穩定就業和增加居民收入。只有居民就業和收入明顯改善，消費增長才會有更大空間。

　　為擴內需營造有力度的宏觀政策條件

　　落實“著力擴大國內需求”是今年經濟工作的重點任務，需要有力度的政策支持和宏觀條件。要統籌好擴大內需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堅持穩增長和防風險并重，用好財政、貨幣、產業、就業等政策組合，強化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為擴內需創造良好的宏觀條件，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

　　積極的財政政策要“適度加力、提質增效”，進一步優化支出結構和減稅降費政策。在總需求不足的條件下，積極的財政政策應發揮更大作用。一是財政政策總量方面，要“用好財政政策空間，提高資金效益和政策效果”“統籌好地方債務風險化解和穩定發展”，保持財政支出強度的合理增長。此外，“合理擴大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用作資本金范圍”，將城中村改造等重大工程納入專項債支持范圍。二是繼續優化財政支出結構。2023年財政支出結構中，一般性支出得以控制，但在社會保障和就業、國防、科技、教育等領域支出增速相對較高，今年支出結構將繼續優化。三是優化減稅降費政策，落實好結構性減稅降費政策，重點支持科技創新和制造業發展。

　　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適度、精準有效”，更加注重融資的結構性問題。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社會融資規模、貨幣供應量同經濟增長和價格水平預期目標相匹配”。一是貨幣政策要更加注重與“價格水平預期目標”相匹配，一方面，在貨幣供應和信貸擴張上，要更加突出逆周期性和對通脹目標的引導；另一方面，要更加關注低通脹、實際利率高企的現象，增強利率調控。二是貨幣政策要重視“結構”和“存量”，更加注重提高資金的效能，更加注重對于重點領域的融資支持。這意味著總量增速不再是唯一的抓手，還要注重央行結構性工具以及商業銀行信貸結構的優化。為此，要落實好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提出的“堅持把金融服務實體經濟作為根本宗旨”的要求，貨幣投放注重資金直達實體，支持科技、綠色、普惠、數字、養老等重點方向，在保持總量合理增速的情況下通過結構優化來降低融資成本。

　　要增強宏觀政策的取向一致性，提升政策協同性。加強財政、貨幣、就業、產業、區域、科技、環保等政策協調配合，確保同向發力、形成合力。比如，在化債進度、補充銀行資本、政府債券發行等方面，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要加強配合。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第一次提出把非經濟性政策納入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這對加強政策協同具有很強針對性。同時，要加強經濟宣傳和輿論引導，強化預期管理，與宏觀調控政策同頻共振，為經濟持續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撐。此外，通過“深化重點領域改革”“謀劃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落實金融體制改革”，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發力的同時，穩步推進相關領域改革，并通過改革提高政策有效性，實現“增效”目標。

　　《光明日報》（2024年01月11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