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23年11月21日是謝晉導演誕辰百年紀念日。作為中國電影的旗幟性人物、20世紀后半葉中國最有影響力的電影藝術家。謝晉導演在從藝60年間拍攝了36部故事片、5部電視劇。他用鏡頭與膠片當筆墨，書寫社會變遷和時代風云，他的電影堪稱“新中國歷史的一面鏡子”。

　　距離謝晉導演逝去已經15年，但關于他和他的電影始終是“活著”的。本期圓桌談，我們梳理謝晉為中國電影留下的珍貴遺產，探討紀念謝晉和謝晉電影的當下價值。

　　主持人：許多電影人提及謝晉導演，都有一句“人高馬大，聲如洪鐘”。在兩位的個人記憶中，謝晉導演是個怎樣的人？

　　徐春萍：我是在謝晉導演晚年時與他的交流多了起來。有一幕揮之不去。2008年，他去世前的幾個月，我們一起聽他談創作計劃，小范圍、一整個下午的交流。謝導穿著他標志性的卡其色導演背心，幾小時的時間，大聲說話、滔滔不絕、精力充沛，根本不像一個85歲的老人。說到興奮處，用上身體語言，揮舞手勢，像個指揮家，談到自己要拍的故事，充滿激情，非常有感染力。

　　厲震林：作為我們這一輩電影人，謝晉是神一樣的存在，無法近視，只能遠觀。第一次見他，是在1990年代中期，我在上海有線電視臺兼任《影視瞭望臺》欄目撰稿，赴謝晉—恒通明星學校采訪謝晉。當時我就某個問題請教謝晉的看法，說作為全國政協常委如何看待，他大手一揮，“這跟全國政協常委有什么關系，我只是一個電影工作者，只能就此而論”。

　　只要還有人記得他，他就還活著

　　主持人：今天我們懷念、致敬謝晉，有著多重心境的疊化。可能是致敬父輩藝術家，致敬改革開放初期由他作品所引領的創作的黃金年代，致敬上海電影學派中現實主義的創作傳統。這其中蘊含了今天我們懷念、致敬謝晉和謝晉電影的當下價值。

　　徐春萍：確實如此。我個人也是從三個層面去理解——謝晉與電影、謝晉與時代、謝晉與觀眾。具體的后面再展開，先說兩個事實。

　　為了紀念謝晉導演百年誕辰，謝晉電影藝術基金會今年組織籌拍了口述實錄系列片。很多他的合作者、老朋友安排出時間接受采訪。謝導已經逝世15年了，很多受訪者仍然很動情，說著說著就流淚了。我想到一句話：一個人不在了，但只要還有人記得他，他就還活著，活在我們的記憶里和情感里。前陣子我參加東京電影節中國電影周。日本知名演員栗原小卷回憶當年謝導請她拍攝《清涼寺鐘聲》的故事。我坐在臺下，為她的講述深深觸動。我深切地認識到，很長一段時間里，他是中國的謝晉，也是世界的謝晉。

　　我們梳理謝晉的藝術足跡，希望年輕電影人能看到、學到。謝晉為中國電影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和藝術滋養。只有你仰望過藝術的高峰，才能更清楚地看清自己和腳下的路。

　　厲震林：目前，中國電影處于觀念變革的時期，在長(電視劇、網絡劇)短(微短劇)夾擊的形勢之下，電影需要重新調整自己的定位和方向，甚至是概念的重構。此時，紀念謝晉導演，意義重大。

　　謝晉是勇于藝術創新的人，他創造了中國電影的許多“第一”：新中國最早的彩色體育片，創辦民辦謝晉—恒通明星學校，自籌資金拍攝《鴉片戰爭》……從藝術到產業，均有許多首個“吃螃蟹”者行為。如此創新精神，是當下深化電影改革所十分需要的。

　　謝晉是位戲比天大的藝術家。他對電影拍攝幾乎到了苛刻的地步，一粒紐扣、一個針線包，都必須與歷史真實一致。他認為，電影拍攝如同“雙手捧水”，指縫間東漏一點西滴一些，水就沒了，電影創作也是如此，每個環節都不能“跑冒滴漏”。如此工匠精神，也是從電影大國到電影強國所必須發揚的。

　　謝晉深愛著黨和人民。他歷經坎坷，但這份愛始終濃烈。他將自己的電影與中國的命運緊緊相連，成為新中國的形象史和精神史。如此藝術情感，也是時下過于重視娛樂而忽視人文精神的電影所需要珍視的。

　　謝晉有著滿懷的民族情感。在他的影片中，有儼然的民族氣質、中國人獨特的表達方式、中國電影獨特的民族意蘊，每一個中國觀眾看完他的電影，都會覺得有濃郁的民族性，又有深刻的現代感。如今，中國電影學派正在倡導，謝晉導演毫無疑問是它的典范標本。

　　時代與觀眾，是他一生的創作所牽系

　　主持人：關于謝晉，有兩句話廣為流傳。一句是前輩電影理論家鐘惦棐的評價“時代有謝晉而謝晉無時代”，另一句是謝晉自己的創作信條“金杯銀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如何理解這兩句話？

　　厲震林：我時常體會到謝晉所推崇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那句名言，“到劇場來，我是來聽潛臺詞的。如果聽臺詞的話，我在家里讀劇本好了。”謝晉的美學原則里，編劇是寫“潛臺詞”的，演員是演“潛臺詞”的。因為他覺得電影是要表現人的精神的，需要一個個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人，他們有自己的生命，而非導演的木偶。

　　正因如此，謝晉的電影及人物有極大的穿透力，可以跨越時代。他常說，倘若一個人看完電影后說畫面很漂亮、音樂很好聽，唯獨沒說人物很生動或是很深刻，那么這部影片是失敗的。他說“電影是人學”——提升到如此高度，他電影中的人物就可與任何時代對話。

　　徐春萍：謝晉說過，導演要站在時代的高度，了解這個國家的過去和未來。惟其如此，我們才知道這個時代的觀眾需要什么樣的電影。可見，時代與觀眾，是他一生的創作所牽系。

　　他一生的創作都與他生活的時代密切相關。謝晉說，一部電影如果沒有對社會、對人生、對生活有獨到而深刻的認識，這個作品就是平庸的。他一生的創作，心里都裝著他的觀眾。謝晉電影之所以成為“謝晉現象”，是因為他電影深厚的人民性。有一位法國的電影評論家說，謝晉導演是在為全體中國人拍片。謝晉自己也有很多思考。他說，拍電影是為了觀眾，因此要了解觀眾，他們的所思所想、所行所至。

　　主持人：謝晉導演的藝術生涯拍了36部故事片，倘若把這些影片按故事發生的年代排列，近乎一部中國近現代史：從虎門銷煙的《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的《秋瑾》；從土地革命時期為背景的《紅色娘子軍》，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的《舞臺姐妹》，然后《啊！搖籃》講延安保衛戰，《女籃五號》的故事發生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反思三部曲”從20世紀50年代講到改革開放初期……而他生前拍攝的最后一部長片《女足9號》，講述了20世紀末中國女足奮力拼搏的故事。是什么賦予了謝晉電影里的時代性？

　　厲震林：謝晉的電影，構成了一部中國近現代史，可以作為它的注釋和佐證，以一種人物和情感的方式，進入歷史的深處，可觸摸到它的幽微所在，從而尋覓和確認它的規律。它似乎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許多是主動的行為，而非被動的承擔。典型的案例是，《鴉片戰爭》是為了紀念香港回歸而拍攝的，面對民族之辱以及今日之盛，謝晉有感于此，不吐不快，“雖萬死而不辭”。

　　這是源于謝晉的歷史感和責任感，導演是用特殊手段表現的作家，“文章合為時而著”，對于百年中國近現代史的興衰，他不會無動于衷。為藝術而藝術，或者為娛樂而藝術，乃至為金錢而藝術，均與他的文化基因無關。他是為時代而藝術，體恤民族的創傷，謳歌時代的進步，這是他的電影美學出發點。

　　徐春萍：在某種角度說，他首先是個思想者。余秋雨也評價：“他的每一部電影都是中國思想解放的一個臺階。在中國人艱難完成思想蛻變的過程中，謝晉是一個超前、自覺的啟蒙主義者。”從1965年上映的《舞臺姐妹》開始，他的電影就在持續不斷地探討人性、人情和人道主義。直到他“反思三部曲”的出現，被認為是中國現實主義電影的高峰。與時代同呼吸，同時又在思想上獨領風騷，是造就他電影藝術高峰的核心基石。

　　他一生中，樁樁件件都是改革創新之事

　　主持人：2018年，改革開放40周年時，謝晉獲頒“改革先鋒”獎章。如何看待一位電影人獲此榮譽？

　　徐春萍：記得當時對他的授獎詞：助推思想解放、撥亂反正的電影藝術家。在我看來，這句話是黨和國家給予一個電影工作者的至高榮譽。

　　其實謝導一生的創作都在追求電影藝術的創新。他始終在創作中思考、探索。他尊重藝術規律，大多數時候他用自己的藝術實踐捍衛藝術規律。他有一本小冊子《謝晉談藝錄》，都是他在實踐中思考總結出來的藝術觀，不是長篇大論，一段一段的，但有很多金句。這本小冊子一直就放在我的辦公室案頭。

　　厲震林：謝晉的電影已經融入新中國的精神史，進入改革開放的精神史。改革開放之初，他以一個藝術家的敏感，以及一種強烈的政治情懷，拍出了《天云山傳奇》。這需要藝術的智慧，更需要政治的勇氣，在當時是一件頗為石破天驚的事情。此后，他創辦民辦學校，獨立制片電影，樁樁件件都是改革創新之事。

　　“文貴含蓄”是中國電影表演的美學智慧

　　主持人：跟謝晉導演共事過的人都形容他嚴厲又細膩，尤其是創作中滿含詩意。他曾說中國古典文論中的“文貴含蓄”應當被視為電影藝術的最高美學標準之一。我們能從哪些作品中看到他的這一主張？

　　厲震林：“文貴含蓄”，是謝晉的美學原則。在他的系列作品中，均是如此。它忌露、忌白、忌直，而是婉轉而低徊，如此才有情致而意蘊。這里，與前面的“潛臺詞”美學追求也連接了起來。謝晉認為，“戲，越是動情的地方，演員越克制，而觀眾越會感動；反之，演員越嚎啕大哭，觀眾反而會無動于衷。這是藝術上一個很重要的規律。”

　　以《女籃五號》為例，他要求劉瓊和秦怡的愛情表演是克制的，從青年熱戀到中年破鏡重圓，以一種含蓄和內在的情感演繹，是一種綿實而優雅的美感。“‘你想要我干什么？’這樣一句簡單臺詞，好的演員可以念出幾十種不同的意思、不同的感情語氣來，這是演員真正的基本功”，“我常跟演員舉這個例子，劇本上邊常見到的‘百感交集’，‘百感’就不是一種，酸、甜、苦、辣都有，演員最難了，可也最有意思。”這都是“文貴含蓄”的謝晉主張，是中國電影表演的美學智慧。

　　主持人：借用今天的說法，謝晉導演也拍過一些“命題作文”。比如《大李小李和老李》宣傳體育鍛煉，比如《黃寶妹》宣傳全國勞模、紡織工人黃寶妹。謝導當時交出的“主旋律”作業能給今天的創作者帶來哪些啟迪？

　　徐春萍：電影《大李小李和老李》是1960年拍的一部黑白電影，算是任務片。謝導是個高手，他找來了范哈哈等幾個當時著名的滑稽戲演員用滬語來拍電影，拍成了他作品中不多的一部喜劇片。只不過，1962年的公映版是普通話版本。

　　為了彌補遺憾，2018年，我帶領上海電影譯制廠的團隊，把《大李小李和老李》重新修復制作了滬語版。保留黑白畫面，畫質做了4K修復，音樂重新錄制，臺詞請來徐崢、姚勇兒、茅善玉等一批上海影視舞臺演員重配。在當年的上海國際電影節展映時一票難求。千人場的影廳，前后放了5場。不僅是上海，今年初，滬語版參加新加坡華語電影節展映，被要求加映2場。相隔60余年光陰，跨越不同地域，老電影還讓今天的觀眾笑得不停。可見，好作品經得起時間考驗；一位高超的、不甘于平庸表達的電影導演，可以在重重局限中完成自己的藝術創新和突破。

　　中國電影如您所愿，欣欣向榮

　　主持人：今天，我們如何評價謝晉在中國電影史、上海電影史的位置？

　　徐春萍：謝導從1948年開始拍戲，一直拍到他逝世的2008年，最后一部作品是為汶川大地震拍的短片《中國，站立成樹》。近年來。謝晉電影在豆瓣評分反彈上升。年輕人回頭看謝晉，并給予高分。經歷過時間的篩選，能留下的就是經典。謝晉為電影而生，他也在他的電影里永生。

　　上海謝晉電影藝術基金會的使命，將致力于弘揚謝晉電影藝術精神，助推中國電影從電影建設成為電影強國。謝導愛電影，把生命燃燒在他的電影里。除了創作，他做了很多事，推動中國電影發展，推動中國電影走出去，走進來。百年誕辰之際，我們為他點一炷香，告慰他：中國電影如您所愿，欣欣向榮，有一批又一批年輕電影人涌現，成為中國電影的新力量。

　　厲震林：謝晉，是屬于電影界的，但是，他又不僅僅屬于電影界，而是屬于整個民族的。他融入了中國精神史，成為當代中國人集體審美歷程的一個組成部分。

　　嘉賓：徐春萍(上影集團副總裁、上海謝晉電影藝術基金會理事長)厲震林(文藝評論家、上海戲劇學院電影學院院長)主持人：王彥(文匯報記者)

　　(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