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光·文學巨匠·紀念孫犁誕辰110周年】

　　作者：徐福偉（《小說月報》執(zhí)行主編）

　　面對駁雜的現實世界，如何攫取有效素材，由基于個體經驗的“小與輕”的生活真實，上升為對世界與人類傾情關注的“大與重”的藝術真實，成為考察作家敘事成熟度的重要維度之一。

　　孫犁晚年“裝書避囂”，看似棲息在自己的書房中，但他的文字是面向外界敞開的，是基于個體經驗表達對世界與人類的關注。這就涉及小說創(chuàng)作中的一組重要的審美對照關系，即“小與大”“輕與重”的藝術處理。

　　“蕓齋小說”是孫犁晚年基于自身經驗的深切思索，同時又是關涉世界和人類的典型文本。對于此類“重”與“大”主題，“蕓齋小說”延續(xù)了“書衣文錄”以極簡的文字話家常的敘事傳統，甚至連結構也是散漫的、隨性的，將敘事情感日常化、倫理化，甚至歷史化，兼具民族與家國的情感厚度。“蕓齋小說”就像是一位歷經人世滄桑的澄明老人對子孫后輩的私語，許多只言片語尖銳犀利、一語中的。正如孫犁在《讀〈沈下賢集〉》中說：“文學藝術的主要標志，就是用最少的字，使你筆下的人物和生活，情誼和狀態(tài)，返璞歸真，給人以天然的感覺。”此外，“蕓齋小說”不以緊張、激烈甚至獵奇的情節(jié)沖突取勝，而是著力于對日常生活表象下人類復雜情感關系的呈現與發(fā)掘，通過“輕、小”的故事情節(jié)與“重、大”的情感關系的矛盾處理，揭示波瀾不驚的日常生活表層下的暗流洶涌。孫犁在“蕓齋小說”中駕輕就熟地處理了小說寫作中的“輕與重”“小與大”的審美對照關系，對當代小說創(chuàng)作具有一定的示范價值。

　　“蕓齋小說”能夠在小說敘事上取得以小見大、舉重若輕的藝術效果，這得益于孫犁重視“擴大生活的視野”，強調“廣讀深思”，追求“藝術與道德并存”的創(chuàng)作經驗。從孫犁及“蕓齋小說”的跨越時代性、穿越歷史性的影響力而言，這些創(chuàng)作經驗是成功的，并且行之有效，具有很強的前瞻性和超越性，對于當代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具有重大的借鑒價值與意義。

　　重視“擴大生活的視野”

　　孫犁在文學創(chuàng)作實踐活動的準備階段，尤其重視“擴大生活的視野”，認為生活是文學創(chuàng)作的基礎，若拋棄了生活基礎，文學創(chuàng)作也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孫犁首先強調作家要注意觀察和思考生活，“著眼于生活，把全部注意力放在觀察、思考、表現自己周圍的人和事，避免閉門造車，胡編亂造”，認為“凡是對現實生活，有充分的觀察和認真的思考的作家，他就不必過分著意于創(chuàng)作的技巧和故事的編造。生活本身會給他提供適當的情節(jié)，故事的進程，他就不必去追求什么奇奇怪怪的形式”。

　　在觀察、思考生活的基礎上，孫犁進而提出作家“對于現實，對于生活”還應該“看得真切一些，看得深入一些。沒有看到的，我們不要去寫，還沒有看真看透的東西，暫時也不要去寫”，需要進一步“深入生活”。孫犁認為作家在觀察、思考生活，進而深入生活的基礎上，還需要進一步感受和理解生活，“作品主要的基礎，是現實生活和作家對生活的感受和認識。如果作者并沒有這種生活經歷，或有所經歷而沒有感受，或雖有感受而沒有真正理解，他是不會構思與組織能以表現此種生活的情節(jié)或細節(jié)的。強加情節(jié)于并不理解的生活之上，將絲毫無補于生活的表現，反而使生活呈現枯萎甚至虛假。情節(jié)，是生活之流激起的層層波浪，它是從有豐富生活基礎并對它有正確理解的作家筆下，自然流露出來的”。

　　以此反觀當下的文學創(chuàng)作，一些作品題材同質化、情感平淡化，也許可以從孫犁重視“擴大生活的視野”的創(chuàng)作經驗中找到反證。當下的作家普遍缺乏生活基礎，尤其是青年作者，躲在象牙塔里的居多，不屑于或者不善于真正深入生活，由此導致了創(chuàng)作的作品不痛不癢，既難以具備生活的質感與痛感，又難以具備共情能力，從而與廣大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現實生活相去甚遠，由此導致文學日益固化、圈子化，這不得不引起我們的警醒。

　　孫犁還指出，作家在重視“擴大生活的視野”的同時，還需要處理好文藝與政治的關系，應遵循魯迅提出的“政治先行，文藝后變”。孫犁在《文學和生活的路》一文中說：“文藝不是要反映現實生活嗎？自然也就要反映政治在現實生活里面的作用、所收到的效果。這樣，文藝就反映了政治。政治已經在生活中起了作用，使生活發(fā)生了變化，你去反映現實生活，自然就反映出政治。”同時孫犁告誡作家們：“政治已經到生活里面去了，你才能有藝術的表現。不是說那個政治還在文件上，甚至還在會議上，你那里已經出來作品了，你已經反映政治了。”這實際上還是強調作家深入生活的重要性，只有深入生活了，百姓日常生活中所體現出的政治因素才能在文本中鮮活、生動、具象地呈現出來，而非簡單的口號呼喊和刻板化的人物形象設計。在“蕓齋小說”中，孫犁很好地踐行了這一創(chuàng)作經驗，這為當代作家如何處理文藝與政治的審美對照關系提供很好的示例。

　　孫犁對社會歷史、世相人生有著深沉的情感體驗。這種生活經歷與感受力凝聚于筆端，他以白描藝術手法成功塑造了一批具有生活質感、帶有鮮明時代特征、具有典型意義的人物形象，含蓄且深刻地表達理性反思。

　　強調“廣讀深思”

　　孫犁認為，作家除了具備生活的基礎之外，還需要進一步“擴大借鑒的范圍”，學習多方面的知識，“廣讀深思”。

　　“廣讀深思”，是孫犁給予當代文學創(chuàng)作的重要啟示之一。“蕓齋小說”就是孫犁在“擴大生活的視野”中“廣讀深思”的產物。他追求儉樸生活，大量閱讀古今書籍，吸收了豐富的世界性精神文化資源，尤其是史傳傳統、筆記小說、魯迅作品、蘇俄文學對其影響深遠，這成為孫犁創(chuàng)作“蕓齋小說”的精神譜系來源。

　　孫犁的藏書中史書占有很大比重。他對于微言大義、春秋筆法爛熟于心。在《三國志·關羽傳》中，他寫道：“自《春秋》立法，中國歷史著作，要求真實和簡練。史家為了史實而犧牲生命，傳為美談。微言大義的寫法，也一直被沿用。”這直接影響到“蕓齋小說”的寫作，孫犁“晚年所作小說，多用真人真事，真見聞，真感情，平鋪直敘，從無意編故事，造情節(jié)”，而且追求極簡之筆法。

　　在《談筆記小說》中，孫犁寫道：“中國的所謂筆記小說，由來已久……在寒齋的藏書中，也占很大的比重，幾乎有三分之一。”筆記小說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學中尚簡的審美風尚，尤其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世說新語》和清朝的《聊齋志異》。在筆記小說中，孫犁也尤為推崇這兩部作品。在《買〈世說新語〉記》中說這部作品“三言兩語，意味無盡”，評價《聊齋志異》“文字生動跳躍，傳情狀物能力之強，無以復加的簡潔精煉”。孫犁在“蕓齋小說”寫作中承續(xù)了筆記小說中尚簡的審美風尚并發(fā)揚光大。

　　孫犁終生以魯迅為師，“追步先賢”，連買書也是根據《魯迅日記》中書賬所記，稱贊魯迅“惟熱惟光，光明照人”。魯迅對于國民性的批判是徹底和決絕的，其批判的目的在于“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孫犁晚年所作“蕓齋小說”，走向對人性的深刻解剖與批判，與魯迅的批判改造是一脈相承的。

　　孫犁還存有大量的外國文學作品，其中蘇俄文學占有一定比重，如《死魂靈》《契訶夫文集》《戰(zhàn)爭與和平》《靜靜的頓河》等，還有“關于托爾斯泰的回憶”的《往事隨筆》，屠格涅夫的《回憶錄》，以及《論俄羅斯古典作家》等。孫犁早在20世紀40年代就寫過《壯健性——紀念高爾基》《迎法捷耶夫》，50年代還寫過《馬雅可夫斯基》《托爾斯泰》《果戈理》《契訶夫》《在蘇聯文學藝術的園林里》等短文。好的小說都會關注“人類內心的沖突問題”，蘇俄小說就是鮮明的代表，也是其獨立于世界文學之林的有力支撐。這些作品注重心靈感受與感性情緒的表達，強調主觀情感的沉淪與救贖，潛移默化地影響著“蕓齋小說”的創(chuàng)作。

　　追求“藝術與道德并存”

　　孫犁認為在文學創(chuàng)作實踐活動準備階段，需要作家一方面“擴大生活的視野”，另一方面“廣讀深思”，但真正進入文學創(chuàng)作的進程中，則需要處理好“藝術與道德”的關系。他指出，“我們表現生活，反映現實，要衡之以天理，平之以天良。就是說要合乎客觀的實際，而出之以藝術家的真誠”，進而追求“藝術與道德并存”。他還說：“任何時候，正直與誠實都是從事文學工作必備的素質。”“現實主義的作家或作品，都具備一種藝術效果上的高尚情操，表現了作為人的可寶貴的良知良能，表現了對現實生活和歷史事實的嚴肅態(tài)度。”孫犁甚至提出，作家必須具備一個崇高的目的，才能完成一部偉大的著作。這就又涉及作家的人生觀問題。何為作家的人生觀？那就是作家對他所生存的當代社會、政治生活、傳統的倫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的態(tài)度問題。這種態(tài)度又取決于作家的道德，即是否正直與誠實。

　　孫犁在《小說是美育的一種》中更是提出：“小說屬于美學范疇，則作者之用心立意，首先應考慮到這一點。中國古代作者，無論處于太平盛世，或是亂離之年，他們的吟歌，大抵是為民族，為國家，為群眾的幸福前景著想。用心如此，發(fā)為語言文字，無論是歌頌、悲憤、哀怨、悲傷，從內容到形式，都出自美和善的愿望……”

　　“蕓齋小說”中孫犁對知識分子的書寫就鮮明地體現出了“藝術與道德并存”的藝術追求。他慣常采用第一人稱來展開敘事，以“我”的視角來描摹知識分子的各種形態(tài)，有溫情，有私誼，更有堅守，也不乏自私、冷酷、虛偽。孫犁在描摹他們的形態(tài)時采取的敘事姿態(tài)是同情、同理的，甚至秉持著道德的自省。同為知識分子的孫犁帶著復雜的心緒，從時代、社會、道德、倫理著眼，去打量、審視和敘寫著他們的形態(tài)。

　　在《談鏡花水月》中，孫犁自陳有潔癖，“真正的惡人、壞人、小人，我還不愿寫進我的作品。魯迅說，從來沒有人愿意去寫毛毛蟲、痰和字紙簍。一些人進入我的作品，雖然我批評或是諷刺了他的一些方面，我對他們仍然是有感情的，有時還是很依戀的，其中也包括我的親友、家屬和我自己”。他還真誠地表達自己的心跡：“我是一個很平庸的人，有很多弱點。一生之中，長期漂流在外，對家庭沒有負起應盡的責任。自己的不幸遭遇，以及做過的錯事、魯莽事、傻事，都曾使親人焦慮、感傷。到了晚年，時常自責并無掩飾地寫出來，作為臨終前的懺悔。”

　　今年是孫犁誕辰110周年，許多地方和機構都自發(fā)地舉辦紀念活動。隨著時間的推移，孫犁的文學成就，尤其是“蕓齋小說”和“書衣文錄”，越發(fā)為廣大作家、研究者和普通讀者所推崇。孫犁重視“擴大生活的視野”，強調“廣讀深思”，追求“藝術與道德并存”的創(chuàng)作經驗，也日益引起廣大當代文學創(chuàng)作者的共鳴與效仿。孫犁博大而深邃的內心世界、駁雜而豐富的藝術世界，與樸素簡潔的審美追求相互輝映、相映成趣。孫犁本身就是一部厚重耐讀的大書，吸引著一代又一代的讀者義無反顧地投入進去，向著人類靈魂的更深處進發(fā)。

　　《光明日報》（2023年09月06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