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取向，決定了中國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諧格局，決定了中華文化對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開放胸懷。

　　中華文明自古就以開放包容聞名于世，在文明的交流互鑒中不斷煥發新的生命力。近日，“道中華”就此話題專訪了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院長彭勇教授。

　　道中華：中華文明自古就有海納百川的胸懷和氣魄。如何理解中華文明的包容性？其包容性體現在哪些方面？

　　彭勇：對“包容”含義的理解，可從二字的原意說起。

　　據東漢許慎《說文解字》，包，“象人褢妊，巳在中，象子未成形也”，其甲骨文字形像腹中有子，延伸為包裹在一起；容，“盛也”，裝盛，有寬容、允許之意。

　　“包容”在中國古代典籍中出現很早，意思與后來大體一致，即容許、寬容、接納。《史記·樂書第二》記載，黃帝時有《咸池》樂，“《咸池》，備也”，對此“王肅曰：‘包容浸潤行化皆然，故曰備也。’”此處的“包容”，與后世的“包容”語義相近。

　　明嘉靖初，已經退休的刑部尚書林俊上書世宗，請求寬恕大臣，他說“議禮如訟，見各不同，包容之德大也。”認為“包容”是高尚的品德。

　　中華文明的包容性，體現在“求同存異”“和合共生”以及“兼收并蓄”三個不同層面。

　　求同存異，是指不同文化不因其差異而對立起來，而是求大同而存小異；和合共生，是指不同文明類型之間能夠和平相處，和而不同，文明共生；兼收并蓄，就是指在文明交往之中吸收、借鑒其他類型文明中的積極成分，從而增強對自己文化的認同和對其他文明的理解。這不僅是費孝通先生所歸納的不同文明之間共處原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體現，也是推動包括中華文明在內的世界文化繁榮、文明進步的必由之路。

　　道中華：中華文明的包容性對于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發揮了何種作用？各民族的融入融合是否進一步強化了中華文明的包容特質？

　　彭勇：關于中華文明包容性的作用，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明確指出，“突出的包容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取向”。正是中華文明所具有的突出的包容性，使中華民族面對戰爭、分離或入侵時，始終保持著強大的向心力。數千年來，中華民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已結合成相互依存、不能分割的整體，從自在的民族，走向自覺自強自信的民族，變成了團結、統一、強大的民族共同體。

　　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正是一個求同存異、和合共生、兼收并蓄的過程。包容，意味著接納，這是前提，也是最初的交往和交流；交往是基礎，有了包容的可能，有了增進交流、深入交流的機會，相伴相生促進了和合共生、友好相處，又為增進共同性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為最終走向“交融”創造了條件。

　　反過來，中華各民族不斷匯聚融合，又進一步提升了中華文明的包容性。比如，魏晉南北朝和遼宋夏金時期，既是中華民族各政權并立的時期，也是各民族充分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時期。

　　西晉末年，匈奴、鮮卑、羯、氐、羌等族群紛紛登上歷史舞臺，建立政權，中國北方進入了“五胡十六國”的新時期。北朝中的大多數政權是在“五胡”中的某一少數族群主導下建立的，但其中沒有任何一個政權是由單一族群組成的，每個統治集團內部都存在著多元的族屬，其統治疆域內還生活著大量中原人。政權之間的戰爭、分合與并立，不僅沒有阻隔各民族之間的交流和融合，還起到了促進作用。北魏孝文帝改革時期，從平城到洛陽的人口大遷徙，就是民族交流和融合的典范。

　　同樣，在遼宋夏金時期各民族政權戰爭和對立的背后，也呈現出鮮明的內聚性特征，“戰”是統一之戰，“和”也是“兄弟”“君臣”“叔侄”之和，政權之間出現的擬血緣家庭關系，使得各民族政權長期處于“天下一家”的政治空間里。這種包容的政權關系，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各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為此后元朝的統一奠定了基礎。

　　道中華：中華文明的包容性，是否也決定了中國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諧格局？主要有哪些體現？

　　彭勇：佛教作為外來宗教，自傳入中國后就開啟了與中華文化不斷融合的中國化道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佛教中國化呈現出不同的特征，整體而言，它越來越多地與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和道教文化互相吸收借鑒，逐步融合在一起，實現了從“三教可一”到“三教合一”。至宋代，理學思想集其大成，儒釋道融為一體，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

　　作為五岳之一的北岳恒山，是中華民族的重要文化符號。它既是道教、佛教名山，又無處不體現傳統儒家文化元素。山中懸空寺內最高的建筑是三教殿，殿內同時供奉有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儒家創始人孔子和道家始祖老子。

　　伊斯蘭教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也體現了中國化的鮮明特征。元代回回人修纂家譜時注重“根腳”，顯貴的回回家族修撰家傳、明晰祖先身份，是元代身份制社會的產物。入明之后，回回士大夫成為族譜的主要修撰者。清代也有大量回回民眾修纂家譜。一些清真寺旁還立有宗譜碑。信仰伊斯蘭教的回回形成了與儒家文化大致相同的基于人倫的價值和情感，反映出其二者在文化上的交融。

　　明代中后期，耶穌會士來到中國，開啟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新時代。當時活躍在中國的耶穌會士為數不少，最著名的傳教士是利瑪竇，其他比較有名的還有龐迪我、熊三拔、艾儒略、鄧玉函、金尼閣等，他們分別來自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瑞士、德國、法國和比利時等國。這些傳教士把西方早期近代科技文化介紹給中國，又將中華文化傳播到歐洲，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歐洲近代化進程。

　　道中華：中華文明的包容性對于世界多元文明和諧相處和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有何啟示？

　　彭勇：自古以來，中華文明以其開放包容的特性而聞名于世。在中華大地上，多樣文明相互交流、互相借鑒，不僅促進了中華文明的不斷發展，同時對世界文明進程也產生了深遠影響。

　　今年，是“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周年。十年來，150多個國家和30多個國際組織參與共建“一帶一路”，搭建起全球規模最大的經濟合作平臺，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原則得到廣泛實踐，開放綠色連接理念深入人心。“一帶一路”倡議旨在促進不同國家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它的提出和成功實踐正是源于中華文化“天下大同”的理念，基于中華文明開放包容的特性。

　　我國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重大倡議，為人類社會發展進步明確了方向。近年，我國又先后提出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等，展現推動共同發展繁榮的中國智慧。“開放包容、共同發展、共同繁榮”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理念內涵。就精神實質而言，這不僅僅是“多元”和“不同”之間的融合與包容，更強調包容開放基礎上的“共同發展與共同繁榮”。

　　當前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從新冠肺炎疫情到俄烏沖突，再到世界經濟不景氣，國際社會正面臨著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風險。但與此同時，少數大國單邊主義、霸權主義、保護主義盛行，在參與全球治理過程中固守文明沖突、冷戰思維、零和博弈等陳舊觀念。

　　全球性威脅和挑戰需要強有力的全球性應對，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推動構建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推動包容發展、創新發展、開放發展，促進和而不同的文化交流，迫在眉睫。中國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呈現出完全不同于西方“文明沖突論”的中國主張和中國方案，是世界多元文明和諧相處和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啟示。

　　受訪者簡介：

　　彭勇，歷史學博士，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